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中国狱中作家文选》，编者黄河清、王一梁。全书共489页，收入了53位狱中作家（包括已获释者）的文字，按体裁分为文学篇和时论篇两卷。书后附有74位狱中作家简录和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兼狱中作家委员会协调人张裕博士在序言里指出：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专制国家，因而中国的狱中作家人数也最多，如果不累计中国自1949年以来曾关押的人数，仅自八九民运以来18年内累计就有数百名之多。据国际上有关人权组织的不完全统计，中国的狱中作家目前至少有60多人。\”
读《狱中作家文选》，首先让你感到的是作者们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湖南浏阳日报编辑喻东岳，因为在八九民运中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投掷鸡蛋而被判处20年徒刑，在狱中备受折磨，以至精神失常，但矢志不渝，壮志不改。他写下了一首短诗《我的宣言──仍然》：砸不烂的铁屋──仍然要砸，捣不碎的酱缸──仍然要捣，战不胜的死神──仍然要战，登不上的巅峰──仍然要登！浙江富阳市的徐光把自己比作蜡烛。他说：\”假如你需要光明，就将我点燃／假如你需要温暖，就将我点燃／假如你需要天堂，就将我点燃。\”浙江杭州的朱虞夫，早在民主墻时期就投入民主运动，1999年3月2日、3日，地方员警两次上门，警告朱虞夫在两会期间不得外出，明目张胆地限制人身自由。朱虞夫非但不恐惧不退缩，反而激起了抗争与挑战的冲动。他在《致员警》的诗里写道：\”我本已安于命运的蹇舛，／驽马恋栈，儿女情长；／二十年前的鼙鼓日渐远去，／偶尔提及也只是闲话一场。\”\”我感谢你的到来，你的唤醒，／没有使命的生活何等悲凉；／我渴望，我等待暴风雨的时刻，／随时听候召唤，我已备好行装。\”这些用生命写成的诗句雄辩地证明，人类甘冒风险争取自由的伟大动力，不是仅仅来自人的物质利益或欲望，而是来自人性中的气魄和血性。
四川的欧阳懿在《别样的俄罗斯，别样的中国》一文里，记叙了身边的几个民运人士的母亲和妻子，记叙了她们对自己的亲人参加民运的坚定支持，尤其是在亲人身陷囹圄之际，默默地承受巨大的痛苦和沉重的生活压力。正如作者所说，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她们是我们英勇不屈和勇往直前的永恒动力。
《狱中作家文选》里有很多篇记叙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的文章。北京的何德普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描述了89年6月3日夜晚北京市民英勇抵抗戒严部队的浴血格斗。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我特别要向读者介绍湖南陈少文写的长篇报道《湖南涟源市三甲农民大起义揭秘》，1996年4月，湖南涟源市三甲乡的，因不堪地方政府的横征暴敛，欺人太甚，在教师黄主祥、黄国卿、萧早云的带领下，成立了农民自治协会，他们围攻乡机关，攻打市政府，扣押政府官员，封锁重要铁路公路干线，查抄市委书记别墅，甚至迎战政府的防暴士兵和特警部队。威武雄壮，可歌可泣。早在2002年春天，陈少文就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下这段历史，并因此而被当局逮捕，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受到当地农民的鸣炮欢迎。在农民的帮助下，作者把这篇报道重新整理，充实史实，昭示于天下。
收进本书的另一篇长文是四川民运人士刘贤斌的《川中地区农村社会调查》。作者指出当时农村的5个重大问题，它们分别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已走到尽头，计划生育政策业已失败，教育滑坡，农民负担过重，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的重新出现。作者的结论是，民主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实行土地私有化，使农民有固定资产，实行生育自由，建立养老保险制度，普及国民教育，减轻农民负担。民主力量应积极参与农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抗争，并用自由民主理念启发农民，使他们的抗争成为真正的民主运动。这篇调查报告写于1994年9月（发表于1997年6月号的《北京之春》杂志），比2000年3月湖北的李昌平上书朱镕基讲三农问题要早5年多。
正如井蛙女士在给这本书的献词里写到的那样：\”狱中作家给世界留下了最为珍贵的文字。他们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谎言，拒绝暴力。是他们使我们看到了人民的灾难以及这个政府反人性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