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秋菊对我讲起她爷爷的时候，窗外已经黑了。积雪在路灯下泛着冷白的光。院子里，几个孩子在打雪仗，笑声清亮，毫无顾忌。

她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说：“这里的孩子多幸福啊。”停了一下，又轻声补了一句：“我小时候，没有一天这样快乐过。”

她转过身来，说得很平静：“因为我爷爷是地主。土改的时候，被枪毙了。我是在歧视里长大的。”

我请她讲讲爷爷的事。

她沉默了很久，说：“我没见过他。只是听奶奶和爸爸说。但每次想到他，我都难受得不行。这也是我后来拼命挣钱，把弟妹带出国的原因。”

她的老家在浙江文成。

奶奶说，她爷爷一辈子几乎没有真正歇下来过。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夜深了，别人都睡了，他还在月光下忙。夏天正午，别人躲在树荫下乘凉，他蹲在屋里编竹席、做家具。

别人吃白米饭，他吃萝卜饭。衣服破了，就补；补了，再破，再补。

 

他家原本很穷，但他的父亲咬牙省吃俭用，供他读了几年私塾。他识字，有点文化，会算账，也肯动脑筋。种收益高的蔬菜水果，一点点攒钱。

钱不是抢的，不是骗的，完全靠勤奋和节省。地是一块一块攒下来的。

地多了，一家人干不过来，只能出租一部分，请长工短工。但他从不苛刻别人，而是苛刻自己。他干得比工人多，吃得却比工人差。

不管地有多少，他从不歇着。后来在当地已经被称作“有头有脸的绅士”了，他还是天不亮就起床，在路上弯着腰捡狗屎、牛粪。乡里人都知道，他是最勤快的那个。

 

一个姑娘乘搭斗摘菱角。搭斗板松动进水了，姑娘沉入水中。他冒着危险跳入水中把姑娘救了起来。

一次发洪水冲垮了一座石桥。他马上号召乡亲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自己既出钱又出力。新桥很快就修好了。

有两家人闹了矛盾，差点打架斗殴。他劝解开导双方。这两家人后来成了好邻居。

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买卖要公平，雇工要合理。不能亏待别人。”

公共事业，他热心相助。荒年里，他接济邻里和逃荒难民。乡里人都说，他是个能人，也是个好人。

土改斗地主

直到共产党来了。

那一天，有人指着他说：“地主，不劳而获。”

他愣住了，下意识辩解了几句：“我是地主，可这地不是抢来的。我每天都干活，从来没有吃过别人的血汗。”

但他不知道，共产党的土改是不听解释的。

你只要是地主，就有罪。
你敢争辩，就是罪上加罪。
你有文化，有名望，那就不只是地主，而是“为害一方的恶霸”。

 

批斗大会那天，他被五花大绑，押到台前。地上铺着碎玻璃和瓦片。有人摁着他跪下去。血很快流出来。绳子勒得太紧，他满头是汗，胸口剧烈起伏，怎么也喘不过气来。眼看就要昏死过去。

人群里忽然有个声音。不高，也不怒，只是平常的一句：“绑那么紧做什么？绑松一点，不行吗？”

人群静了一瞬间。绳子真的松了一点。他猛地喘过一口气。

吴秋菊的奶奶那天站在人群里。她回家后说：“那个人，心是善的。”

他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被批斗了多次，最后被枪毙了。

没有犯罪证据，只有宣判结论。

临死前很久，他就没吃过一顿饱饭。衣服破得不成样子，血迹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伤一层压着一层。

 

他这一辈子，没有做过恶事，没有害过一个人。每当别人遭遇天灾人祸，他总是摇头叹息，感同身受，尽可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对别人始终充满了同情心、怜悯心。他却被定成“恶霸地主”，悲惨死去。

他积攒了一生的土地、房产和财物，被迅速全部瓜分，只剩几间破屋。

他死后，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挖个坑，埋了，也没有墓碑。没有人敢大声哭祭。

 

吴秋菊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离世多年了。她家没有一寸土地，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地主”两个字，一直跟着她的家，也跟着她。

上学时被区别对待；劳动时被分到最苦的；抬头说话，都要小心翼翼。孩子们指着她骂：“地主崽子，狗崽子。”她的成绩很好，但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念完初小后，就不让她念高小了。

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她是五类分子的后代。

后来，改革开放。一位在德国的亲戚把她接了出来。

 

第一次坐飞机，看到舷窗外的云海，她忍不住哭了。她感到自己终于成为“人”了。

在德国，她拼命工作。别人休息，她加班。常常做两三份工。后来，在亲友帮助下，她开了一家中餐馆。天不亮去买菜，白天忙前忙后，晚上洗碗算账，打扫清洁。

赚到钱，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弟妹接出来。“让他们活得像人一样。”她说。

她每次回乡，都会去看望当年说“绑松一点”的那位老人。她从不提批斗大会，不提枪声。只是陪他喝茶，说话，临走时留下礼物。

那是她能表达的唯一感谢。因为在那个全社会都被分成敌我、善恶被一刀切开的时代，他曾经冒着为地主说话的危险，让绳子松开了一点，让一条命多呼吸了一口气。

后来，那个人老了，也离世了。她回国时，还去看望他的家人。

讲到这里，吴秋菊没有哭。她只是轻声说：“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把一个地主救回来。但我一辈子记得，有一个人，希望把绳子放松一点。”

屋子里面一时非常安静。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历史往往声势浩大，口号震天，可真正托住人心的，只是这样一句并不响亮的话：“绑松一点。”

 

2026年2月2日 写于纽伦堡

 

 

《绑松一点》后记：无形的斩杀线

费良勇

记录下吴秋菊爷爷的悲惨人生，我不禁感慨万千，浮想联翩。这是中国几代人的悲剧，数千万人乃至数亿人的大不幸！

吴秋菊爷爷的遭遇，并非偶然。

当一个社会开始用“身份”而不是“行为”来判断一个人，
用“标签”而不是“事实”来决定命运，
某些人就会被划入一条无形的线之内。

一旦被划进去，勤劳、善良、克制，都不再重要。
身份取代个体，立场覆盖法律。

这样的线，在不同年代以不同名称出现。
它可能叫阶级，也可能叫路线；
可能以正义之名出现，却带来相似的结果。

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个体的悲剧，
而是那套不断划线、不断制造“应被清除者”的逻辑。

当划线成为治理方式，
斩杀就不会消失。
它只会换一种说法。

 

2026年2月3日 写于纽伦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