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如何草木篇，竟如瓜蔓抄？（为流沙河辩诬之二）

为流沙河辩诬之二

如何草木篇，竟如瓜蔓抄？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提出。

现在许多讲述，都“见木不见林”。包括石天河先生，一本书在讲“诗祸”，叙说了不少故事，采集了不少材料，也有时过境迁的反思。“案子”本身讲述，总觉得不怎么得力——因为先入之见，还是“当局者迷”？抑或心有余悸？一时不好说。

或许应该说，其实有些事，当年很清楚，只是现在模糊。

流沙河先生，着眼于整体。《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云：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专案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他的讲述，着眼于“反右”，“草木篇”成为“诱饵”：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一言以蔽之，“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个人的。”

只是对局外人而言，会觉得不够详尽，甚至有点欲说还休。

除非我们把他2010年讲述，与此前的两次——1980年代叶永烈《流沙河和〈草木篇〉冤案》、1950年代范琰《流沙河谈“草木篇”》——联系起来，进行互文阅读。

一旦这样做，会发现脉络清楚，连带一些重要细节，几十年后都看得清楚。

80年代叶永烈的访谈，还原了批判的“发生学”：

《草木篇》一开始并没有引人注目，导火线是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成都日报》在报道《星星》创刊的新闻时，引述了该刊主编白航对记者所说的一段话：

“要是没有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刊物是办不起来的。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

这段话末尾的“解冻”一语，招来了麻烦。

就这样，《星星》在问世不到半个月，便遭批判。不过，最初的批判，还未涉及《草木篇》，未涉及流沙河。一月十五日《四川日报》又载金川的《从“坟场”和“解冻”想到的》一文，也只是就“解冻”一语进行批判。

一月十七日，《四川日报》发表了署名曦波的《“白杨”的抗辩》和《“仙人掌”的声音》，仿照《草木篇》的笔调，首次公开批判《草木篇》。文中以“白杨”的口吻写道：“可是你呵，写诗的流沙河！在鲜血绽出花朵，眼泪变为欢笑的今天，却把我当作你笔下的奴仆，曲解我的精神，任意把我作践！”文中又以“仙人掌”的口气，发出呼号：“我为什么发声，我为什么抗辩，请参看《星星》创刊号，流沙河的《草木篇》。”

这么一来，《草木篇》引起了注意。

——发生过程，清清楚楚。所以不能说，一篇“草木篇”及对它的批判，酿成了后来的大案。不能那样讲，恰如其分说，人家整个批判，冲着“解冻”来的，冲着《星星》来的。不是一两篇作品，而是整个诗刊，整个编辑部，编辑方针及其稿约……这是时候谈论，容易忽视的。却最重要。因为后来解决，也是一锅端，然后“瓜蔓抄”。

——就此而言，几十年后石天河，命名“《星星》诗案”，是恰如其分的。

批判的确是，冲着“解冻”而来。第一篇文章，即1957年1月14日“春生”，也就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文，举的《吻》的例子，却是冲着杂志，说“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其后反批评，及批判升级，都很合乎逻辑。《草木篇》被祭旗，是“注视”的结果。几十年后“春生”同僚，宣传部另一副部长明朗回忆：

我偶然翻《星星》诗刊，见到流沙河的这组诗，因我长期在部队工作，强调的是集中统一、整齐划一、步调一致，于是冒叫了一声:“这个诗味道不对哟!”引起李亚群同志注意，他是分管文艺的内行，经他品评，也认为有问题，于是写了批评文章。这本来是文艺批评的常事。没想到中央召开宣传会议，李亚群率四川代表出席。毛主席接见部分省市代表，四川也参加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被毛主席知道了。他老人家当场表态说《草木篇》是毒草。并且问什么人写了批判文章。李亚群回答:“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承认第一篇文章是他写的，引得毛主席大笑。主席还说写批判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能粗暴简单。

（明朗《“整风反右”》，谭继和主编，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第10页）

他还说到，“李亚群等人回来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主要负责人听后极为重视，那段时间大会小会他都要讲批《草木篇》”。难怪一时之间，“围剿”铺天盖地。

