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溅雪：毛泽东建国有功吗？（七）：毛和中共夺取政权带来的后果之六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后，虽然周在此事件中表现得象狗一样对毛竭尽忠心[註：17]，毛也象对狗一样赏了一根骨头给周(毛指示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凡讨论重要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在尼克松、基辛格访华这件事中，周更是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谒力贬低自已。但生性多疑的毛对周仍不放心，因林死以后，毛实现家天下建立永续不绝的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礙─党政军的各级老干们不是被打倒，剝夺了手中的权力，就是被毛通过红卫兵、专案组整得服服贴贴(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毛认为他们都已不能、或不会对毛的权威和所作所为构成威胁了。只有周由于善于伪装、善于两面三刀、善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善于作秀；又具备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在那个真实资讯因毛和中共一贯十分严格的控制和严格的保宻制度而十分匮乏的时代，周在许多党政军老干中(包括许多毛通过周把他们整得死去活来的党政军老干们在内)、在不明真像的许多民众中还享有很高的声望，而这正是毛最为忌惮的。毛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的威望和势力坐大，毛早就想把周打倒，以消除这个最后的障礙。

但毛一时苦于找不到一个能替代周应付庞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因毛所依靠的那些文革新贵们[註：18]没有一个具备处理庞杂内政、外交事务的能力和经验。此时的毛，想到了那个和刘少奇一起被他打倒，但毛因他多次在中共内斗的关键时刻站在毛一边，而给他留了一条后路的邓小平。在林彪刚一死，邓立即写信给毛，向毛表忠心，支持毛对林彪集团的打击清洗、歌颂毛的英明伟大；接着又对自已反党、反毛、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向毛作深刻檢讨；并表示自己希望重新出来，在毛的英明领导之下为党和国家做点工作。

这正合毛的心意，因为邓不仅具备处理庞杂内政、外交事务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对军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具备指挥军队的经验和能力。邓的“深刻檢讨”让毛以为有这一把柄抓在自己手里，邓只能服服贴贴、尽心尽力为辅佐毛家王朝而努力工作，否则隨时可以将邓再次打倒。

1972年初毛借出席陈毅追悼会的机会，把反击“二月逆流”打击老干、老帅们的责任推到林彪、陈伯达和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头上；毛又宣称：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重新起用邓作出铺垫。

毛之所以决定重新起用邓，是想利用邓来制衡周，以防止周的权力和威望过大，对毛构成威胁。毛认为他将邓从绝境中拉回，邓必定对毛感恩载德，死心踏地辅佐江青、毛远新继承毛氏大统。这样就可以在必要时将周打倒，以邓取代周。

这年8月毛通过对邓写给他的表示效忠和深刻检讨的信上的批示，明确表达了要重新起用邓的意思，周只好按毛的意思进行一些具体的安排。此事一直的被周拖到1973年3月才根据毛的决定，中共政治局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在这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邓被“选”为中央委员。

毛在林死后之所以没有马上把尾大不掉的周搞掉，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前面说到的毛一时从他的亲信之中找不到一个可以幫毛处理厐杂的内政、外交事务的替手；二是：邓的复出因受周的有意拖延、暗中阻挠(精明狡诈、对毛的卸磨杀驴手法有深切了解的周十分清楚，一旦他被邓取代，那么等待他的就是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结局)，直到1973年中邓才正式复出，主持周手里的一些工作；三是：1972年5月周被确诊为膀胱癌初期，当时如按专家意见，及时手术切除治癒率很高。但毛知道后，连忙指示：对周及其夫人保宻、不检查、不开刀、加强护理和营养。这等于是让周坐等癌症扩散不治身亡(周后来的结局果然如此)。这样不仅可以使周死在毛的前面，不能对毛死后的江青、毛远新构成威胁；而且还不必像对待刘、林那样动手把周搞掉，使自己少遭一次兔死狗烹的骂名。

毛为了让新复出的邓迅速取代气数将尽的周，于1973年12月12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提议邓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并表示了对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工作的周、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劍英的不满。

