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晓斌: 赤裸人生（RFA)
为有资格和同仁们商榷“文学与自由”这个话题，我已经向海外独立中文笔会第三次提出申请：要求加入这个海外中文圈精英荟萃的文化团体了。因为据说讨论《文学与自由》这个话题就始于2023年在宝岛台湾召集的海外“独立中文笔会”颁奖年会。
我也认真地拜读了诸位精英人士的雄文大作，多位文坛高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表述了诸多睿智识见，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枉是海外中文圈的一大“幸事”。
这其间当然有我一向敬仰而未得谋面的文学大家，当然也有我极不恭维曾几度出言讥讽的“当代胡适”了。
或恐我自己就是个“滥竽充数”的“水货”作者，不揣丑陋、妄自菲薄，也曾尝试对此热议之话题发表一点点自己的浅见真知！我相继在《民主中国》地盘上发表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题目是《文学与自由》和《文学只有植根在思想土壤上，才能结出丰硕果实》。
倘若我猜测不错的话，这文章还会在《民主中国》网页上留存，应该是还能看到的。我撰写这两篇文章的目的。当然都是为“抛砖引玉”，意在和同仁们交流心得。期望能得到“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精英人士点拨，而使得自己文思泉涌，也能配得上“作家”这顶桂冠。
谁能料想这一善诚愿望竟是我一厢情愿。我不仅没有获得任何人的批驳和评点，而是收到了这样一则广告：
这个广告帖是昨天发到我微信上的。事情经过是这样：昨天我被人莫名其妙地拉进一个叫《守望者》微信群。一位网名叫“军无戏言”的网友莫名其妙地给我发来上面的这则广告。
对此，我异常困惑，神经绷紧了，这是什么意思？
是阎王爷派“牛头马面”给我送来的招魂符吗？虽有一点点紧张，但我毕竟是多少次“摸过阎王爷鼻子”的幸运儿了。我的神经没有如同美国那位叫“今月”的女网友那样脆弱。况且我也不是虔诚的基督徒。即便是上帝仆人摩西来超度我。大约也就是如遂了我“当烈士的心愿”。因为我早就写过这样文章：“当回烈士又如何？”
我暗自思忖，我虽然曾做过土家族人的“乘龙快婿”，可妻子已将孤零零的我遗弃在法国10年了，虽然在２０２２年８月我在美国出版那本《铜锣湾海啸》书籍时，还故作多情地隔着大洋彼岸，向妻子表示爱意。然而千番柔情，万缕相思，都似如辛弃疾的千古名句：“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今古稀之年，又百病缠身，我和土家族的家传神效还有什么干系呢？索性不去想这些了吧。
从3月19号开始，我关注泰国“清迈房产纠纷”这幕“狗血剧”。连续写了8篇文章。文章中涉及到土家野夫、柴静、王志安、李承鹏等诸多公知、清流、网红大咖，还指名道姓列出替野夫站台、背书、洗地的诸位如程益中、马方、杨锦麟等名声显赫的大腕儿。我究竟是冒犯了那位大咖？这不重要！也无意去探析知晓。
截止今日。我关注这幕“狗血剧”已经一月有余，这八篇文章也全部见诸于海外简体中文圈的诸多刊物，而且通过脸书、推特的推送。已经广为人知。甚至一向对我封杀的国内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也多有转载。但我曾指名道姓挑战的这几位大咖，却都对我不屑一顾，始终缄口不语。
野夫不是对“立于危墙之下”的熊召政老先生公开叫阵：“我们都自认为是把玩文字高手。那么就相互写文章ＰＫ吧！”那面对我这样卑微的“囚犯作家”，怎么就做了“缩头乌龟”？
杨錦麟老先生不是对“屠夫”吴淦隔空喊话“他愿意替野夫挡枪吗？”那么对同样愿意为熊召政老先生挡子弹的“囚犯作家”，怎么也不再那么嚣张了呢？
还有著名调查记者柴静不是咄咄逼人地对熊召政老先生隔空喊话：”你要么接我电话，我告诉您，我愿意等，等您回复我的电话，您要么回复我，要么挂断电话……”
柴静在节目屏幕上还别具匠心地打上“沉默”二字。这是在诱导观众？还是在彰显：“巾帼不让须眉”？我就不予置评了。
看不惯这些把持话语权的公知、大腕们颐指气使。在此我也隔空喊话：“我告诉您们，声名遐迩的柴静调查记者和著名作家野夫，乃至程益中、马方、杨锦麟等文坛大腕，我也在等，等你们几位把玩文字高手，恳求你们赶快擎起手中的如椽巨笔，对我这个不知深浅的“老顽童”予以酣畅淋漓地批驳和抨击，即便诸位犀利笔锋完全可以将我戳戳指指成千疮百孔，我也甘愿“受虐”，随任诸位把玩文字高手按在地上“揉搓”，因为我生来就是一条“砧板上的活鱼”随任高贵大人物的“予取予夺”。
再用柴静话术做类比：“沉默就是胆怯，抑或是理亏。”那么诸多公知、大腕集体沉默。这难道也是胆怯是理亏抑或是不屑吗？
