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之后，我写了一篇《春节拜年，盛传谢韬“救党”之声》，表示赞赏之意。
谢韬的文章已经引起广泛的兴趣。以济南为例，因为订阅《炎黄春秋》的人不多，春节期间邮局不投送，因此，那几天前往山东图书馆复印该文的读者，络绎不绝。
最近友人传来谢韬据以申述的辛子陵的著作《千秋功罪毛泽东》的序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辛子陵是研究毛泽东的专家，著有《毛泽东大传》在海内外颇为流传。 辛子陵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序言，我读了之后写点读后感。
现在，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是要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要民主社会主义？
这不是词序颠倒的差别，是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执政观点与施政理念。
（一）先说社会主义民主。
我们知道，执政的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不懈地宣称：他们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实行的都是“社会主义民主”。
按照《共产党宣言》的区分，“社会主义”有：
1，反动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a，封建的社会主义，b，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c,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批评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并没有确定的内涵外延，谁都可以挂这个羊头，至于卖的是狗肉、牛肉、猪肉就因人而异了。可是毛泽东打天下的旗帜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许诺的是民主自由，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夺得政权的毛泽东虽然实际执行的还是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但是挂出的羊头是“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在反右开始之后才修改定稿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于民主做过极为到位极为坦白的解释。他说：“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这是我们破解中共有关民主问题的一把解剖刀。把“民主”当作“一种手段”使用，哪里有民主可谈呢？但民主这件大氅是不能扔掉的。这时的毛泽东，他坐进了金銮殿。对
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呢？社会主义民主好不好呢？我们都领教过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解释里，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指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段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 邓小平一方面开门引进了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关门阻挡资本主义政治。但是他不敢说不要民主，所以他依靠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上台，却高调推行比“两个凡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的“四项基本原则”。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他一语破的地解释道：“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把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他们念念不忘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政权，而恩赐给人民民主，也是为了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他们不是正视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而且紧固阶级斗争的弦，时时想到敌对势力要推翻他们的政权，结果，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搞得天下都是敌人，八公山上，草木皆兵。邓小平更是采用坦克机枪，在首都镇压群众的民主诉求。江泽民也不示弱，对法轮功展开无孔不入的镇压。因此，这样的社会主义民主已经信誉扫地。不是海内外“反华”的学者专家批倒批臭了“社会主义民主”，而是执政党自己把它搞臭了。
如果说，华国锋搞的是毛泽东的“两个凡是”，江泽民、胡锦涛搞的则是邓小平的“四个凡是”。凡是涉及到根本利益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成了一面挡箭牌。
共产党对于自己的政策、方针、理念的阐释也会与时俱进。他们最大的本领就是善于把一些概念的解释，不断地翻新，推陈出新，解释得适合反对者的口味，解释得叫西方人士也颔首称是。比如“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共产党的传家宝，它也像变色龙一样，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色彩，以追赶“时尚”，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一位法国记者的提问时说：“你提到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就是要实行依法治国，完善法制，建设法治国家。”