12月22日毛还提议邓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5年元月毛又提升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仍兼总参谋长。毛还罕见地称赞邓“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強”。毛又要邓在周治病期间代行总理职责。毛对邓可以说是恩泽有加，又因毛手中握有邓认罪、认错的检讨信的把柄在手，毛自以为邓从此便会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毛一心指望他对邓的恩泽，能换取邓对毛氏王朝的忠心。在他死后邓必将死心踏地地辅佐江青、毛远新，完成毛由党天下到毛家天下的转換的心愿。

一向精明但已年老昏聩的毛，这一次却看走了眼。邓是一个只能在毛一人之下，而不能在其他任何人之下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在邓的心目中，一旦毛嗚呼哀哉之后，中共的江山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能力上看，落入自己的手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事。邓被毛恢复并提升多种领导职务之后，踌躇满志的邓，为树立自已的威望和挽救濒临崩溃的政治经济局面，开始着手进行一系列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以便为自己的“接班”作准备。这必然与毛的本意相抵触，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已在所难免。

邓复出不久，即与以毛为后台的江青等“文革”新贵们多次发生冲突。此时的邓自认为周已不能视事，毛年事已高，又重病纏身，许多事已力不从心。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不论是资历还是能力都不能与自己相比。所以邓误认为毛已离不开他。邓到此时还没有看清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目的是要从党天下转为毛氏天下，邓还以为毛让他复出，是要把中共的江山(实际上是毛的江山)传给他。

邓复出主持工作之后，把工作重点放在恢复和整顿国民经济方面。他提出要在1980年建成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二十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注：19]。邓在他主持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很少提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林批孔”(实为批周)、“反修防修”……等“文革”内容。

这令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大为不滿，他们立即在国内掀起一场矛头指向周、邓的“反经验主义”运动。江青公开宣称：“党内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等文革派对邓的攻击和对邓整顿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干扰，引起了邓的不滿，邓将此情况亲自反映到毛那里。毛此时仍未放弃利用邓辅佐毛氏王朝的幻想。毛利用1975年5月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机会继续对邓进行拉拢。毛一面表示支持邓的做法；一面假意批评江青的批“经验主义”，要江团结邓，不要搞“四人帮”；一面趁机打击重病中的周；毛还旧事重提称邓是毛派的代表。会后毛还要江亲自登门与邓谈心认错，但并未取得邓对江的支持。毛的这一手令邓更加相信毛已离不开他，毛死后毛的江山非他莫属。

毛自1972年2月因肺心病发作大病一场之后，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毛自知来日无多。此时毛最担心的是自林死后周已成为他实现由党天下向毛氏天下转变的最大障碍。尽管周在毛面前表现得像一条没有骨头的狗一样对毛逆来顺受、百依百顺，但深知周的阴险、园滑、狡诈、两面三刀的毛，仍怀疑周在他面前的表现都只是假象，而且周始终没有重大把柄被毛抓在手里(除了在党内早已有了定论的“伍豪事件”之外)[注：20]。毛最怕自已死在周的前面(在周被查出患癌症之前，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毛知道他在世时可以镇住周，一旦他死后无论是在党内、国内的影响力、声望、人脉和能力，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都无法与周相比，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毛氏天下据为己有，而将江青、毛远新等文革新贵打倒。于是毛一方面促成邓的复出以取代周；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对周的打击与迫害。

毛继续拖延、阻挠对周的癌症进行积极的治疗，直至周的癌症已扩散才同意对周进行手术治疗，但为时已晚，周的病情日益恶化。为了加速周的死亡，在周染病期间，不让周休息仍让周主持繁杂的国内、国际事务以消耗其精力。同时毛为了对周施加精神上的压力，以加速周的死亡，毛把周奉他的联美抗苏的旨意而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进行的会谈，说成是周推行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路线”。1973年7月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传达了毛的上述指示，对周进行批判，周吓得连忙向毛作出书面检讨。

