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与奇迹

在这篇对“六四”镇压与中国经济 出现“奇迹”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的文章中，《北京之春》杂志主编 胡平认为，因为邓小平70年代晚期 倡导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共产党 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所以如果政府 对1989年示威中提出的政治改革的 要求作出让步的话，那将意味着中 国共产政权的终结。只有对抗议进 行镇压，邓小平才能阻止任何对党 的政权的进一步的挑战。结果是， 高压下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对经济的 强力控制，再加上人们的精神出现 真空、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一 切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今年是“六四”20周年。20 年前，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然而， 中共当局却悍然出动坦克车 和野战部队，对手无寸铁的 学生与市民进行了骇人听闻 的大屠杀。20年过去了。今 天的中国，一方面，那个杀 人的政权仍然高坐台上，继 续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中 国的经济又取得了惊人的发 展， 被不少人誉为中国奇 迹。不错，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有很多问题，有泡沫经济 的成分；另外还有极度的贫 富悬殊、官民冲突、道德沉 沦、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 破坏等等问题。不过总的来 说，中国的经济确实发展得 很快， 这一点我们应该承 认。那么， 造成所谓中国 “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自然很多，但 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没有“六 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众所周知，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 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 一改革产生了三种后果：

第一，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 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 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 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 本主义，这不等於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 谓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 ，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 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对於经济改革的这一性质，那些大力主张经济 改革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是很 清楚的。我听说这样一个 故事。1 9 7 9 年， 袁庚奉命 到广东深圳的蛇口， 创办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 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 人， 3 0 年前他曾以解放军 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 解 放” 深圳。在赴蛇口就任 前， 袁庚的儿子问父亲： 3 0 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 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 制； 3 0 年后你又到那里去 搞特区， 要把那里的公有 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 干什么呢？ 袁庚沉吟半天 无语， 然后说： 唉！ 总不 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¹

第三， 经济改革引出的另一个后果是腐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於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象“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所以说“八九”民运在党内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分裂。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² 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³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於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为什么在“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走得更快更远了？

“六四”屠杀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於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⁴於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於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⁵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於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

因为“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遭到了压制，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为什么最恶劣的改革路线反而造成了最迅速的经济发展？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的这种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俄国和东欧国家主要是采取“分”的办法：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老百姓一人分一股。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很公平，大家都愿意接受。既然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是属於全体人民的，那么，最合理的私有化方案就是平均分给全体人民一人一份。这就叫大众私有化。

但是，这种办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全国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这就和原来的国有企业、公有制没有什么区别，照样是一个企业没有人负责。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急剧下降。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市场的运作，慢慢地出现了一些富人，他们有了足够的资本，能够掌控比较多的股份，成了资本家，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经济才能取得发展。

中国没有采取大众私有化的办法。由於没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中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了权贵的私有化。各级共产党官员利用职权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就是全中国的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他们的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於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於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於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於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这种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把产品再出口到外国销售。这样，在中国，政府变得非常富有，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

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於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十几年前的《读书》杂志登了一篇小文章，其中引用一位山西老农民的话。他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已经是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长沙下岗工人陈洪2006年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⁶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今日中国，0.4％的人占有全国财富的70％。⁷在家产超过1亿元的富豪中，中共高级官员的子女占91％。⁸

谈到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坦率地说，今日中国不能进行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的问题……。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 9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他们就很可能被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对自由民主比过去更敌视更害怕。

中国模式是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巨大威胁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20年、50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10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