这些漂亮的言辞几乎到达无可挑剔的完美，似乎反叛了毛泽东、邓小平，也应该公正地说，现在的胡温政权确实给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但是，如果要问：人民怎样做到“当家作主”呢？像现在这样的人代会、政协制度能够保证吗？据报道：这在这次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张贤亮在两会期间说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县直至乡镇城区都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行政区还设有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多达三百万人。从中央到地方有这么庞大的一支被赋予法律责任的监督队伍，理应能够严密监督公务员的工作，但近年被揭发的贪官，却极少甚至没有一个是因肩负监督职责的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质疑而被查出来的。”张贤亮是曾经打过右派的作家，以电影《牧马人》而蜚声中国。他还能说出这样一针见血的话，真不愧是右派。
电影演员巩俐提了一个“保护环境，从我做起”的提案，被网民讥讽为“小学生作文水平”。不过，我更要为巩俐鸣不平：请君查考一下，连这样“小学生作文水平”的提案也提不出的代表有多少？问题是现行的人大制度必然造成这样的尴尬。
每年的两会，通过每天的电视新闻，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第一是代表们提出提案，你提我提他也提；第二对政府工作唱赞歌，好，好，好，仅仅有一点美中不足的缺点；第三是举手通过，全票一致通过。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对政府、对公务员行使了多少监督权。这方面都患了顽固不化的“失语症”。我们也不知道每年的两会要花费纳税人的银子有多少，然后，全国各级的人代会、政协会还要花多少，这笔投资的“回报率”有多大。这样大吹大擂的两会，颇有点像大型的文化沙龙，工农兵学商、汉满蒙回藏的大PARTY。
我到香港，看到大街上挂了许多议员的个人广告，宣传个人的专业范围和方向，可以接受选民的投诉、建议，为选民服务。选民就是他的上帝，就是他的衣食父母。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是按照党委指定的候选人“选举”出来的。选民和代表、委员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他们当选或被推举，有的人是组织的安排，有的人纯粹是一种荣衔，表示共产党对他们的信任，器重，恩宠，招安。
假若中国的人代会制度好得不得了，那么为什么至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学习、仿效、采纳？难道全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吗？
这种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摆设，就是八大民主党派。他们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样，都是“建言献策”的专门人才。1957年章伯钧因为一个“政治设计院”的建议，成了头号大右派。今天的八大民主党派都降格成了共产党的“支部”或研究所。他们就是靠了这么一套“建言献策”的高超本领，每个月可以到同级共产党党委那里领取工资和办公费出差费。他们的基层组织，每年可以吸收几名成员，吸收对象是谁，都要由同级共产党组织事先批准。他们没有公开出版的报刊。回想1957年，共产党要打民主党派中谁的右派，那是“打你不商量”。杭州叶孝刚先生为民盟在反右中的遭遇鸣不平，写了文章发表在香港，然后转寄给民盟中央，可是民盟中央拿到这个烫手的山芋竟然呈送中共中央，而后再由中共中央交给民建中央查处，因为叶孝刚是民建成员。试问：这样的民主党派能够显示出什么有价值的民主监督吗？如果要写一部政党概论，中国的民主党派足可写出别具一格的章节。
至于新闻管制，舆论封锁，出版禁忌，依然如故，就不必再说了。
因此，积58年的经验，我们实在看不出社会主义民主有什么高明之处。它无法阻止毛泽东以及后继者的恣意妄为，也不能代表民意对政府官员实施有效的监督。例如敝省青岛市的市委书记杜世诚受到查处，不是本省查出的，也不是该市自己查出的，而是中纪委查出，越级处理的。这就是典型的实践社会主义民主的案例。
我们确实看到共产党查出、查处了许多腐败官吏。但是，这种自行监督的方式能够突破权力垄断的制度屏障吗？没有权力制衡，没有制度制衡，哪能做到防患未然、防微杜渐呢？共产党的死结就是一党专政，有宪法，没有宪政，有党主，没有民主。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化解反右、六四、法轮功这些积怨，还得依靠共产党自己。那些争抢中共第一把交椅的人，如果你没有胆略直面历史的是非恩怨，还是请靠边站吧。共产党至今仍然没有走出“自在之物”的怪圈。为共产的赢得体面的做法就是直面历史，让事实裁判，让选票裁判，俄罗斯共产党、台湾国民党就是榜样。
说起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个与之相互对照对应的概念资本主义民主。毛泽东们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民主的无限优越性拿资本主义民主来作为反衬，官方政治学学者和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缺点弊端黑暗做过不胜其详的论述，用来骗人骗己，自欺欺人。时间老人是最公正最无私的审判官。半个多世纪来在地球东方和西方各自封闭实践的事实足以判断哪一种民主弊端更多，哪一种民主弊端更少。我们不可能选择十全十美的制度，但要选择一种弊端较少的制度，在弊端的多和少之间选优汰劣，抛弃实践已经证明是弊端丛生的制度。中共的先贤陈独秀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整个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转引自丁弘《光昭史册、拥有未来――怎样认识陈独秀》）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陈独秀做过共产党的五届总书记，化过国产国际和苏联的卢布，因此才能说出这样的真知灼见。
（二）再说民主社会主义。
我从旅游白公馆说起。2003年我到重庆旅游，前去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导游小姐是曾经解放重庆的军人后代。途中我问这位导游小姐：“今天我们去参观渣滓洞有什么意义呢？”我本来以为导游小姐会给我上一堂继承先烈精神之类的红色教育课，没有想到他竟然淡淡地说：“我也不知道，老先生请你自己看吧。”