同年11月周与来访的基辛格会谈，毛指责周未请示他自作主张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为此毛召开会议对周进行批判，会上江青攻击周“是右倾投降主义、给美国人下跪、丧权辱国、蒙骗主席(指毛)”。这一次自知来日无多的周终于忍无可忍拍着桌子对江叫道：“我一生犯过许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如果是在毛面前周绝对没有这个胆量敢对毛拍桌子)。这引起一心要提高江青威望以便接自己班的毛的震怒，毛立即下令扩大批周会议的规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斗争己重病纒身的周。会上文革新贵们指责周自作主张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外交部搞独立王国、害怕苏联、如果苏联打过来周要当苏联的儿皇帝、在1972年毛重病期间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毛为了拉拢邓和挑拨周邓的矛盾，还特意要邓参加对周的批斗会，邓为表现自己紧艰毛，在会上攻击周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又可及，希望你十分警惕这一点”。又专门成立以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对周进行批斗“帮助”，并责令周亲自写检讨，不得由他人代笔。周被迫写了一份对自己的错误上纲上线的“深刻检讨”才得以过关。这一次批斗，毛达到了把周搞臭的目的，以致与会人员都不敢与周打招呼。

到1974年初，毛又发动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借机大肆宣扬吕后、武则天等所谓“法家皇后”，为江青继承毛氏江山作舆论准备。此前的1973年中共十大召开前，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的名单时，毛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露骨地表达了毛要建立毛家世袭天下的意图。

在1975年8月的批《水浒》运动中毛还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赞扬江青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

本来周为了讨好毛，批准意大利共产党员摄影家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一部颂扬“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不料此人暗地里却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大陆贫穷落后真实面貌的纪录片，揭了毛和中共的老底。在国际上对毛和中共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文革新贵们指责安东尼奥尼是间谍，批准他来华拍摄的周是汉奸。为了把批林批孔的矛头转向周，毛指示文革新贵王海容说：“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王带着毛的指示组织人马批周。

毛又指示江青提出批“宰相大儒”，全国各地刋登一系列批宰相的文章，含沙射影攻击周为现代大儒，这些都对周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加速了周健康状况的恶化，这正是毛要达到的目的。

到1975年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毛，生怕自己死在周的前面，所以对已病入膏肓的周仍不放过。在这年8月中旬毛借批判《水浒》为名说：“宋江(暗指周)投降，搞修正主又，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指周对美国奉行投降主义)”。江青更明确地说：“(主席)评《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主席(指周、邓)”。面对这样的攻击、指责，周不仅仍然保持一贯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而且还拿自己的眼睛为毛试验一种新眼药水，以此向毛表示忠心。尽管周如此下作的表现，仍未能引起毛对他的一丝一毫怜悯。毛于1974年和1975年翻出三十年代周支持王明、博古反对毛的老帐，和“伍豪事件”对周进行打击，指责周一贯反对毛的路线和叛党投降，使周对此耿耿于怀。以致1975年9月20日周进行最后一次手术，被推进手术室大门前，周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高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1月8日毛的忠实走狗和帮凶、罪恶累累的周终于走完了他卑鄙、猥琐、园滑、伪善、阴险、狡诈、无耻和凶残的一生。毛终于如愿以偿，使周死在了他的前面。

坏事做尽的周害怕他死后被人掘墓扬灰，死前要求不保留骨灰，得到毛和中共的批准。周死后毛拒绝参加周的追悼会，以此对周进行最后的羞辱。

邓借毛的三项指示：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1975年5月召开的钢铁座谈会上提出：今后的一切工作都要以毛的这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邓的纲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自已接毛的江山打下基础，而毛一贯倡导的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邓、毛奉行的完全是两条不同的路线。毛和邓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最后分道扬镖己是不可避免的事。

邓自以为毛和中共都离不开自己，一心恢复整顿国民经济，以为自己接管毛和中共的江山打下基础；毛却一再拉拢提携邓，想让邓死心踏地地先辅佐江青，后辅佐毛远新继承毛氏江山延绵不绝。毛、邓二人各怀鬼胎，到他们都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之后，矛盾和斗争必将一触即发发。

由于周内心虽凶残歹毒、阴险狡诈、卑鄙无耻，但他十分善于伪装、和作秀，为人处世又园滑、八面玲珑。所以周外表上总装出一副文质彬彬、对人亲切关怀的样子；周虽然私下里穷奢极侈，但外表上却总是表现得艰苦朴素的样子，工作上也显得勤勤恳恳。在那个资讯匮乏又惯于对民众保宻，和惯于误导民众的时代，周伪装出来的表象蒙骗了许多民众(包括许多深受其害的知识份子和党、政、军干部在内)。以致周死后，许多身受其害而不明真像的民众如丧考妣痛哭不已。到这年的清明节前后，被周的假象蒙蔽的大批民众聚集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的名义发洩对毛、对中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滿。民众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运动(后称之为“天安门事件”)。4月4日晚政治局开会，认定天安门广场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是“反革命事件”。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抓反革命，认定邓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讨论撤销邓的一切职务和开除邓的党籍。

