\”7.5\”及此后连续多日的新疆民族骚乱,有其远因和近因。远因是相当复杂的,在这篇短文中无法涉及;近因则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谣言惑众,以讹传讹,人们相信流言飞语的程度超过了相信政府和媒体。

\”6.26\”韶关事件,源于所谓新疆藉员工\”屡次强奸汉族女性\”的谣传。即使在官方出面辟谣后,许多人仍然不相信,坚持认为官方是根据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的一贯政策,隐瞒了事实真相。

\”7.5\”乌鲁木齐事件,则是对上述事件的回应,其中最具有号召力的,也是关于\”新疆藉女工被强奸\”的谣传。据《明报》记者报道,他们采访的一名维族餐馆女老板,\”至今仍听信族人中流传指有维族女孩在广东韶关被强奸的谣言\”,\”反而官方公布的情况,她却完全不信\”。

中国缺乏具有公信力的新闻媒体,缺乏对于突发事件的迅即、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是一系列民众骚乱与民族骚乱的显见原因,不仅仅见于韶关事件和乌鲁木齐事件,也见于此前的石首事件等。石首事件与民族关系无关,因为一名青年厨师的\”非正常死亡\”,在约10万人口的县城,就引发了数万民众聚集,近万警力涉入。

公信力的概念源于英文词Accountability。黄晓芳在《公信力与媒介的权威性》中将\”公信力\”定义为\”媒介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在社会中有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媒介自身魅力\”。郑保卫、唐远清在《试论新闻传媒的公信力》中的定义是:\”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是新闻传媒能够获得受众信任的能力,反映了新闻传媒以新闻报道为主体的信息产品被受众认可,信任乃至赞美的程度。\”\”公信力\”的核心是信任、信赖,而这种信任的主体是受众,媒介公信力建立在受众对媒体的信用体验和认定的基础上。

中国曾经有过像1949年以前《大公报》这样具有高度公信力的媒体。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中宣部,用钱和权都制造不出能够取代《大公报》的媒体。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相信(尽管并不喜欢)《大公报》,当他们对自己的宣传部门和特务机关有怀疑的时候,就要依靠《大公报》来了解事实真相。《大公报》奉行\”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总编辑张季鸾的解释是:\”曰不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曰不卖: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以金钱所左右。曰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它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曰不盲:夫随声附和,是为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限于盲。\”

一个有公信力的媒体,是国之重器和瑰宝。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媒体,是该国人民的福气。美国的民众和政治家宁肯让尼克松总统下台,也要保护《纽约时报》的公信力。在美国,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媒体的公信力,远远超过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公信力。而中国曾经拥有自己的《纽约时报》–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却不知道珍惜,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殇\”。

1978年前后,胡绩伟、王若水等人领导下的《人民日报》,勇敢地报道了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真相,连续发表了《人民万岁》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评论文章。他们基于\”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信念,以自己的行动逐渐取得了民众的信任,但是却惹恼了中共的保守派。胡绩伟、王若水等人被撤职,在\”六四\”以后,该报的领导层和编辑层被\”一锅端\”。现在,《人民日报》虽然依靠公费订阅而保持了一定的订数,但是又有几个人看呢?更不要说信任了。

1980年代后期,半体制、半民间的报纸–以钦本立为总编辑《世界经济导报》和以何家栋为总编辑的《经济学周报》–逐渐成长为具有公信力的媒体。两报能够及时反映改革中的新问题与新思路,刊登对于现行政策的批评意见,发布由民间组织的民意测验结果,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高层、中层和基层的党政干部也开始将其视为真实消息的重要来源,但是却被中共宣传部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被陈希同之流诬指为\”动乱之源\”。两报在\”六四\”后被查封,主要负责人均被判刑、监禁、审查和处分。

1990年代以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异军突起,以真实的报道和公正的评论赢得了读者,成为舆论界新的重镇。但是,它们却屡遭整肃,编辑被撤换,锐气被挫折,但是有些\”党国\”的爪牙还觉得不解气,给它们罗织种种罪名,不置之于死地绝不罢休。

从宣传部门的角度来说,践踏和摧残有公信力的媒体,是一种自我保护措施。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这绝对是一种自毁长城的举动。\”7.5\”以后,中国最高当局迅速邀请国外媒体进入新疆采访,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有公信力的独立媒体,在平息谣言和骚乱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应当指出,由于语言、文化背景、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纽约时报》取代不了《大公报》式的媒体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

保护和扶植有公信力的中国媒体,是保护和发展中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迫切需要,是中国政治进步的当务之急。

200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