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兰德就很难理解美国精神
长假的午后在书店游逛，竟然发现了安·兰德（AynRand）的作品，多少有些惊讶于出版人的见识。这次由三辉图书公司策划、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的三种中译本是：《通向明天的唯一道路—安·兰德专栏集粹》，《给新知识分子》以及《理性的声音：论客观主义哲学》。毕竟，我们“文化贩卖行业”中还有老辣的眼力，没有放过这样独特的文本，这样一个标本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一个传奇般的女人。
安·兰德究竟是谁？在中国没有听说这个名字的人或许很多，但很少有人会不知道美国联储局的“长老”格林斯潘。而格林斯潘对兰德的关系几乎可以用一个词形容，那就是“崇拜”。40多年前，格林斯潘在人生和事业上都还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一日读到兰德的书忽然茅塞顿开，从此奉为精神偶像。后来与兰德结识，保持了15年的友谊与合作关系，其生涯也一路“康庄大道”。仅在这个意义上，不了解兰德就很难理解美国精神，无论是要“献媚”、合作还是抵抗。
兰德于1905年出生于俄国，1926年流亡美国。经过短短几年，她以非母语的英文写作在好莱坞电影圈和百老汇戏剧界成名，后来又通过报纸专栏、小说和哲学作品成为影响卓著的公共知识分子。1982年兰德去世，但她在美国公共文化中的影响却毫无衰减。她的弟子与一批忠实的追随者于1985年创立了“兰德学院”，至今仍然非常活跃。她的著作在去年销售达40万册。1991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月读俱乐部”联合主持的一项读者调查，兰德的哲学性小说《阿拉斯耸耸肩》（AtlasShrugged）在“历史上影响力”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圣经》。1997年出品的长达两小时的记录片《兰德：一种生命感》（AynRand:ASenseofLife），记述了她一生传奇般的经历，此片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奖提名。
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当然，细说兰德会引出一大堆麻烦问题，首先是她的身份暧昧、难以标签。小说家、戏剧家、专栏作家、哲学家或者“偶像型”知识分子，都和她沾边却都不尽确切。更麻烦的是，在“读以致用”的年代很难避免的问题是，她的书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
我们的确不知道，对于建制化的所谓中国学术界来说，兰德还有什么启示意义。依着她的性情与风格是绝无可能在任何“课题项目”中挣到一点“工分”的。她宣称，“我的哲学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人作为英雄存在的观念，以他自己的幸福作为他生活的道德目标，以创造性的成就作为他最高贵的活动，以理性作为他唯一的绝对。”这种观念与当今西方学院派的反本质、反理性、反崇高的后现代文化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就学术资源而言，我们也不敢判断她曾风靡20年的“客观主义哲学”是否已经过时，或者本来就是一条死路。
然而，作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兰德无疑是令人惊叹的。她毁灭了一个所谓“批判知识分子必为左派”的神话。对她而言，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反对蒙昧之外无须服从任何意识形态的禁忌。她是极权主义最勇猛的批判者，是经典资本主义最露骨的辩护者，是“以自私为美德”的最热烈的倡导者。但这绝不意味着她是现存权力秩序的附庸。恰恰相反，她在对罗斯福新政到肯尼迪福利主义长期而激烈抨击中，扮演了一个激进的“异议”人士角色。对于已经被“左右之争”的僵化模式拖入泥潭的中国公共思想界来说，兰德“激进而右翼”的批判话语似乎别有一种警策意义。说到底，“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如果失去了“智性”（intellectuality）品格，便是根本性的自我迷失。没有独特的睿智与洞见，无论摆出什么道德姿态，无论在“划线站队”中标榜什么立场，都与知识分子的本意无关。