毛远新向当毛报告天安门的情况，和政治局开会的处理意见时，毛说：(民众)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春桥)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指邓)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翻文化大革命。毛决定对天安门游行示威民众进行镇压。4月5日晚当局派出5个营的部队、三千公安干警、一万民兵全部着便装对尚未撤离广场的民众进行殴打、抓捕，造成多人死伤和约400人被以反革命罪抓捕并被判刑。事后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遭批判、斗争的民众不计其数。

4月7日毛通过毛远新指示：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由华国锋任总理兼央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之所以不顾江青等文革新贵的反对，把能力平平的华国锋提到总理和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置上，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毛认为华老实对自己忠心耿耿；二是：华是一个老干们和文革新贵都能接受的过渡人物，双方都认为华老实容易控制，毛认为他可以以华为过渡，轻易地把自己的天下先转交给江，然后再转交给他的侄儿毛远新，这样就可以顺利地将党天下转变为毛家天下。如果此时直接把总理的位子交给張春桥，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子交给江青，不仅会引起老干们的抵制，而且将召致广大干部民众的不滿。刚刚爆发的“天安门事件”让毛对此一作法不得不有所顾忌。

然而由于江自恃有毛做后台，处处显得盛气凌人，骄横霸道，从不把华国锋、邓小平、叶劍英、汪东兴、李先念……等老干们放在眼里，令他们对江无法忍受。江的表现，就为毛死后她被华、叶、汪、李……等联手将以她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搞下台种下了祸根。
一直到1975年年中，毛都没有放弃拉拢邓死心踏地地辅佐他去世后的毛家王朝的的努力。然而自以为周重病纒身，已不久于人世，毛已离不开自己，毛和中共的江山只有自己才有资格有能力继承的邓，为打好继承江山的基础，而进行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到1975年已初见成效。此时的邓仍不把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放在眼里，一心进行国民经济和军队的治理整顿。邓绝口不提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也很少提及阶级斗争、批林批孔、路线斗争……。

这令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大为不滿。他们通过这年10月初才调到毛身边，任毛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的毛远新[注：21]到毛那里告邓的状。11月2日毛远新在汇报情况时对毛说：他(指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实际上只剩下一项指示，即把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现反复。毛听后心情沉重，他要搞清邓对“文化大革命”到府是什么态度，于是要毛远新与汪东兴、陈锡联一起找邓面谈，把毛远新的话当面向邓说，看看邓的反应。面谈时，自以为毛已离不开自己、又有叶劍英、李先念、万里……等老干支持而有恃无恐的邓，对自己不批十七年来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辩称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自己复出后的工作评价邓说：从九号文件(指1975年3月5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可以想想嘛。(在这一点上)我与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既无认错的表示，又不称赞“文化大革命。毛知道后对拉拢邓辅佐毛氏王朝仍未死心，在这年11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在与毛远新、汪东兴、陈锡联谈话之后，见毛仍对他进行拉拢，这使邓进一步加強了毛已离不开自己，要把中共的江山传给自已的错觉。因此邓找借口惋拒由自已主持起草这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直到此时，毛才对拉拢邓来辅佐毛氏王朝彻底绝望。但毛苦于一时找不到能帮他处理国内外繁杂具体事务的帮手以顶替邓，于是毛决定先打击一下邓的气焰，警告一下邓，让邓老老实实，暂时仍利用邓帮自己处理国内外具体事务，等找到合适的辅政大臣之后，再将邓彻底打倒。毛决定在全国范围之内发起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邓知道这场运动是针对自己来的。11月下旬中央召开“打招呼”会，会仍由邓主持，由邓在会上宣读毛批准的《打招乎的讲话要点》，其中多处矛头直指邓，其中如：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注：22]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指邓等)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总是要祘“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这个《打招呼讲话要点》，于该年11月26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往全国各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使邓刚见成效的对国民经济的恢复整顿工作陷入停顿。

