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真溅雪回忆录《使命》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己经守住了。─

摘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7节

厂领导以技术改造考察为名外出游山玩水半月之久一无所获 不计前嫌承担三工段的工艺计算和全部设计任务 赴上海化工研究设计院考察智取基本信息 拜访上海亲友获知老一辈上海人与年轻一辈上海人在为人处事待人接物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 云彩表姐爭取婚姻自由失败演绎出的时代家庭悲剧

1988年春天开始不久，汨罗市氮肥厂在上级的安排之下，决定将原来年产2.5万吨合成氨(约相当于年产12万吨碳铵)的生产能力扩大到年产4.5万吨合成氨的生产能力。

年初厂里成立了一个4.5万吨合成氨技术改造的领导班子，除厂长、书记、供应科长、销售科长之外，就是技术科的全部技术人员，而我作为厂里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受过完整的正规训练的工程师，却被排斥在这个新成立的技改领导小组之外。

这年春节过后不久，技术科万科长、柳厂长、徐书记、陈副厂长、供应科孔科长就带着技术科的张工、彭工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开着厂里那台七座的公务车和一辆桑塔纳小车，打着为4.5万吨合成氨进行技术改造进行考察的旗号，一路上游山玩水到湖北、山东、江苏、上海等地“考察”了一番。

经半个多月的“考察”回来之后，到召开技改会议分配设计任务时，才发现去“考察”的人虽多，但能承担设计任务的人却寥寥无几，有几个工段的设计工作没有人承担，此时他们才想起了我，那个把我调到调度室的徐书记是没有脸也不敢来见我的，于是只好要柳厂长来找我，要我承担碳化、吸氨和三气回收(三气是指氢气、氨气和二氧化碳气)这三个工段的工艺流程设计、非标设备设计、标准设备选型、厂房、设备安装施工图设计工作。

我说：你们出去“考察”时怎么没有想到我？现在要人做事就想到了我，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什么资料也没有，你叫我怎么设计？柳厂长说：这次考察没有安排你去，主要是去的人太多坐不下，此外这次厂领导、主要技术人员都去了，把你留下是怕这段时间厂里生产上出了什么技术问题，你可以去处理一下，主是厂里对你的重视，你不要误会厂里的好意，至于设计资料，厂里有几本河北大学出版的2万吨合成氨工艺及设计资料你去领一套作为参考，此外你可以单独到你需要去的任何合成氨厂和化工设计单位去考察，我们还派株洲化工学校毕业的周振武协助你外出考察和设计。

我心里清楚他们是实在找不到可以承担设计任务的人，才来找我的，否则他们会继续把我挂在调度室赋闲“永不录用”，以免我对他们的地位构成威胁。而我也不愿意继续在调度室过这种只领工资奨金不用干活的“赋闲”日子，此外我那勇于接受新的挑战的本性最终使我还是接受了这一新的挑战。我接受任务后，技术科万科长就派人来帮我把我的办公桌从一楼的调度室搬到了四楼的技术科。

我从《小氮肥》杂志和其他化肥刊物上了解到上海化工研究设计院设计了一套吸氨和三气回收系统，吸氨和三气回收的效果都非常好。我和周振武说我们去上海化工研究设计院去考察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搞的，说不定对我们的设计有些参考价值，他说好。

我要振武去财务科借了一些旅差费，开好介绍信，在四月初我们就从汨罗出发取道长沙到上海，那时大女儿芳芳还在厂里的幼儿园，还未上小学我想趁此机会让她在外面去见见世面，就把她也带上了，反正她那时坐火车还不用买票，另外也想带她去见一见我的二姨妈、四姑妈、苏玉姐(叔伯姐)和大表姐等上海亲戚。除大表姐小时候在重庆见到过之外，其余亲戚虽时有书信往来，但都从未见过面。

