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党专政的起源

 

随着孙中山的病逝，不仅中国民主革命随之夭折，国家也随之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而社会也随之处于混乱失控的状态，经济也随之濒临崩溃的边缘。

如果说孙中山通过极权确立个人权威和重造国民党只是权宜之计，旨在防止革命遭受挫折和流产，而不是为了做皇帝，那么蒋介石则顺势将计就计，不仅建立以中国国民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体制，还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制，而毛泽东顺势变本加厉，不但把一党专制发扬光大，还让自己的独裁统治登峰造极！

当初，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仿效英美议会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况下，孙中山四处碰壁，在饱受刺激后，终于明白在政治治乱更替的循环中，只有一种由乱至治而重新修复秩序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就是拥有暴力的武装集团通过逐鹿中原，由胜利者重新垄断暴力，构建新的政治秩序。因此，孙中山下决心以俄为师，而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既确立个人权威，又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而他的操作方法一是重造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宏大主义；二是建立党军；三是强化领袖和组织对党员的人身控制。

当然，孙中山通过极权确立个人权威，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时，已认识到这么做所包含的悖论：一方面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在政治上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要重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拥有军队和用暴力打下政权后，势必导致党的独裁和对整个国家的占有。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作为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三部曲，以借此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国民党应还政于民。而这也就是说，孙中山在一个乱世中为了要重建共和秩序，不得不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既违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又不仅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也是一种政治上僭越，还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因而在他看来，这是最终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不幸的是，蒋介石顺势将计就计，领导国民党通过北伐打败各路军阀夺取政权后，不仅建立以中国国民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体制，还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制，

尽管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通过北伐打败各路军阀夺取政权，并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表面上开始实施训政，建立以中国国民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体制，然而，由于没有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没有彻底贯彻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没有彻底落实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策略，以致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并没从军政、训政过渡到宪政，致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则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以至不仅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而且，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垄断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小集团手中，结果不但导致中国民主革命夭折，还致使国人深感失望。

综观蒋介石的一生，尽管他领导中国国民党北伐，不但扫除北洋军阀，结束了军阀割据和南北分裂的局面，还重建了中华民国；尽管他生前采取诸多的独裁措施乃着眼于当时的背景，在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但他既没签署卖国条约，又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及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尽管他1951年至1967年在台湾统治期间由于容纳、未全面封杀地方首长与议员的选举，而奠定了中华民国民主化的基础，可由于没有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没有彻底贯彻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没有彻底落实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策略，结果导致中国没能挣脱暴力革命与专制回归的宿命，没能冲破专制的封锁，没能拆除党国的牢笼，以至于没能铺筑中国民主共和之路，从而致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发展机遇，致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腾飞机会，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饱尝贫穷落后，饱尝磨难屈辱，饱尝艰难困苦！

更不幸的是，毛泽东顺势继承蒋介石打造的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一党专制，不但把一党专制发扬光大，还变本加厉，让自己的独裁统治登峰造极！

由于他不仅用“共产”的虚幻理想，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成功地变成誓死捍卫他个人的卫兵，还以“人民民主专政”的诱饵，还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幌子，还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借独裁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而将所有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工具的斗争，致使国家的运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而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以致毛泽东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愚弄得晕头转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从他加入共产党起，先用马列主义蛊惑民众，并用无产阶级革命煽动百姓，还以“打土豪分田地”的诱饵，诱使广大农民上当受骗，然后借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通过武装斗争与国民党军队周旋。而在濒临灭亡之际，毛泽东采用阴谋的手段，在逃亡途中，利用张闻天和王稼祥夺取中共领导权，率领不足一万人的红军到陕北后，顺势充分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借助西安事变，接受国民政府招安收编，以至于不但生存下来，还不断扩充武装力量，不断扩展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为内战打下坚实的基础。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又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招摇撞骗，并用土地革命和其他激励措施等笼络收买人心，最终骗取广大民众支持，取得内战胜利而夺取国家政权。

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夕，毛泽东不但高调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还高调宣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更高调宣称“人民民主专政”，可事实证明建立的并不是人民共和国，而是一党专政的党国，因此，毛泽东不仅欺骗了中国百姓，也欺骗了整个国际社会，非但没让中国人民站起来，非但没让中国百姓成为国家的主人，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致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当轿夫做奴仆，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躏，一次又一次饱尝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体会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参演政治悲剧，一次又一次尝遍政治磨难！

尽管蒋介石以激进的措施推行独裁统治，但既没签署卖国条约，又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和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以更激进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以致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最后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用自己的独裁取代了蒋介石独裁统治，以至于不仅签署卖国条约，也取消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还通过“三大改造”等，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结果非但没让中国百姓当家做主，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首先，毛泽东领导共产党签署卖国条约。1949年周恩来通过签署中苏友好条约，不但向苏俄割让大片国地，也割让外蒙古而承认其独立，还承认早前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卖国条约。而条约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乌苏里江江北64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4、乌苏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南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其次，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肆意践踏公民生命权。中共建政之初，全国各地与欢庆锣鼓声同时响起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枪杀声。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土改法》，实行“和平土改”。可是，至12月毛泽东突然推翻《土改法》，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使毛的“土改”在全国农村如火如荼地铺开，导致全国各地不仅对地主，也对富农乱捕、乱打、乱杀，可以说“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镇反”指示，强调“严厉制裁”，开展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但未提出严惩标准。指示要求依照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而此时政务院却未有条例公布。1951年，毛批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