这年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由邓主持的批邓会议，会上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猛烈批斗邓，否定邓复出以后主持的治理整顿工作，说治理整顿是翻案，是复辟资本主义。12月20日邓被迫在会上作检讨。邓的检讨虽名为检讨实为为自己的治理整顿工作辩护。

1976年1月20日邓写信给毛以辞去自己主持的中央日常工作责任对毛进行要狭。由于毛一时实在找出一个人来顶替邓，毛只好暂时忍让，毛指示毛远新：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仍应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邓的工作可以减少，但不应让他停止工作。1976年1月底毛剥夺了邓代理国务院总理的第一副总理职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和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仅让邓专管外事工作。

毛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此时周已于1月8日病故)、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又強迫叶劍英“生病休息”提拔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2月25日毛指使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实际就是代表毛)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公开号召：“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3月25日江青召集12个省自治区领导人会议，会上，江攻击邓是谣言公司总经理、大汉奸、代表买办地主阶级利益，还称邓是国际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人，要共同对敌，就是对邓小平。因毛称江可以挑大旗，江此时已自比为武则天、吕后。江在这次会上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又有人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载帽子的皇帝，实际政权掌握在她手里。誹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天安门事件”后，邓才认识到毛要他复出，并加以提拔重用，不是要把毛的江山传给他，而是要他当毛氏王朝的辅政大臣，先辅佐江青过渡，最终的目的是要他辅佐毛远新，稳住毛家天下，以完成毛氏王朝由毛经江青过渡到毛的宗亲毛远新的传承。一心效法秦始皇的毛，要把自已当作毛始皇，一代一代永不绝续地传承下去。因为毛认为只有这样，自己的深重罪孽才可以长期对民众隐瞒下去、才可以不遭追究，并将这些史无前例的罪孽推到别人的头上。

然而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一心想建立家天下的毛，他的命运连秦始皇都不如，秦始皇死后，好歹还将他的家天下传到了秦二世手里搞了四年，秦朝才被推翻。然而毛死后还不到一个月，毛的家天下便被华国锋、叶劍英、汪东兴等人发动的一场宮庭政变所推翻。

“天安门事件”后，毛也清楚地意识到邓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死心踏地地成为毛氏王朝的托孤辅政大臣，邓是想自己继承毛的江山。所以才有4月7日毛指示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和《关于任命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的出台。

然而毛之所以没有把邓象对刘少奇、林彪那样置于死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自彭德怀、林彪死后邓已成为除毛以外，对军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实力人物。毛耽心如果此时将邓置于死地，将激起早已被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整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高级将领们狗急跳墙发动兵变，断送自己的江山。而此时毛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没有一个人能镇得住军队，而毛本人早已因濒临死亡而力不从心。其二是：声势浩大的“天安们事件”让毛清醒地意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以及周、邓在民众中巨大的影响力。

这种局势使毛对今后政局的变化有所忧虑。毛害怕他死后，万一今后在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他所依靠的文革新贵们是无法控制局面的，到那时，还得依靠邓来收拾残局。由于毛深知自己所干的几乎所有坏事、对国家对民众所犯下的所有滔天罪行，邓都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和实施者。而且在中共历次的狗咬狗式的、你死我活的内斗中，邓都是站在毛一边。所以毛有把握地认为：今后万一不能顺利把天下交到江青、毛远新手里，交到邓手里也比交到其他人手里要好。

毛知道今后万一出现变局，邓掌权后，邓决不敢抛弃毛和中共这两块招牌，因邓若否定毛和中共就等于否定邓自己，以毛对邓的了解，毛预计邓决不会这样干，这样毛的“英名”仍将继续保留，罪行也不会遭到彻底的清祘(“文革”后邓再次复出并独揽大权后的所作所为证实了毛的预见)。毛基于以上的考虑，在邓被撤销一切职务的同时，仍保留了邓的党藉以观后效之后，并没有找借口马上把邓弄死，而是命汪东兴将邓以“保护”的名义软禁在一个秘密处所，断绝邓与外界的联系，以消除他的影响力。今后如果毛顺利实现将党天下转化成毛家天下，将江山经江青传到毛远新手里时，再找借口将邓处决；如果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再重新起用邓来为毛和中共收拾残局。