那时从汨罗还没有直达上海的客车，需先到长沙转乘长沙至上海的快车，为了省下卧舖与硬座之间的差价，那时出差即使路途遥远，通常都会选择硬座。由于有了以前带小孩乘长途火车的经验，在长沙上车前我带了几张旧报纸和一床小棉毯，由于带了小孩在长沙可以提早几分钟进站。上车后我就在座位下面铺好报纸，再垫上小棉毯，这就成了芳芳在车上的“卧舖”。

第二天车到上海后，我们先乘公交车到金陵东路，然后来到宝兴里29号，这是二姨父母和大表姐继美的住处。二姨妈一见到芳芳非常高兴，就对我说：你这几天在上海出差，就把她放我这里，我来帮你带几天。原来二姨妈一连生了三个都是儿子，很想生一个女儿，可是一直没有如愿，所以见了芳芳非常喜欢。我要继美姐帮我们找一个旅館，他说：你们先在我们街道办的一家简易旅馆先住下，然后再慢慢去找一家条件好一点的旅馆。我和振武一商量后，觉得也只能这么办了。

我把芳芳交给二姨妈后，我们就和继美姐一起来到了她们街道办的简易旅館，这是由一个大仓库改成的旅館，这间大仓库里摆放了四五十个床位，每两排床位合在一起没有间隔，每两排床位之间有一条不到一米宽的走道，各床位之间除了走道之外，没有任何间隔，这样既不卫生也不安全，不过贵重物品和财物可交简易旅馆的保管室保管，我和振武在这家街道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到二姨妈那里吃午饭，二姨妈的三儿媳也来了，她听说我们找不到好一点的旅馆后说：我帮你们到我工作的XXX(数字代码)研究所(是属海军和江南造船厂的一个研制潜艇的研究所)的招待所去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空出来的房间(那时因邓小平裁军和削减军费，军队系统的招待所也对外开放以增加收入)。

下午他回来告诉我们，她在XXX招待所为我们订了一个刚腾出来的二人间，叫我们赶紧过去办入住手续，招待所答应把那个二人间给你们保留三个小时。于是我们带上行李按照她提供的乘车路线来到XXX招待所顺利办理了入住手续，这个招待所还为入住的旅客提供早中晚餐(费用另付)，解决了食宿问题，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次日我和振武一起来到位于闹市区的上海市化工研究设计院，当我们向接待人员说明来意后，接待人员非常热情，立即把我们带到吸氨、三气回收项目负责人刘工程师那里，我对刘工说：听说你们对氮肥厂的吸氨和三气回收工段的工艺和设备进行了重大改进，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汨罗氮肥厂正在进行4.5万吨合成氨的技术改造，我们想引进贵院开发的吸氨和三气回收新技术，请你介绍一下你们开发的新技术的概况和优越性，以及这两项新技术的转让费用是多少？刘工说：技术转让费为20万元，关于新技术的概况，要等和你们签了技术转让合同之后，才能向你们介绍。我说：我们连你们的新技术的概况和有哪些优越性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敢就这么糊里糊涂就跟你们签署技术转让会同？哪怕是你，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与别人签署技术转让合同的。

刘工想了一阵，似乎觉得我讲的也不无道理，于是他说：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简单地向的们二位介绍一下吸氨和三气回收新技术的情况和它们的经济效益。刘工一边介绍我一边用笔记本记录。刘工说：你们只能听，不能记录。我佯称：我不太懂技术，你讲的一些很专业的内容和专业术语，我不太懂，记性又不好，我们回去向厂领导彙报时，搞忘记了，说不清楚，会影响你们对我厂的技术专让，因为最后决定是否引进你们的新技术还是得由厂长、书记来拍板，所以你向我介绍你们的吸氨和三气回收新技术，你首先要能说服我愿意接受引进你们研发出来的新技术，然后我才能说服我们厂的领导们同意引进你们的新技术。刘工听我这么一说，他们又急于把他们的这两项新技术转让出去(这与他们的奨金和职称晋升都有很大的关系)，又以为我是个外行，所以在介绍他们的新技术时就讲得更为详尽，对于我提出的一些疑问也能较详细地解答。他们哪里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只要知道一个大概就能把许多细节都弄清楚的“对手”。就这样我们与刘工他们达成了没有什么约束力的技术转让的意向协议。