“大义责我开生面！”、“丹青铁笔饶过谁？”，我当然祈盼和这些文坛大腕、高手们过过招。可我也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一种人以为“把眼睛一闭，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
２０２２年，我在美国博登书屋出版那本《铜锣湾海啸》书籍里，就直言不讳地对多位给桂民海做出负面点评的民运大佬，予以不留情面的驳斥，这几位在海外民运圈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有独立笔会前会长，也有著名作家和大哥大级别的新闻媒体人。我的书籍至今出版已经快三年了，传播于世不仅有中文版，也还有英文和法文版，然而这些显赫的大人物。就当自己是聋哑人，都视而不见。至今未见一人对我所抨击的事实否认和理辩。
我当然有自知之明，知道我这位“囚犯作家”在这些自命不凡的公知、大腕心目中，甚至卑微得都不如一粒沙子。但倘若是这粒沙子碰巧落到了眼睛里了，那也是”揉不得，蛮难受的”。
鲁迅是有一句名言：“无言是最大的轻视！”公知、大腕们就是用这句名言来做“遮羞布”的。
我当然还知道：视而不见、沉默、缄口不言，有时候不一定是“高傲轻视”，也可能是“理尽词穷、无法面对”，抑或也可叫“唾面自干！”
自从我关注泰国清迈房产纠纷这幕“狗血剧”以后、来自海内外各个方面的善意规劝、恶毒诅咒，甚至死亡恐吓几乎就没有间断过。有位挚友还给我作了一首诗来规劝我停止对土家野夫的质疑。这首诗是这样写的：“文人自古喜相轻，班马相若何必争？莫把雄文频示我，此中无败亦无成！”
说实在话，我完全理解这位挚友的善意，也感谢他对我夸大其词的褒誉，因为不论是把我比喻成班固还是司马迁，我自知这都“德不配位”，我根本就不具备这样资质。充其量，我只能算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
我就是塞万提斯笔下的一个瘦削又酷爱阅读骑士文学，走火入魔骑匹瘦弱老马，举一柄生锈长矛，还带着破了洞的头盔，不知自爱地掺和与自己“八竿子也不搭”的“狗血剧”，替人打抱不平。即使落了个灰头土脸，遍体鳞伤似乎也无怨无悔。
本来，我也是个包容之人，在国内外朋友们的规劝之下，我已经偃旗息鼓，没有任何意趣再去关注那幕“狗血剧”了。从三月１９日开始，到四月７日止，半个多月时间我总共写了八篇涉及泰国清迈房产纠纷的文章。虽然在国内外疯传，但我遣词造句还是比较谨慎的，我自己感到并无过份苛责之词，但野夫先生的铁粉、拥趸却不是这样认为。从我第一篇文章见诸于互联网上，收到谩骂、诅咒。水军网暴、围殴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什么“中共豢养的打手、脑残、老不死的、文革余孽。可耻线人、和熊召政一样是卖身投靠的告密者”等污言秽语一波波向我涌来，直至前天莫名其妙地给发来了那份“招魂”的广告帖。
巴黎有朋友建议我向法国警方报警，我苦笑道：“这有用么？”我看还是按照野夫先生划的江湖规矩：“既然都自认为是把玩文字高手，那就写文章相互过过招吧！即便我自揣浅薄，技不如人，可能会被诸位高手如椽巨笔，爆虐成了一身血窟窿。那也是自讨苦吃。怨不得别人的！”
我有时很纳闷，汉语文坛怎么了？难道只有鹦鹉学舌、滥竽充数、癫狂、相互抬轿、吹捧的靡烂之风才是所谓的主流文化吗？睁开眼睛看看吧！大陆文坛早就成官办的中国“作鞋”工厂的流水线了。体制内精英们早就把中国大陆亿万读者的“脑袋瓜”当成“厕所”了。什么样“腥骚恶臭”的垃圾作品都肆意宣泄，连贾浅浅这种浅薄低俗的文艺青年，也能因为有位当作协副主席的老爸。而成为“声名遐迩”的著名诗人，她的“屎尿诗”竟然也成了可滋养人类思想园地里的“美味珍馐”了。
这个世界怎么了？汉语文坛怎么了？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暗自发问：“我泱泱中华５０００余年的璀璨文化就这样真如余杰和钟祖康等黑马形容的那样不堪吗？”：
回首中华近百年来的文化史，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起码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不是这样的。汉语文坛不仅出现了像梁启超、胡适这样的渊博学者。还有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沈从文、钱钟书等真正的文学大家。（因在下浅薄、孤陋寡闻。罗列的大腕可能有疏漏）也有像徐志摩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后，特别是奉行毛皇帝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以后，大陆汉语文坛确实呈现出“落叶凋零、一片肃杀之气”，当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唱颂歌，鹦鹉学舌”就是这一时代的主流。但即便就是这一时期，也不能说是毫无建树可言。