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周居正的故事。
周居正，1945年参加了地下党，1947年参与领导重庆“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和发动“民变武装”，因而被国民党逮捕，与《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囚于白公馆监狱。1949年9月，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和罗广斌撕下自己的被面绣制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血洗渣滓洞，狱中的共产党员策反敌特然后越狱。在枪声密集，血与火的生死关头，周居正不顾身体瘦弱和个人安危，仍帮助难友郭德贤背出他的四岁小孩。
就是这个周居正，后来到西南局党校工作，1957年打了右派，被发配到四川“415”劳教筑路支队“劳教”。在“劳教”中，他被人告密，从他的笔记本中查出如下一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真正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必须领先知识分子中的先觉分子，工人阶级中的先觉分子和农民的先觉分子，高举三面大旗，即，反对帝国主义——实行国家和民族的建议，发展工农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民主政治——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建立民主、富强、自由的新中国，……”结果，他被打成“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被枪决。
今天来看，这个周居正的观点，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滥觞。他说：“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可谓一言中的。
不过，这样的认识，远在右派鸣放时期就已经有了。中国人民大学女学生林希翎――是右派大学生中最锋芒毕露因而也是知名度全国第一的右派大学生，她到北大参加辩论。她在会上说，八年来中共没有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
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爬上了统治地位，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其实这是最笨的办法。
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
（转引自丁抒《阳谋》）
林希翎不但说出了“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而且他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因此。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在林希翎，在周居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为了追求这个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社会主义，多少先觉者遭到打右派、打反革命、坐共产党的大牢、吃老妈埋单的五角钱一粒的共产党的子弹的命运！
我们读到好多中共给老革命的悼词，千篇一律地称颂他们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其实，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完全诚服了毛泽东、邓小平，并且为专制独裁效尽犬马之劳。具体说，就是在党内斗争中，每次站队都站对了，忠于某个最后获得权势的领导人。党内斗争，那是残酷无情的，中共老干部哪个不是谈虎色变？党内斗争的失败者，一失足成千古恨，性命身家常常难保，功名富贵都要丧失，甚至于连老婆也要拜拜，那真是后悔莫及了。所以，在党内斗争中，那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瞻前顾后，战战兢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所以还能够维持的个中奥秘。
在这方面，周恩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模范共产党员。晚年仰卧在病榻上的周恩来，唯一的企求就是保住“晚节”。周恩来所谓的“晚节”，第一是历史清白，不要变成刘少奇第二，成为“叛徒”；第二是忠于毛泽东，一忠到底，绝对不能有一点违背毛泽东的言语行动。为了保住这个“晚节”，周恩来付出了自己最可宝贵的人格尊严，在我们后人看来，代价实在太大。
我们从反右看到文革，看到六四，看到反法轮功，多少人不过是因为有一点“民主社会主义”的追求，而被整肃，被枪毙，像周居正、林昭。
辛子陵破除了《共产党宣言》的神话，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定位到他们晚年对自己的修正上，为人们解读马恩提供了一个新境界。笔者近日阅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远在1957年，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北大最著名的右派学生之一，自称为“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就朦胧地感觉到还有別一个马克思主义。他说：“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他进而大胆地冒犯天条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第一株毒草》）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对于这个狂妄的“小伙子”理所当然地打了右派。