临走时，我又向刘工提出要到一家已采用了他们的新拔术的氮肥厂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新技术效果究竟怎样，以便我们厂领导下决心引进你们的新技术。刘工面露难色说：人家也是花了20万元技尤转让费引进的技术，他们要对外保密，恐怕不会同意让你们去参观的。

我说：你们派个人带我们去，就说是你们院想派人去该厂了解一下，你们的新技术在该厂使用的效果如何？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想该厂是不会拒绝的，因为他们对你们不存在需要保密的问题，征求该厂有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对该厂有利，他们何乐不为？刘工见我这么一说，他实在也想不出有什么拒绝的理由，也就同意了，明天派一位工程师柳某带我们一起去上海嘉定氮肥厂现场参观一下。

次日一早我与振武与柳工会合后，一起乘车到了嘉定氮肥，刘工之所以派柳工带我们去，是因为柳工以前与嘉定氮肥厂的厂长是同事，彼此之间关系非常好，由他带我们去不会被对方拒绝。

我们上午就到了嘉定氮肥厂，该厂X厂长见老同事柳工来了，非常高兴，虽然柳工向X厂长介绍我和振武也是他们院的技术人员，X厂长问道：怎么以前在你们院没见过这二位？柳工只得推说：他们二位刚调来我院不久，你怎么会见到过？尽管柳工如此回答，精明老道的X厂长仍心存疑虑，他除了介绍这两项新技术的经济效益不错之外，其他情况概不多谈，在参观吸氨和三气回收的设备时，也只让我们远远地望一望，不让我们靠近，但这远远的一望也让我看出了一些门道，我见吸氨装置的一个不高的塔下面有一个液氨贮槽样的东西，就判断它上面的那个塔就是回收氨气的吸收塔。

参观完后，X厂长在工厂食堂招待我们吃午飯，除了一般职工吃的菜之外，X厂长又让食堂另外加了两个菜，从厂里干干净净、工人上班时的认真态度、在厂区内看不到一个闲杂人员和这次对我们的招待都可以看出该厂管理水平之高，从中也可看出上海人的精明干练。

从嘉定回到上海后，此次到上海考察的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基本完成，对于吸氨和三气回收的设计，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我和振武决定在上海休息两三天再回去，顺便再到上海化工研究院进一步了解一下吸氨和三气回收新技术的技术转让事宜。

有天我和振武没事就带上芳芳到上海著名的外滩去参观，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以前外国租界所建的成片的洋楼，这些洋楼大都建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建筑风格也是欧美风格，在外滩仿佛置身于欧美的某大城市，而且这些西式建筑大多以堅固耐用的花岗岩作为外装饰，而内部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所以这些西式建筑虽然经历了近百年甚至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和内外战火的洗礼，却依然完好如初。

振武带了一架国产相机，我们在上海又买了一卷科达彩色胶卷，在外滩一带也照了不少照片(遗憾的是在回汨罗后，振武在取出胶卷准备去洗印时，不慎让膠卷曝了光，以致一张照片也未能留下)，每到晚上我就要继美或二姨妈带我去拜访几家我从未见过面的亲威。

一次我们去了四姑妈家，四姑父马功甫已于几年前因患糖尿病和心脏病去世，四姑妈与她唯一的儿子马名远石中玉夫妇一家住在一起。四姑妈是我父亲的四姐，四姑妈对我父亲和我们家特别好，抗战胜利后父亲与卢先生一起到长沙开广大药房资金不足，就是由家境殷实的四姑父出面向上海多家经营西药的外国洋行担保，取得了这些外国洋行同意先发一批货到长沙，到下次发货时再付清前一次的货款的优惠条件，才使得长沙的广大药房得以顺利开业。

