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谭作人先生是一位多年的环保工作者，为他的公益活动得过奖。而去年汶川大地震以后，他和朋友们曾在第一时间抵达重灾区，尽力给灾民送去了物资，后来展开了对倒塌校舍、以及学生死亡人数的调查。也正是因为这个调查，谭作人先生触怒了四川当局、而进一步以所谓“颠覆国家罪”的罪名，进行迫害。
就在我写下这篇评论的八月十二号，谭作人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在成都开庭审理。与此同时，另一位也为四川地震倒塌校舍、死亡儿童，竭尽力量在社会上呼吁的艺术家博客艾未未和一些友人们，专程从北京赶到成都，去旁听审判。同时，还有很多关心的人士、以及香港、外地的记者。
结果呢，成都法院一方面玩弄手段，先声称不必提前领旁听证，到时排队领取就可以。结果庭审的当日，却拒绝给到场要求旁听的人发证，其实又玩起了“秘密公审”的把戏。而另一方面，四川的警察、保安直接出动，在艾未未和一些记者居住的旅馆房间，把他们从旅馆中一一扣留，同时还加上一个荒唐的借口，说是有市民举报他们的房间里有违禁物品。
也许成都的警察不知道、或者并不在乎，艾未未和他同行的博客朋友们，一直在用手机、通过微博客，在全程播报他们在成都遭遇的一切。那么警察对这些谭作人案旁听者的一举一动，在网上都引起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传播。即使不让记者报道，这个事件还是通过广大的公众、以这样更加戏剧化的方式，被广泛地传播开来，谭作人一案引起了更多公众的注意，而这正是网络时代像艾未未这样公民行动的力量所在。当然，首先要有艾未未先生这样的勇气，才能拨下当局在谭作人案上所谓“司法公正”的外衣。
那么，让我回到谭作人本身、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他究竟做了什么伤害自己同胞、伤害社会的事情呢？根据起诉书说，是他筹备纪念“六四”二十周年。即使是纪念“六四”二十周年，这样的行为怎么就“颠覆”了这个国家政权呢？关于谭作人先生的为人，我在这想引一段北京电影剧院崔卫平教授为他写的一段话。
崔卫平教授说：“我本人没有见过谭作人先生，但是在谭先生被捕之前，我正好在一个新纪录片中见到了这位一脸沧桑的汉子。他明确地谈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谈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六四天网的黄琦，为了学生家长的维权被抓了；也谈到广汉中学的刘绍坤老师，因为成都读书会，介绍北川中学的老师来讲这种情况，也被公安机关抓了。接着谭先生说：”别人说好事不过三，我就算第三个吧。‘谭作人对着电影镜头说了如下这番话：“我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在这样一个世界的灾难面前，如果没有人出来说话，大家都是缩头乌龟的话，我想这三年、五年，我们大家不见面好一些。不在这个世上，我在另外一个社会中，等到以后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了更深刻的反省，知道作人应该怎么作，特别是作中国人、特别困难地作中国人，怎么这样？北川大地震牺牲了这么多人，为这个事情判刑，付出生命中几年的时间，这样的代价我觉得是值得。’”
崔卫平教授在引用了谭作人的话以后，评论说：“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民族的盐和钙，是我们民族道德重建的基石、社会重建的出发点。将这样的人加以囚禁，等于直接囚禁我们民族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