大陆汉语文坛也不乏有才华的作家和相对有深度的文学作品。诸如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的《红岩》，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乃至浩然的《金光大道》。这些文学作品当然是为弘扬所谓“主旋律”而应运创作的。但论及小说技巧。依然是可圈可点的。起码我是这样评价的。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除了“旗手”江青搞的那几部“样板戏”之外。中国大陆民众的文艺生活枯燥得就恰如一潭死水。
那时节有一句评价电影的民谣可见一斑：“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闹。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这句民谣表达的就是民间对枯燥的文艺生活的愤懑，其间当然也有对丰富文艺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然而，严酷现实就这样无情。老舍投未名湖淹死了，沈从文不写小说，改去研究刺绣了。残暴的毛皇帝。不是嚣张地对人说：“鲁迅如果活到文革，如果不乖乖地闭嘴，下场也就是进秦城监狱！”
这就是中共建政后大陆文坛所面临的严酷现实！粉碎“四人帮”后，大陆文坛曾出现过短暂繁荣，这就是所谓“伤痕文学”窗口期，以刘心武、张贤亮、从维熙，以及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等人为代表人物的反思文学一时间得到广大读者们青睐。
那时节，像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及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都是广大读者们捧读的精品。后来相继又出现多位文坛大腕儿，诸如现实主义大家王蒙、莫言、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和痞子作家王朔等人都是有大成就者。
虽然我也曾经撰文讥讽：“这几位作家虽然不乏才华，但多年右派或牢狱生涯，已经压断了他们脊梁，侥幸回归到体制内，又有话语权可以写小说了。他们怎么敢把人世间最丑陋的现实展示给读者们呢？他们能展示的仅是冰山一角儿，是一点点皮毛，而且是当权者可以容忍展示的皮毛。也就是肚脐眼儿以下的一点皮毛。”
以上这一段冗长论述，就是我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坛的浅薄理解，我或曾没有土家野夫先生的认识深刻，也创造不出一个“延安窑洞文字”词汇来彰显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然而我觉得，土家野夫先生在宝岛台湾举行的“孤岛”新书发布会上那番言论确实令人难于苟同。
野夫先生凛然地表示：“我的一生60多年，见证了中国几代人的苦难，也见证了几代人的反抗，我不记录的话，目前中国还没有文学（家）敢碰这一段历史、这些话题。因为在中国要碰这些话题，随时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惩罚，就是大家和所有新闻媒体都知道的事情 我现在在泰国生活，我决定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段历史）很多是被遮蔽的，被大众遗忘的，甚至不被知晓的这些历史。我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供后世人铭记和研究。我也非常担心这样风险，我的朋友们因为这样写作，这样言说，而被惩罚的事情大有人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中国一个现状，但我这个年龄的人，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说可以是一种“求仁得仁“”的态度，无所谓，敢于面对这些一切打压吧……”
我坦然表示：我就是看到土家野夫这段“狂悖”之言，才强扶病体来撰写这篇文章的。我觉得应该对土家野夫当头棒喝！你胡言乱语说的并不是事实！你对大陆文坛的偏颇评点也有失公允。