在兰德的著作中，我们随处可见那种将“进步”、“保守”与“反动”观点混合一体的奇谈怪论。“每个试图奴役一个国家的运动，每一种独裁或潜在的独裁，都需要某些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用作民族困境得以归咎的原因，用作独裁权力的正当借口。在苏维埃俄国，这个替罪羊是资产阶级，在纳粹德国是犹太人，而在美国则是商人”（《资本主义：未知的理想》）。兰德桀骜不驯的人格与敏锐犀利的文风，令人想起她的同龄人汉娜·阿伦德。虽然她们分属学院内外，彼此也并无交往，却一同被视为“重写世界的女性思想家”（见200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Passionate Minds:Women Rewriting the World）。
她的性情与激情
就人生而论，兰德作为一个“性情女人”敢于在最私密的生活领域中实践自己的哲学。1999年出品的故事片《兰德的激情》（The PassionOf AynRand），记述了她与纳撒尼尔·布兰顿之间非同寻常的感情历险。
纳撒尼尔从14岁开始就是兰德的崇拜者，后来成为她的“私塾弟子”。他常常与未婚妻（后来的妻子）巴巴拉一起到兰德家做客，与兰德的丈夫弗兰克也成为熟知。交往从密的两对夫妇分属师生两代，但兰德与纳撒尼尔从彼此的欣赏与倾慕中生出了不可抑制的爱情。这不只是“师生恋”，也不只是“婚外恋”。因为兰德比纳撒尼尔年长25岁，这还是男女年龄“倒错”的“代际之恋”。
这三重危险的因素不仅没有使兰德退却，反而使她做出了更为铤而走险的选择：在相互表白后的当天，她就说服纳撒尼尔向各自的伴侣公开了他们的感情。她对巴巴拉说，“这并不意味着纳撒尼尔不爱你，或者我不爱弗兰克，你必须理解这一点。”经过短暂的犹豫，4人达成了一项难以置信的“安排”协议：保持各自的婚姻，但兰德和纳撒尼尔每周可以有一天“私密幽会”。
如果说萨特与波伏瓦是出于他们共同信奉的“自由选择哲学”而邀请那位“女宾客”与他们同住，那么兰德的“安排”也有她自己哲学上的“正当理由”。首先，在兰德的哲学中，自私是一种美德，爱情也只有自私才是道德的。你之所以爱一个人是因为他（她）具有一种品质，使你从中获得自私的快乐，这种快乐正是你对爱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赞美和回报。而所谓“无私的爱”意味着你从爱人那里无法获得自己的快乐或幸福，你感受的只是怜悯与自我牺牲，而这对于所爱的人是一种羞辱，是不道德的。其次，自私作为道德原则，必须是公开和坦诚，因此“偷情”是不可接受的。
兰德和纳撒尼尔都信奉这种道德原则，如果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爱情却要无私地为他人牺牲放弃，或者以偷情模式来维系，那么他们就违背了自己的哲学，也就背叛了自己，他们将不再“是其所是”。而他们各自的伴侣如果是因为他们“是其所是”而爱、而获得快乐、而嫁娶他们，那又有什么理由拒绝这种“安排”呢？
这场极端的爱情实验令人惊讶地持续了几年，直到纳撒尼尔陷入了与一个年轻女子帕翠西娅的秘密恋情。被激怒的兰德与纳撒尼尔愤然绝交。后来，纳撒尼尔也与巴巴拉离婚，娶帕翠西娅为妻。在兰德去世之后，纳撒尼尔与巴巴拉分别发表回忆录，其中以大量篇幅描述这段感情经历。兰德本人永远失去了回应的可能，而电影正是根据巴巴拉的同名传记作品改编，因此在许多兰德的崇拜者看来，电影所作的阐释带有极大的偏见。
我们难以辨别的是，兰德决定与纳撒尼尔绝交，是一个女人的疯狂嫉妒所致，还是因为纳撒尼尔的隐瞒违背了“坦诚”这一道德原则。许多评论者都发现，在个人生活中，兰德时而显露的专断与权力欲对她自己所崇尚的个人自由的哲学构成了致命的颠覆。
其实，在兰德的客观主义、理性主义的哲学之外，还有另一个奇怪的“潜意识理论”。她说，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都有一幅独特的图景——关于宇宙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这成为一个人“对于存在的最为个人、最情绪性的应答”。她将这种潜意识里的图景称为一个人的“生命感”（senseoflife）。也许，兰德自己独有的生命感是她的哲学无法解释也无从把握的。
——原载:http://lib.verycd.com/2005/03/24/000004349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