解放后，特别是1951年秋，广大药房公私合营后，我家境况一年不如一年，每到逢年过节和父母亲的生日，四姑妈都要寄钱过来，每到四姑父母的生日之前，很爱面子又极富同情心的四姑妈便会先寄一笔钱给我父母，并来信告诉我父母：这笔钱多少是送给我们贴补家用的，多少是在四姑父母生日时以我家的名义再寄到四姑妈家去，作为我父母为她们贺寿的寿礼。信中并告知：回信时不要提收到钱的事，只说“信”收到了，她就知道了。

那天晚上，继美带我们去四姑妈家时，四姑妈见到我和芳芳时高兴得不得了，我把带去的一小瓶蜂蜜和一小瓶用蜂蜜醃渍好了的花粉送给她时，我告诉她：这是我自己业余养的蜂取的蜂蜜和花粉时，她说：这东西宝贵呀！现在买不到真的。

四姑母问了我母亲在长沙的近况，和我们兄弟姊妹各家的近况后说：要是你爹还在，他见到你们现在的情况，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哩！我说：幸亏爹死得早，要不然我们兄弟落难后，他自己是资本家，三个儿子都是“反革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就要遭罪了，恐怕他也熬不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四姑妈说：你说得不错，但哪个不想你爹能长寿一点？四姑妈要我明日中午一定要带芳芳一起到他家来吃午饭，要继美姐也一起来，继美说：明天白天她要上班，不能来，改天再来陪您吃飯吧！临走时四姑妈包了一百元红包放到芳芳手上，我堅决不要，我说：我都没有孝敬您老人家，怎么还好意思收您的礼。四姑妈说：这钱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我的姪孫女的，你不能不收。继美和名远、中玉都说这是老太太的一番心意，你就领受了吧！不然老太太会不高兴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就只好让芳芳收下了。

次日中午我和芳芳一起到四姑妈家吃午饭、中玉嫂做了很多菜，四姑妈又另外自己拿钱要名远兄到餐厅里去买了几份菜其中有一份就是“南京烧鸭”，味道和长沙“徐长兴”徐老太爷做的不相上下，四姑妈知道我在上海的事已办完了，午饭后她对我说：小四呀！你难得来一回上海，下午你不要走，就在这里陪我打打麻将、说说话，吃了晚饭再走，也不为你们另外添菜，就吃中午的剩菜。晚上可要继美带你到(陈)苏玉姐家去拜访一下，本来还有一家要去的，可是她现在到苏州去了，还没回上海，那就是你的亲姑奶奶，也就是我的亲姑妈，他老人家已快一百岁了，身体还好得很哩！你看她还能上海苏州到处跑。平时我和你表哥表嫂打麻将三缺一打下成，今天你来了，正好凑齐四个，我们也不打钱的，纯粹娱乐一下活动活动脑子。于是我只好留下来陪老太太搓搓麻将，聊聊家常。下午打麻将时，我发现尽管老太太已经快九十岁了，可是打起牌来还精明得很。

那天下午老太太非常开心，晚飯后，我起身告辞回到金家，继美已下班回来了，我请他带我和芳芳去拜访叔伯姐姐苏玉(她是我大伯的小女儿)，她很高兴就答应了，她说：苏玉家离这里不远，连公交车都不用坐，走路去一会儿就到了，去时我也带上了一小瓶蜂蜜和一小瓶蜜渍花粉。

我们到了苏玉家，当继美向苏玉介绍我的时候，苏玉连忙笑着对我说：稀客！稀客！早就听你妈说起过你，现在终于见到了，快请坐，接着她进卧房去把她的先生叫出来，指着我对她先生说：这就是三嬸的二儿子正甫，她先生和我握手后坐下来问起各自的工作，我才知道他是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一位工程师，我把带去的蜂蜜和蜜渍花粉送给他们，他们很高兴，因为苏玉的先生是知识份子，苏玉也高中毕业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知道蜂蜜和花粉的营养价值，苏玉给我们泡好茶之后，就对我们说你们先聊，我去去就来，大约过了三四十分钟苏玉提着一个包回来了，也参与谈话，又把她的儿子从楼上叫下来见了一面，听苏玉说她这个儿子已快三十岁了，到现在也没有谈个女朋友，自己也不主动，我们也帮不上忙，我们两口子一直为此事操心。