这里要说明，上面回忆中的，“问什么人写了批判文章”，不是单指《草木篇》。所以李亚群说，第一篇文章自己写，是实事求是的。后人弄不清，就会犯糊涂。其实没必要。细看毛泽东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一些《草木篇》”、“有些《草木篇》”云云，则并非单指流沙河，是没有疑问的。结合两天前，他在回答四川想封《星星》杂志的请示时，明确说“《星星》还是不要封”（《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着眼点都很清楚。

虽然另外场合，又单指流沙河。如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四川省流沙河写了一个“草木篇”的诗，草木篇是毒草，出了这么一篇,以为天下就会乱了，我看出一百篇也不会乱，如果有一百篇，问题即解决了。在座的看过没有?好文章呀!可以再印一下，最好今天晚上就把它印出来。向草木篇开火，开的对；四川的同志，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是，批评的方法有问题。你们四川同志，不要以为我是赞成“草木篇”，反正你们的批评，我是讲，你们可以让它放一下，征求读者的意见，让懂得的人去批评。现在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有余。

一言既出，“现在是放得不够”，必须服从大局。所以批判降温。但就具体作品而言，他说的清楚——“草木篇是毒草”，跟谈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同。

还有一个背景，李亚群“开火”时间，是1月14日。也就是解放军宣传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示质疑和担忧之后一周。可见对李亚群而言，是“吾道不孤”的。虽然就人事说，毛出于“放”的考虑，批评了陈其通等人，但也说到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他持的态度，跟对“四川同志”表态是一致的。虽然一时之间，无论党内党外，人们对毛的解读不一致。

“解冻”一词惹祸，是谈论“《星星》诗案”时，容易忽略的。与之相关的是，有个重要细节，当时澄清了的，几十年后淆乱。就是根据了解，作为“导火线”的1月8日《成都日报》报道，所引该刊“主编白航”对记者说的“解冻”云云，由于惹来批判，一时成了焦点。因而1月19日《成都日报》，刊出《星星》编辑部《来信更正》，还有记者黄泽荣（晓枫）《是我措辞不当》的更正。《来信更正》云：

你报在1957年1月8日刊载了一条报道“星星”诗刊创刊号出版的新闻。其中采用了这个刊物主编兴奋地告诉记者的话“……。”（原话不重引）按：“星星”诗刊并未设有主编。而刊物的负责同志也从来没说过类似四川日报今日金川先生所引的那段“……”中的话，特此请求更正。“星星”编辑部  1957.1.15。

晓枫《是我措辞不当》云：这条消息是我采写的，“主编”二字是我写稿时措辞不当。消息中所引用的那段话是“星星”诗刊一个编辑——流沙河同志告诉我的。

（谢小洁：《〈星星〉诗刊（1957年第1—8期)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

下面要讲述，“围剿”的时候，伴随的陷害，许多人一直不知。

看《四川文艺界右派集团反动材料》中，最早的一件，是《游祥芝同志检举石天河的反动言行的材料》，落款1957年2月14日。再看其中内容：

他十分赞同铁托同志的发言，他说：“……哼！哼！你以为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就不会在中国重演！”

“我这个人有两重灵魂，我有时真被逼得想杀人了。我控制不住自己，这就是逼上梁山。”

我们认为周天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倾向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了。他背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产生了一种最绝望的情绪。他也知道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毁灭了自己。

显然当时，已准备材料。我能否说，很快“上达天听”？

毋庸置疑的是，目前我们知道，那时担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在1957年2月8、9号的日记中写：“九时到大楼，给四川文联的李友欣同志写信，他提出了关于《星星》中的《吻》和《草木篇》的争论问题，要求我们支援和提出意见。信写得很长，用了二小时的时间”；“九时，参加《文艺报》的汇报会，杨志一从上海南京回来，侯敏泽从四川、武汉回来。成都流沙河、石天河一批人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他们的思想实在已经具有反动的倾向了。”（郭小川：《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0-31页）

这个算小的。目前我们知道，从2月16日到3月12日，毛泽东四次批评《草木篇》，其中两次还念叨“包括有杀父、杀夫、杀子之仇的”作者。其中3月6日，《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中，有“有人说，《星星》所谓七君子中有二个有杀父之仇的”的插话——“所谓七君子”，不能轻轻放过。

