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堪称中国的公知先祖。
 
 
 
 
国内网络上，最近出现一篇90后新秀的文章《知识人在政治反对中的自我定位》。作者韩乾，对中国的知识群体，提出鲜见的犀利见解。文章只有短短3千馀字，但却涵盖革命与改良、行动与言说、独立与中立、学理与心理等等许多公知大V都往往混淆不清的关键概念。全文通达流畅，说理层次分明，如此一篇好文，竟然出于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之手，不禁令人在赞叹后生可畏之馀，也凭空对未来多了一分乐观期许。
韩乾的文章提纲挈领，以政治反对为中枢立论，仅此一条就足以说明，作者对政治的认知水平，已超越国内的大部分公知。
所谓政治反对，即政治层面的反对意见或反对行动。按照从知到行、从弱到强的尺度，政治反对的具体实例，可以包括政治观念上的不同意，政治秩序上的不合作，政治议题上的抗议行为，以及政治制度上的否定或组党对抗。
政治反对的属性与强弱对比，直接反映了政治现实的生态，因此也是衡量体制形态的关键指标。如果现任政党与在野的反对党，共同均遵守民主法治的理念，在和平秩序下自由竞争，轮流执政，那么这就是常见的成熟民主。而如果当权党派占有明显优势，以专制性手段打压政敌，但反对派的地位仍受法律保护，并可参与选举竞争，那么这就属于竞争性威权。而如果政治反对，于行动层面被彻底消灭，于观念传播层面濒临灭绝，那么就属于极权或准极权体制。
以冲突博弈的角度来看，民主转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在专制格局下，民主的政治反对，如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然而，恰恰是这一核心问题，多年以来，被中国的公知群体有意淡化回避，甚至刻意模糊扭曲，以至于国内在政治领域的公共话语，长期处于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境地，而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知识人在政治观念上的整体水平，极为低下。
以改良与革命的争论为例，韩乾在文章中指出，站在政治反对的出发原点，恳请专制自行退让的“温和”改良，与强行取消专制的“激烈”革命，本身只不过是政治实践中的策略选择，而并非政治反对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在逻辑上，如果“改良方案站不住脚，革命就必须成为一个选项”，反之亦然。但是反观中国的公知，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抱改良，反对革命。尽管某些公知，也许声称并不完全反对革命，但韩乾指出，这种单方面主张“倒逼”的改良理论，实际上等于为政治反对的规格设定上限，效果上仍然等同于否定革命选项。在韩乾看来，“仅从实践考虑，改良逻辑给行动者所设置的上限毫无道理”。
韩乾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处问题的关键，在于公知的角色错位。公知只是理论言说者，而不是行动实践者。而政治转型，归根结底，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这一点上，韩乾认为：“如果知识人不选择转换身份、参与抗争实践，那么他们就必须认识到，相对于行动者，自己仅仅是局外人：只有行动者才能决定抗争实践的具体策略。尽管局外人可以提出建议，但他们不应干涉局内人的行动，更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规制、导引局内人。”
然而很遗憾，绝大部分公知，受于身份的限制，决定了他们只可能是抗争的局外人。韩乾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也看出了问题的所在：“知识人是最脆弱的：他们一方面在生存上严重依赖于体制，另一方面却被要求有最高的独立性。这两点的冲突撕裂了他们”。更进一步，韩乾区分了独立与中立的不同：“这种独立性与中立的立场经常被人们混为一谈。实际上，在当下的政治态势中，独立性必定反对中立：如果独立性果真是知识人的美德，那么它就恰恰意味着不中立，亦即选择站在行动者一方。’中立’并非是非政治的，而是极为政治的：它恰恰是现代政治（无论是自由民主还是极权主义）不得不承诺与标榜的东西；既然体制承诺了中立，那么保持中立就是服从体制。”
极权体制下，独立必然意味着反对，而中立无非是顺从与默认的代名词。韩乾以如此年轻的头脑，便能深刻地体察到两者的根本区别，并且用简洁有力的话语表达出来，不得不令人大为赞赏。如果仅仅止步于此，韩乾的这篇文章，就已经可算作一篇上乘佳作。然而，或许正是因为头脑年轻，而免受于国内知识界的“烂污缸”之染，韩乾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巨大的根本性问题：“自我定位的问题对知识人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如上文分析所示，这种挑战并非是学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既然八九之后（乃至文革之后）的知识人境况不是学理所能解释的，那么今日的知识人的身份混乱就必定有其历史根源，并且，该根源将随着未来的体制变化催生更多非学理性的负面后果”。
正如韩乾所指出，公知在转型问题上无条件地排斥革命，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明显的逻辑错误。而在现实中改良愿景一再破灭，公知们非但不从中承认理论的错误，反而拿着放大镜，极力寻找蛛丝马迹以自圆其说，甚至还有部分人士，沦落到编造宫廷阴谋论的低劣水平，完全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在政治话题上，自诩理性客观的公知群体，恰恰既没有理性，也极为主观。
尤其在近来乌克兰广场革命、台湾太阳花学运、以及香港占中等问题上，国内公知们的拙劣言论表演，不但显露出这个群体令人吃惊的知识结构缺陷，而且也更为清晰地说明，即便是在最低程度的观念抗争层面，在利益上直接或间接依附于体制的公知，也是如此地不堪一击，脆弱无比。
然而，如果仅仅从知识结构与利益驱使的角度，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公知群体，何以如此大规模的沦落不堪。毕竟，在当今获取信息，并不像过去那样困难。退一步讲，如果利益吸附，果真能够达到如此完美的笼络效果，那么类似于韩乾这样的80后90后的新秀知识人，又如何能在这种体制下，脱颖而出。
实际上，当下公知群体的堕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堕落，这个群体所折射出的，是对八九残酷的完全臣伏，以及被内心深处的恐惧情绪所彻底支配。在这种残缺的群体意识之下，公知们再也无法找到一个足以支撑抗争意志的精神支点，以至于在公共话语领域，屡屡上演滑稽可笑的一幕幕而浑然不觉。
当下的公知一代，是意志垮掉的一代。这更是一个关乎群体心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有关学理与利益的问题。在韩乾看来，这样的一个群体身份，不但注定是政治抗争的局外人，而且极可能会被前进的历史所遗忘。不过，既然公知们不能实质地解决问题，那么随着时代的继续推进，公知问题，也许就这样顺其而然地退出历史，从而自行消解，如此看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