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想永远执政，没有一个政党自愿失去政权，只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前苏联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总统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的时候，没人反抗，没人抗议，没有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共产党政权。解散了也就解散了，没用一枪一弹。后来苏联就解体了，解体了也就解体了，同样也没用一枪一弹。只不过在解散和解体之后，人们发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纵横驰骋的仍然是前苏联共产党精英人士，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总统、议员、大款、金融家，社会活动家。
要知道在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这些共产党员可是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是永远不背叛党的，是要永远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惟一宗旨的。可苏联共产党宣传的这种政治伦理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呢。答案只有一个，这个政治伦理是表象，政治伦理之后还有一个更加真实的政治伦理，真实的政治伦理隐藏在表象政治伦理之后，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
真实的政治伦理就是政治生存伦理，生存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要义和宗旨。权力是政治生存伦理的核心，是生存支柱。所有的意识形态、偶然的真实的诺言、谎言、欺骗、神话都是围绕权力而展开的生存伦理或生存伦理意图。
他们为了生存，设置了真理部，真理部的职能就是他们的权力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权力，离开权力没真理。为了权力这一真理他们把过去的不利于自己的历史有的说成无，把无的历史但有利于自己的说成有，无中生有，有中生无。
他们宣传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权力。虽然苏联官员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来自：天涯-闲闲书话；来源：军盟中文网) 他们不断制造意识形态的神话，实际上就是给普通的民众编造的诺言而已。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比权力更重要。权力是苏联共产党高级官员的第二春，是催情药，他们沉迷于权力当中，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与荣耀。
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目的是为了巩固权力。苏联共产党天天宣传共产主义，他们自己却从来不信。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哄哄老百姓之后，他们就可以躺在权力的枕头上安然入睡了。
他们也宣传民主，但他们从来没想实现民主，他们的民主只是一个口号，苏联实际运行的就是苏联特色的真民主，通过宣传他们所谓的真民主，就是斯大林就成人民的主。权力就成了人民的主。他们也有宪法，但宪法里的条文写的是必须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权力，宪法和共产党的权力相违背时，党权高于宪法权。民主与宪法设置的伦理规范是民主要忠诚于党、宪法要忠诚于党。
他们形成了封闭的独立的权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又不能说自己是自己权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不让别人说他们是既得权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宣称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用自于人民。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党内绝不允许也绝不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共产党必须广大人民利益服务，这样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名正言顺。
他们把向权力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的说成是敌人，然后把他们所谓的敌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可他们宣传时却说这是为了捍卫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他们只所以有能力这样做，是因为所有的国家的物质性力量都是苏联共产党的私人力量。诸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
王康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文中写道，“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19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19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第一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汉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0名被处决或自杀。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 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名。”
此外，一亿二千万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还有，“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到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 6600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转引自：信力健 苏联是如何篡改马克思主义的。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28770.html）
当旧有的政治生存伦理不能适应社会时，他们就会寻求新的政治生存伦理。“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来自：天涯-闲闲书话；来源：军盟中文网)新的竞争和较量就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政治生存伦理，维护的仍然是权力。
当这种皇帝的新衣被人们识破之后，他们就会自动抛弃皇帝的新衣，换上新的真实的服装，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没有什么比权力更重要。权力说的话都是说着玩的，当不了真的。如果要是把权力说出来的话当真了，恐怕当精神的奴隶就是唯一的选择。
（木然，1962年生，1985年本科毕业，1987年研究生毕业，1997博士毕业，博士生导师。民主我所欲也，自由我所欲也，民主与自由可兼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