让我强调说，让我明确说，所谓“《星星》诗祸”，那时埋下伏笔。

这是历史的细微处，也是凶险处。却也是读史者，容易掉以轻心处。

现在指谬石天河先生。就是几十年之后，这位当事人，写“亲历记”气呼呼。

其《四川文联的反右高潮》一节，抄录流沙河《我的交代》后，及时评点说：“材料一开头就给‘小集团’定性为‘反党’，这是文章的‘精要’所在。但说石天河、流沙河、储一天经过一两次交往，‘一个反党三角同盟就这样形成了’……虽然言之凿凿，却似乎说得过于轻巧。”经过一番辨别，他向读者通报：

这里需要说明一些事实：事实上，材料中提到的‘反党三角同盟’，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是四川才子司马相如之徒在情急之下幻想出来的。……（p174）

他的话当然对，“小集团”是编的。可“司马相如之徒在情急之下幻想”的话，就把一件其来有自的惊天大案，轻轻“戏说”了。后面还指控，整风变成反右后，“流沙河为畏罪心理驱使，作了一个卸罪的交代，文联便据以编造出一个‘反党小集团’，在省委宣传部的主持下，问题便立即上升为‘全省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p221），也是不顾很多先前的事实。

尤有意思的，是对自己被推为“小集团”“首脑”，石天河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流沙河不当“首脑”，而要谦虚地确认“石天河的首脑地位”呢？而四川文联那些对搞运动卓有经验的人，又怎么偏偏相信了这种“交代”呢？这些谜，旁人是猜不透的。我从当时的情势来推测，也只能猜想到：流沙河的《我的交代》，可能是在7月份的批判大会后，经过李累等人的“启发教育”，才在8月份上纲上线地修改“完善”的。不首先自动戴上“反党三角同盟”的帽子，便不容易过关；不把石天河推为“首脑”，流沙河便会为自己陷入“首恶必办”的地位而感到恐惧。至于文联领导人为什么相信了这个不可信的交代材料，那倒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当时的领导人，谁也怕担上思想“右倾”的风险。（p176）

——又是“推测”又是“猜想”，一则注释还幽默：

流沙河虽然抬举我作了“小集团”的“首脑”，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小集团”发展了“七个成员”，他也不曾向我汇报。所以，当常苏民一度问我“七君子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p125）

——记忆衰退得厉害。

让我们翻故纸堆，打开“亲历记”收了的，1957年4月2日他给好友的信：

随即蒙蔽领导，驱使他的爪牙，到处去搜索我“反党活动”的材料，企图进行又一次的政治陷害。无如到处搜索，并无材料可搜，仅仅因为我和山莓来往较密切，便叫山莓的爱人，把我平日偶尔说过的一些牢骚话，搜集起来，写成一篇检举材料，如此便罗织成一个“反党”的罪名，企图加到我的头上。（p55）

更有4月19日信，直接提到“集团”及其“组织者”：

但他们这一次打击，竟把我和这几个青年同志，说成是一个“小集团”捏造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的罪名，企图制人于死地。同时，因为这一次被打击的人，只有我不肯作那自欺欺人的“检讨”，坚持地揭露他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实质，所以，他们还拟定要“派”我作这个莫须有的“小集团”的“组织者”。（p58）

还有5月27日，《让良心发言》的补充发言中“鸣放”：

诗人山莓，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呢？山莓夫妇，明明以他们编造的“罪证”，参加了对我的迫害，今天却否认事实，居然要叫文联说明“真相”。是的，这种“真相”应该说明，应该把山莓夫妇所编造的“罪证”，以及文联某些人编造的其他关于“裴多菲俱乐部”、“七人团”的“罪证”，全部公诸于世，使党和群众，深刻的认识一下这种迫害的真相。