这次两会现在终于在反复折冲之后，通过了《物权法》。“左派”之所以拼命反对这部法律，我想从历史上来看，它意味着在事实上否定了土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倾尽全力“共产”。首先是剥夺地主的土地，而后再搞“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手上的土地化为集体所有，把资本家的财产化为国家所有。1957年7月，反右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始之后，毛泽东在青岛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因此还要有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一语道破了他发动反右运动的原因，也就是要用强力的手段来镇压对“共产”的不满。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发动了内战，为了夺取“物权”――“共产”，倾全党全国之力，搞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是一次彻底的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共产”，把人民手中有形的“资产”和无形的“思想”，剥夺殆尽。
毛泽东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住在青岛信号山下的德国皇太子的别墅里，那是一幢富丽辉煌的建筑，而我就住在每天都可以遥遥看见它的山东大学八关山上的学生宿舍里。我当然不能赴会，而且正在胆战心惊地交代自己的问题。
左派为什么拼命反对《物权法》呢？我能够理解，一个人，一个老革命，一个老共产党员，当他听说历史上他一向认为是神圣的崇高的，而且可能还是自己曾经为之奋斗过的东西，原来却是应该否定的东西的时候，那种痛苦是莫可名状的。他们虽然可以继续享受离休干部的优惠待遇，继续得到当政者的抚慰，但是，他们在精神世界，那些为之骄傲、为之自豪的革命伟绩，原来却是历史的错误。这种精神支柱的崩塌，其痛苦是别人难以理解的。其实，远在“改正”右派的时候，许多人就难受了。因为许多人就是踩着运动的台阶走上科、处、局、厅……的登泰山的阶梯，不过后来他们发现当初被他们打的右派，后来却是由他们的手“改正”。这些人依然官照当，权照握，所以还能保持心理的平衡，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们照样要退休，社会也要“与时俱进”，现在他们感到了失落，一种精神的心理的失落。我们应该理解他们。俗话说：理解万岁啊！
“物权”突破了瓶颈，终于有了法，人权还没有法。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无法可依。言禁党禁依然是中共的看家法宝。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48年写了一部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说的是大洋国有一个真理部，还有思想警察“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如今中共的宣传部、公安部、国安部就是大洋国的真理部。
在中国，普世意义上的民主依然是可望难及的好望角。照我的理解，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心、要义就是废除一党专政，这当然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逐步到位，但是只要一党专政继续存在，还不能叫民主社会主义。辛子陵认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有可能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因此，中国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自然应该是最不坏的选择。
温家宝最近大谈“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原因，就是它越来越受到实践的质疑。温家宝能够扶大厦之倾挽救“社会主义民主”吗？在“社会主义民主”的枝头能够开出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自由鲜花吗？毛泽东死了才30年，变化就这样大，温家宝竟然敢于大言不惭地预言一百年！难道擅长预言、百年早知道是共产文化的秘诀？
陈独秀认为，民主政治的前提是“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否则就是专制独裁的斯大林政权。胡适在《陈独秀最后见解》一书的序文中特别指出：“在这十三个字——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夺得全国政权的毛泽东，因为斯大林反对，才没有取消民主党派，但是经过反右运动，他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治得服服帖帖的了。
“民主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民主主义宪政民主，把“民主”附丽在“社会主义”的身上，甚至于在现行宪法的基本框架内推进，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可能具有更多的“听众”，为社会的和平转型――和平过渡减少阻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如果把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以英美的经验来参照，那么倒也可能真是需要一百年。总之，中国社会承受不起、世界形势也不允许中国再来一次1946—1976 年的大洗牌。
（三）一个质问
中共领导人和主流马列教授学者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倡导者，如果你们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从1949年以来，共产党所有的反民主、反人权、反文明、反人类的实践都与专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因果关系，完全是偶然的人为，那么，我也拥护再验证一百年，记得《红旗谱》里有一句名言：出水才看两腿泥。从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一百年不过是白驹过隙耳。
（2007/3/21于山东大学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