1976年6月15日自知来日无多的毛，召集华国锋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在一起，毛对他们说：“……我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们赶到那么几个海島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祘进了紫禁城……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在这里把与蒋斗几十年，终于打进北京，总祘进了紫金城，当上了毛始皇，当成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此时，毛终于把所谓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放中国的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之类美冠冕堂皇的外衣都抛弃了，赤裸裸地表明了他所谓的“革命”就是与蒋斗了几十年，打进了北京，总祘进了紫金城(后面还有一句“坐上了金銮殿”毛不好意思直说)，实现了自己的封建帝王梦。毛在这里对“抗战八年”没有作过多的吹噓，如果真如毛和中共一贯次嘘的那样，毛领导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毛和中共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对这样的盖世奇功毛是不会不自我吹嘘一番的。因为毛和中共在“八年抗战”其间奉行的政策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利用抗日战爭坐大的政策，不仅如此，在抗战期间毛还指使饒漱石、潘汉年、楊帆……等与日寇和汪伪政权勾结，彼此暗通款曲，互通情报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日军民，难怪毛不止一次在接见日本政要时感谢、美化日本的对华侵略战爭。

“天安门事件”终于使一直沉缅于“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深得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幻象中的毛，终于清醒地认识到：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毛开始认识到要把自己的江山顺利交到江青、毛远新手里已经没有多少把握了。毛已意识到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最后毛不得不发出“你们(指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新贵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的哀叹。
尽管如此，毛仍未放弃由党天下转化为毛家世袭天下的努力。据毛远新、张玉鳳、姚文元等人的回忆，自“天安门事件”后，毛多次向他们提及毛去世后领导班子的名单，其中有一份为：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另一份名单及排列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1976年7月15日毛趁自己死前最后的清醒时间，在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张玉凤时，毛公佈了他最后确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和排列顺序是：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张玉凤。由毛提出的这几份名单可以看出越到后来毛对毛家以外的人越不放心，到最后连经过江青过渡到毛远新都不放心。最后两份名单显示出毛已决意直接把毛氏江山传给毛远新，而不经江青过渡。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毛在最后提出的这份名单中，竟然荒唐地把他的姘头、准夫人张玉凤也列入政治局常委名单内。

毛在临终前少有的清醒时间内，最后确定的这份接班人的名单，终于彻底暴露了毛不惜发动禍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打倒阻碍他把政权传给毛远新的所有老干们或把他们整服成为毛家王朝的忠实臣仆。最终现实毛建立世代相传的毛氏王朝的梦想，就像金日成在北朝鲜建立的世代相传的金氏王朝一样。

２０１６年６月４日写完于望春轩
[註：17]：周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没有骨气、在毛面前行为猥琐低声下气极尽阿腴奉承之能事、经常主动为毛的错误和罪行承担责任，甚至不惜把屎盆往自己头上扣，不分是非对错主动充当毛的打手的单鄙小人，他试图以此求得毛的欢心和避免遭毛的清洗，周在毛面前的表现，让毛都感到恶心，毛从内心深处鄙视周，把周当作一条毛要它咬谁就咬谁的狗。
[註：18]：文革新贵是指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迅速登上政治舞台高端的那些毛所依靠、所信任的政治人物如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王力、戚本禹、关锋……等。其中王力、戚本禹、关锋、陈伯达等先后被毛以各种借口打倒。
[注：19]：“四化”是指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注：20]：1931年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导致许多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周恩来等侥幸逃脱。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各大报分别刋登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啓事》，伍豪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本人及中共均称此啓事系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但到文革后期毛为打倒周和向周施压，重提此事以指责周有叛党嫌疑。
[注：21］：毛远新，毛泽东的亲侄儿，1941年生1960年进清华大学后转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入伍。文革开始组织“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成为红卫兵领袖。27岁被毛任命为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一心想把他当作继承毛氏江山的接班人，为达此目的1975年10月10日，老眼昏花的毛，将他调到身边担任毛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人，负责向毛反映情况和向政治局时达毛的指示，有时也坐在主席位子上代毛主持政治局会议，作为毛家天下的正式继承人培养，文革后被判刑17年。
[注：22]：指清华大学刘氷等人向中央写信，告毛派往清华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迟群和谢静宜的状一事。毛指责写信的人：动机不纯，想打倒池、谢二人。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