我看苏玉姐虽然已五十多岁了但看起来仍然很漂亮，完全不像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不难想象她年轻时有多么漂亮，因为我大伯(也就是苏玉的父亲)死得早，所以她中学毕业后就没有上大学，她有个姐姐叫云彩，上学时与一位叫余士龙的话剧演员相恋，遭到她家人的极力反对，因为那个时代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如果让别人知道哪家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戏子”(这是中国历代社会对演艺人员的贬称)那会令整个家族“颜面扫地”，在家人的强力干预之下，云彩被迫嫁给了她的家人为她选定的一位名叫马宝兴的先生，双方之间无任何感情可言，尽管马宝兴对云彩不错，也始终无法获得云彩那颗早以交付给了余士龙的心，“解放”后马宝兴又去西北“支边”，云彩一人留在上海，郁郁寡欢，年纪不大便含恨离开了人世，这是陈家人云彩姐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演绎出的一幕追求婚姻自由以失败告终的人间悲剧。

我们离开苏玉家时，苏玉把那包东西送给我说：不知道你们来，没有作什么准备，包里面是我临时买的儿件玩具和巧克力、糖果等食品，是送给你女儿的。我再三向他们道谢，芳芳也跟着说：谢谢！

我在上海到过的几位亲戚家，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他们的居住条件太差，有许多人家甚至还不如我所在的小县城。原来上海“解放”后人口增加了好几倍，而老城区的居住面积并未增加，上海城郊虽然也建了少量高层居民楼，一是数量少，远不能满足需要，二是老的上海市民又都不愿搬离老城区，这就使得上海老城区的人口密度过高，像二姨妈家的两層楼房原来只有二姨妈和继美两家住，现在住了七家，都是一家两代甚至三代好几个人挤住在一两间房子内，厨房挤不下这么多户人家的灶台和碗柜，那些后搬进来的人家都只能把灶台和碗柜放在走道上。

看到上海老城区如此窄逼的居住条件，使我明白了老一辈的上海人与年轻一辈的上海人之间为人处事和心胸方面的差异的由来。老一辈的上海人像二姨妈夫妇、四姑妈母子、苏玉夫妇……等，他们热情、大方、好客……等都与他们过去的环境、生活空间宽敞、经济上比较富裕是分不开的(二姨妈这栋两层楼房原来只住了两家人家，苏玉和四姑妈家的两层楼房原来都只住了他们一家人家，后来像他们这么大的两层楼房都住了四五家甚至七八家人家)。然而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上海人，给外地人的印象却是自私、自大、斤斤计较、小气、精明过度……，这也是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的，我曾经看到过一篇论述环境对人的品格性情的影响的文章，我觉得论述得非常有道理，就像“解放”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上海人，他们成长在那样拥挤、狹窄的环境之中，厨房、走道上挤满了各家的炉灶、碗柜，他们都想在走道上、在厨房里尽可能占多一点地方，以使自已做饭时方便一点，但是你多占一寸地方，别人就要少一寸地方，而少了这一寸地方，也许这家的炉灶或碗柜就有可能放不下，他不得不为保卫那对他们来说至关重的一寸地方，而与对方发生爭执。就是自己一家几代人挤在那一两间住房里，兄弟姊妹之间、长辈晚辈之间也往往为争一点生活空间而发生爭吵之事也屡见不鲜的原因。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上海人，于是便养成了他们自私、小气、斤斤计较、精明过度的习性，这年轻一代的上海人由于与内地人交往的增加，使他们看到了内地人在文化上、经济上与他们的差距，因而滋生了上海年轻一代的自大和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