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
1957年，刘文辉二十岁，因为向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艰苦的舟山岛船厂工作，其间长期偷听“敌台”，1964年组织策划偷渡出境去日本与台湾，在“四清”运动中被人告发审查关押。1966年春天，舟山嵊泗法院宣判他为“现行反革命犯”，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三年。但这位未满三十岁身处劣境的年青人，一直长期苦读自修（曾先后考读复旦大学职工夜大和上海外语学院夜大），一直追求胡适先生提倡的独立思考精神，一直怀抱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他居然在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肆意燃烧之际，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也最致命的壮举。
《十六条》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泽东会下大笔一挥，变出一张奇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随后全会于8月8日通过并发表了《决定》这个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刘文辉阅读了这个《决定》，便马上告诉弟弟：这个文件出笼，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左倾思想，一定会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刘文辉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按其形式和口气，顺次加以批驳。刘文忠当年帮他哥哥抄写，迄今为止还能逐条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章节和话语：
第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刘文辉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为理由，大肆向亚（洲）、非（洲）、拉（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完全不顾中国国内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新阶段，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这是“穷兵黩武主义新阶段”，是建立战争策源地……。
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
第三条：“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刘文辉号召青年学子学习胡适精神，“要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要学会识别真伪、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自作结论”，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所谓最高指示。他提醒党内外不要盲从，擦亮眼睛。他指出，当今共产党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权与民主、专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他还指出：胡适先生五四时期对中国人的教诲，今天看来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在华人世界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在发扬继承，如果中国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
第四条：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刘文辉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这是历史教训……。
第五条：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刘文辉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他指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六条：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刘文辉说：要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与同胞手足之情。所谓敌我矛盾是毛推行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手段，目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和对他暴政的不满。关于区别对待党内干部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内有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经济建设，不赞成毛搞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这批干部才是毛发动这场文革要清理的主要对象……。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是疯狂迫害民众。中国人民一定要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在关于自杀与拼杀一段，他号召人民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部门，占领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
第八条：区别对待党团干部。刘文辉指出，共产党干部有三种：好的，是共产党内提倡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不同政见者，他们是毛这次发动文革的主要清除对象，即所谓走资派；一般的，是共产党中的工具，盲目跟随毛泽东的各级领导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野心家、阴谋家与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所有这些干部都被毛这独裁者暴君控制着。人民与军队要认清真伪，要站在党内现实主义派一边，支持他们掀起一场民主抗暴斗争……。
第十条：教学改革。刘文辉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浩劫，是在毁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孔孟儒家思想一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孔子就是对师道尊严的颠覆抵毁。所谓批判“封资修”只是幌子，推行愚民政策才是实质。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实质上是对教育事业与教育工作者的又一次全面摧残，这场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迫害。他呼吁青年学生要继承发扬当年北大“五四”精神，不要被暴君和他身边一群奸人所愚弄。他还指出：所谓打倒旧教育制度，所谓“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
第十二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刘文辉指出：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19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世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屈服，不要妥协，不要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第十三条：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刘文辉说：“四清运动”是毛精心策划的想改造、控制农村干部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失败而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已造成中国农村饿殍遍野，农民怨声载道，毛察觉和担心广大农村干部对他的不忠，为了重树自己威望，所以要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农村干部实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刘文辉主张：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把外国先进科技知识引进来，搞现代化建设……。
第十五条：部队。刘文辉说：党指挥枪就是专制的特征，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人民应该清楚，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独裁者的家兵与党兵。他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顶峰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之类的谬论，主张部队要研究，要批判。他号召部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解放全人类，支持世界革命”之谬论，反对军事独裁；号召军队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第十六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刘文辉指出：新中国的诞生是因为毛泽东高举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了人民。毛搞的是独裁专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刘文辉一再提醒说：毛泽东这个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
刘文辉在文章中一再呼吁中国人民掀起抗暴斗争，直言要推翻毛的暴政。刘文忠清楚地记得，他抄写时每次写到“毛泽东”三字，自己的手都会发抖。他辉哥在整篇文章中，一直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的秦始皇、暴君、独裁者与疯子。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他辉哥用鲜血热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有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
如果看过研究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就会知道刘文辉的驳斥是怎样的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就这样，刘文辉拼死对抗文革狂澜，毫不顾惜自己的命运会卷去何方。
九
其实，文革一开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刘文辉就一直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中国社会的变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监督劳动，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读书思考，或奋笔疾书。刘文忠回忆说，有十几个深夜，他睡了一大觉醒来，见辉哥竟还呆呆地坐在书桌边。他为了不妨碍父亲和弟弟的休息，将台灯罩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刘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刘文辉虽然处在被日夜监视的状态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当时运动最激烈、大字报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最活跃的场所，去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后来，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外去看大字报。深夜十点钟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轻手轻脚摸到约定的墙角边，骑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天蒙蒙亮时，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往往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
刘文忠记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学看大字报，知道北京林学院学生写了一篇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他回家告诉弟弟，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第二天刘文忠再去看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他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被覆盖掉了。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刘文辉忍不住，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半夜看到无人时去贴。他指出谭力夫这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错误——“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还有一次在同济大学，刘文辉在一张大字报上用粗体钢笔字写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泽东同样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泽东犯的错误不比别人少……”。辉哥天亮时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诉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刘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发觉不妙，三哥写字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公安局旁边还贴了一张告示：“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最近发现有人涂写反革命标语……希望革命师生擦亮眼睛检举揭发。”
当然，刘文辉“戳一枪”的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过这几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
有一天夜里，刘文辉在华东师大看到一张题为《一个右派分子恐吓信》的大字报在大学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直接触发了他酝酿许久的计划。之后这一段时间，他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刘文忠帮哥哥收藏这二本书时，匆忙翻了一下，迄今还记得在第一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生追求暴力革命与造反，他一生贯穿的就是斗争哲学。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把六亿人民捆绑在他的革命战车上，一直车轮滚滚，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从未间断过，……斗得国家天昏地暗，斗得党内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惊肉跳，唯有他躲在红墙大园中南海偷偷乐。”书中指出：毛泽东是“斯太林加秦始皇”，有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显然，刘文辉能写出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从中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
连邓小平都深有感触而且极其正确地指出，像文革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确，文革只能发生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在当时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刘文辉发出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