不论是土改杀地主斗富农，还是镇反，都是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抓就抓，想杀就杀。据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镇反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人。所杀人数已达到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超出了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的水平。而实际遇害人数（包括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分子）至少在500万人以上。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处死，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种非人道的屠杀，不限于中共建政之初。到了“文革”期间，打人、杀人之风更是风靡全国，其中，北京大兴县与广西武宣县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就是两个典型。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报告，“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武斗中死亡人数不在此内）。另据专家对中国县志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达773万人。

此外，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高举“共产”的旗帜，利用制度化彻底剥夺全体公民的财产权，一方面借助土改不仅剥夺了地主拥有的土地，也剥夺了个体农民的土地；一方面通过“三大改造”不但剥夺了私人企业主的资本，也剥夺了手工业者的资本，以至把每个公民手中的生产资料剥夺得一干二净；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经租房”政策剥夺了所有公民的私人房产权。而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不仅体现在对公民拥有的静态财物的剥夺，还表现在对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产、自由消费的权利的全面剥夺。而经过这种对财产权的全面剥夺后，除了极少数享受特供的高级干部外，其他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准30年间始终被控制在勉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一部分勉强度日，一部分连度日都艰难。

再者，就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酿成的迫害来讲，从中共建政开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就从未停息，尤其是1957年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迫害，让人触目惊心，而实质是以暴力驯服知识分子，摧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根除党国的隐患。如今，“反右”的研究已成显学，可中共还在极力掩饰，既没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国人道歉，以求得谅解与和解，也没有给予“右派”及其家属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以修复历史创伤。当年右派人数据《争鸣》2006年第1期对“反右运动档案解密”所披露的数字是3178470人，而这个数字是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即使按55万来计算，加上右派的家属、子女，乃至亲友无不受到株连，实际受害人数至少也超过100万。

再者，就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催化的“大跃进”和饥荒而言，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搬开两块石头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块是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具有理性思维和务实作风的计划经济派。他们主张按比例、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反对冒进。而这同毛充满浪漫情怀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发展的非理性思路发生了冲突。后来，毛泽东发明了“跃进”，说我们是跃进，不是“冒进”，不仅取得了话语的主动，还厉声批周恩来：“右倾保守”，“非马克思主义”，“离右派只有50米了”等。周恩来作了几次检查才恢复了总理职务。一块是知识分子，而通过反右，他们不可能对中共说三道四了，因为反右让知识分子都失声了。结果致使“大跃进”不但是大倒退，也是大惨败，还衍生1959—1962的大饥荒。可是，过去中共蒙骗国人的宣传说辞竟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其实，这一说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被刘少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一说所否定。那几年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这是由气象资料证明了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带有估计性的，统计方法与数字也不一致。据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2005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59—1961年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计324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全国各市县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冒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另一位研究者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1959年以来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80年代后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的研究结果，认为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高达3546.6万人。这同曹树基提供的数据相近。特别需要说明，发生大饥荒，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能力。

如果加上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饿死的人口数（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则大饥荒饿死人约为3700万。

由于毛泽东彻底消除了独立的媒体，以致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致使整个社会变得鸦雀无声，以致就在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期间，全国所有的媒体上非但没有齐心抨击，反倒全都高唱颂歌，以致全国各地连一点的杂音都听不到。过去，中国大量饿死人在其他朝代也曾发生过，但是能让数亿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对导致3000多万同胞饿死的专政制度齐声高唱赞歌，不但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创举，更是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

再者，就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掀起“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浩劫来讲，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全体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基本政治权利，以至不仅党代会毛泽东说开就开，说不开就不开。而且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如果毛泽东看谁不顺眼，那不仅成为千夫指，还会下地狱，结果连不少战功卓著的将军都被整得生不如死，连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被整成遭人狠批的钳工，连国家副主席都被整得死在监狱里。相反，如果毛泽东相中谁，那不仅会被捧成榜样，还会扶摇上天，以至连文痞都能变成国家的栋梁，连大字不识几个的人，都能成为国务院的副总理，连无赖都能成为国家副主席。

除此之外，所有公民不仅被要求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清除头脑中的任何私欲和杂念，以致仅凭私人信件、日记和私下言论定罪，通过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相互揭发和告密，致使中国人最后的一点内在自由，也被连根铲除了。换个角度说，毛泽东不仅把权力的触角伸到全国每个角落，不仅伸到农村的田间地头，伸到厂矿机关班组，伸到每个家庭，而且，不管谁的日常生活，不管谁的思想言行，不管谁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酷的限定，有些还受到严密的监视。结果导致毛泽东不仅凌驾于人民头上，也凌驾与国家头上，还凌驾于民族头上，以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封杀异己，还采取高压愚民政策，不断发起整人运动，不断大搞个人崇拜，不断加强自身独裁，以致毛泽东一伤风，中国共产党就会感冒，而党一感冒，不管是国家，还是民族；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等方面；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学生群众，都会跟着发烧！

综上所述，不管哪个独裁者的辉煌业绩，都通过剥夺国民的权利来实现，而对国民的权利剥夺得越彻底，自己就越强大；反之国民的权利保留得越多，自己的强悍和辉煌也就相应减弱。而毛泽东不仅仅深谙此道，还用“共产”的虚幻理想，还用“新民主主义”的旗号，还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都成功地变成誓死捍卫他个人的卫兵，更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借独裁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而将所有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斗争的工具，致使国家的运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而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以致毛泽东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愚弄得晕头转向，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被折磨得体无完肤，以至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成吉思汗，不论是康熙乾隆，还是慈禧太后，总之不论是中国五千多年历史上数百个皇帝中的哪一个，都无法望其项背，都无法与之抗衡，都无不相形见绌！

结果不但致使中国丧失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发展机遇，也致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腾飞机会，更致使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当轿夫做奴仆，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躏，一次又一次饱尝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体会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参演政治悲剧，一次又一次尝遍政治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