土家野夫不仅诋毁、贬低、亵渎了大陆文坛数十年举步维艰的发展历程，而且也诋毁、贬低、污蔑了大陆文坛数十年在思想文化园地上辛勤耕耘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及其他文艺工作者。
我并不否认。在中共威权统治之下，经历十年浩劫，大陆文坛确实是禁若寒蝉，集体哑声，要想在体制内活得滋润，就得卖身投靠，鹦鹉学舌，当传声筒。在如此严刑酷法震慑之下，甚至连“汪汪犬吠”，几乎都成了一个腔调。
心怀良知的作家、艺术家、诗人要么改行闭嘴！（如沈从文）要么流亡海外，（如刘宾雁，马建、郑义）实例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
近二十年来，大陆文坛似乎就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偶尔有一点点星光闪烁，也都是“流星一瞬”，很快就被掩埋在乌云密布的沉沉暗夜中……
上述状况，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真就如野夫表述的那样：“始终就没有一个文学家敢去触碰那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吗？”
我试举几例：杨继蝇的《墓碑》记录的是不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殍千里的历史？方方的《软埋》描述的难道不是中共土改故事吗？武汉疫情有《方方日记》，记录天灾的有《汶川大地震》，贩卖人口的有名不见经传小人物撰写的《古老的罪恶》，大手笔的还有余华的《活着》，李佩甫的《羊的门》，莫言的《红高粱》、路遥的《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以及贾平凹的《废都》，难道这些人的书都是垃圾？只有野夫先生的《国镇》才是可以流传后世的“第五奇书”吗？
我驳斥野夫先生其实还有更确凿的理由，冒昧地请教野夫郑世平先生：张志新、遇罗克、林昭，乃至刘晓波、王炳章，这些似乎都染上殷红鲜血的闪光名字，也都从来没什么人去记录？就只有等您野夫先生“珊珊来迟”，堪当大任去“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了吗？”
中国大陆文坛，已经被邪恶的中共政权整肃得犹如死气沉沉的坟场了，而海外简体中文圈，却依然风靡着相互吹捧，彼此“捧臭脚，抬轿子”的不良之风。
宥于政治需要，海峡两岸目前文化交流，还仅仅局限在官方可控的层面。能获得台湾陆委会以工作许可准入的只有屈指可数几位简体中文作家，诸如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撰著《今生不做中国人》的文坛黑马余杰、把“伪类”词汇当成口头禅的法学教授袁红冰，以及著名的反共理论家也是名嘴的曹长青先生等人，当然也应该算上最近高调在宝岛频频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土家野夫先生。
台湾的曾建元教授说：“在宝岛台湾举办海外独立中文笔会颁奖年会，海峡两岸的作家共同讨论《文学与自由》这个话题。就是为了增加海峡两岸作家相互了解。向2300万台湾人民介绍简体中文圈里卓有建树的作家和作品，这是汉语文坛的一件大喜事儿！”
台湾诸多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作家，学者对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都做出过不菲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言不由衷地相互吹捧，彼此“捧臭脚，抬轿子”的恶劣不良之风有没有呢？这当然也是有的！
我今天笔锋所指的就是曾担任中华文化交流会秘书长的著名学者杨渡先生。在撰著此文之前，我是做了一番功课的。知道杨渡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著作等身。还曾经担任过台湾中华文化交流协会的秘书长。杨渡先生不仅仅在宝岛台湾，即便在整个汉语文坛，也应该算是弘扬中华文化翘楚级别的精英人士了。
查看维基百科，知道论年龄我只比杨渡先生痴长六岁，单论及学养和声望，我当是都不及杨渡先生的一根脚趾，有如此尊贵显赫的精英人士，低下身段为“当代胡适”抬轿子”，杨渡先生由文化“翘楚”降格甘当“轿夫”，这真该让我对野夫先生刮目相看了。
但有一点我似乎是可以和杨渡先生比肩的，那就是第一本可以称之为：“文学作品”的书籍，都是自己掏腰包才得以刊印成书的。杨渡先生是在１９８４年。而我则是晚了五年，在１９８９年借３万元人民币高利贷。才勉强让自己混成了个“囚犯作家”的。
更坦诚一点，我虽然一辈子笔耕不已，印成铅字在世界上传播的文字大约也不会比那匹文坛黑马余杰先生少多少吧？但我所有可以称作“文学作品”的，却几乎都是自己掏腰包才刊印成书的。在海外、国内莫不如此。现在国内孔子旧书网上，天南地北几十家网店都在销售我２５年前出版的书（其实都是不法书商花钱买书号印刷的非法出版物），更有甚者，还有中国最顶级的出版社——中国作家出版社，将我的书一个字都不改动，而换了个大作家名字再出版一遍，但我却从来就没有得过一毛钱稿费或者叫版税。海外出版的两次也是如此，甚至在亚马逊网站上都看到有英文版的广告了。却没有一个出版商給付过我一两银子。
刘路的文章《作家老庄》中写到：“这个世界亏欠了老庄。老庄应当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听到这句话，心中异常酸楚，真是老泪横流，我不知道该对这混沌世界，对这依然风靡着相互吹捧，彼此“捧臭脚，抬轿子”不良之风的汉语文坛该说点什么了……
“狂颠”本来就是有学养的“大雅之人”与生俱来的德行。诸如明代才子唐伯虎的经典名言：“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
而我当年混迹在北京街头的小商贩行列里，自作自售卖“熟食”时，不也曾狂悖地在“熟食”扉页上这样写过：“凭一支秃笔，冠盖京华无写处；集满腔怨愤，悲歌燕赵有谁听？”
文人有点癫狂。这或曾也可叫“有风骨，不媚俗”，只要依然懂得“敬畏”和“谦卑”这“无伤大雅”。别的什么人也不必“小题大作”，把个“狂悖之徒”当回事的。
有了这样体悟，我根本就不会介意当代会有多少个“胡适”，多少个“鲁讯、巴金”，我对野夫先生的“张狂”似乎也应该包容。以前孤陋寡闻，不曾拜读野夫先生大作，最近因为关注泰国清迈房产纠纷这件事，就补补课，昨天刚刚在油管上看完：“地主之殇”。
说句由衷之言，感触很大，我甚至打算我现在写作的这一篇文章不发了。但是文人之间“交情和纷争”几乎都是一张纸、一支笔而已。“平生绝无遗憾事”这是我少年时代写的一句诗，“心底无私天地宽”。既然决定这样写了，那就让他和读者见面吧！况且，我是真对杨渡先生观点有歧义的。
杨渡先生吹捧野夫的《国镇》是汉语文坛的“第五奇书”，这似乎就是“捧杀”，这种“捧杀”恰恰会害了野夫先生的。
杨渡是台湾著名学者，也是野夫的朋友。他有一部著作叫《有温度的台湾史》，我还没有拜读，但听说对台湾历史的评点很到位，也展示出杨渡先生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文采飞扬的文字功底。
然而，杨渡先生描述：“野夫的长篇小说《国镇》总让我想起《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这几部中国传统小说并列为（汉语文坛）“四大奇书”的经历，而我愿将野夫此书列为当代的“第五奇书”。此书之奇可以从文体，小说艺术，人性刻画三个层面来谈，所有不少人评论过野夫的作品，
但让我以为野夫最特别之处。在他一来就有文体家的气势，文章中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性。2009年度首度看见野夫《江上的母亲》一书时，我便是这样的感觉，野夫的文体自成风格，会写现代诗，也会写旧体诗词的他。能够使用古典文学的典雅，精确的文字来呈现现代性的敏锐感受。散文中时时流露出赋、比、兴诸种手法交错运用，形成绵密而深沉的诗性文体。这种写作风格使他的文字精确如金石，比方抒情，如诗词。思想深沉如史家，且能刻画及其矛盾而复杂的人性成为感性的力量，是以称之为文体家当之无愧。放眼当今文坛。有这样功力者，实属是凤毛麟角……”
我和杨渡先生有歧义的地方就在于他津津乐道的“诗性文体”，正是这种诗体语言伤害了野夫小说《国镇》的厚重，这是我的认识！
这当然也可能是我“浅薄和卑微”，以至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但我愿向大名鼎鼎的杨渡先生讨教。就创作“当代小说的艺术”共同研讨、商榷，这为繁荣当代汉语文坛乃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假如杨渡先生认为我这个卑微的“囚犯作家”可以有资质和您对话，那么就请放马过来吧！我们就以评论野夫先生的小说《国镇》做研究理辩课题，各抒己见，为了繁荣姹紫嫣红的汉语文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庄晓斌
２０２５年４月２５日于法国兰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