——上面足以表明，“为什么流沙河不当‘首脑’”云云，有点虚无主义。

再看“大鸣大放”中，“反党万言书”中，完完整整的“叙事”：

一部二十四史，究竟从哪里说起呢？我只好拣最切近的来说，陈年老账，有人怕翻，也就不翻算了。最切近的，当然就是这次“草木篇”事件中，我所受到的无理迫害。

……

“星星”诗刊，在一月分创刊，我是主要编辑人之一，创刊之前，我拟了一个“稿约”；创刊之后，我负责编了第一、二两期，写了两篇“编后草”；第一期上，发表了“吻”和“草木篇”；第二期的“编后草”里面，我提出了抒情诗要“七弦交响”的文学主张。这便是我担任《星星》编辑工作的全部“罪状”。还有呢，就是在四川日报上出现了一篇题目叫什么“死鼠乱抛”的批评以后，我写了一篇叫“诗与教条”的反批评文章，就是这篇文章，几乎惹来了杀身之祸。（正确点说，是可能株及相识者的“瓜蔓抄”。）

开初，那篇“死鼠乱抛”的批评，还并没有提到“草木篇”，只是就“吻”这样的诗，对刊物编者和诗的作者，加了一系列的罪名……我当时，还并没有警觉到，这就是对“星星”进行围剿的第一炮。所以一气之下，当晚就写了一篇反批评。主要的，也只是为“星星”的编辑方针辩护，反对“冻结”情诗的主张。……当时，我们已经听说“春生”，就是李亚群付部长，而且，报纸上的围剿形式，也愈来愈明显了，对“草木篇”的批评，突然地把文艺批评转变为政治斗争形式，刮大风的运动形式。这对一个初生的刊物，当然是极为不利的。我当时想，刊物是我编的，我应该对党对人民负责，即使我个人挨整，也必须争取把反批评文章发出去，使读者心中有数，保全刊物。……

……而这时候，宗派主义暗害分子李累，已经在文联里里外外作好了进行大规模迫害的准备工作，先布置了青年团内的斗争会，拿流沙河、储一天开刀，迫使人昧着良心说话，把流沙河、储一天等人，说成是受我指使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把我写的“稿约”，说成是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我写的反批评文章，说成是反党；把我在学习会上，以及平日在朋友家、在电影院门口说的只言片语，都改头换面，加油加酱的做成一份份的”反革命罪行“材料；一句话，捕风捉影地罗致成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企图置我于死地。

（《山中人语——作为参加座谈会的书面发言》）

——应该说那时，5月27日，已经看清了：发生了“可能株及相识者的‘瓜蔓抄’”。虽然那时，还没有“反右”发生，更不像后来，“抄”及成千上万。

当然这些内情，一般人不知。就像“山中人语”，打开天窗说：

这些事情，文联外面的人，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大家只看见流沙河因为《草木篇》而挨了明整，没有谁知道我在挨黑整。……如果是解放前，知识分子受迫害，那是必然的，但我做梦也想不到，解放八年后，我还要受这样暗无天日的迫害。

——这是历史的细微处，也是凶险处。“明整”人皆知，“黑整”说不出。

整个“《星星》诗祸”，可以一言以蔽之，是“明整”带着“黑整”。“鸣放”前如此，“反右”后更如此。相对来说，“反右”波及全国，人们知道一些。而“鸣放”前被“黑整”，甚至那时就被“集团”案，竟然当事人，几十年后也懵逼了。

以至于若干年后，石天河不明不白：

我平反后才了解到：原来，四川文联原先所作关于《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小集团的决议》中的“提法”，原本是说“思想文艺界以军统特务石天河、反社会主义反动分子流沙河和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储一天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样的“提法”，后来为什么到了编《会议参考文件》时，却把另一个“极其反动的组织”归并到“反革命集团”成为“一个”，而且把“以石天河、流沙河、储一天为首”也变成了单纯的“以石天河为首”。《决议》和《参考文件》里面都是没有说明白的，完全是一种“云山雾罩”的模糊逻辑。《决议》后来是怎样修改的？《参考文件》是如何定稿的？别人也莫名其妙。（p204、205）

“黑箱”的事，有谁知道？当年参与者，几人愿意说？

只是有些事，当年就听说。即如“小集团”，早就被捏造。而且是自己而不是流沙河，被“派”作这个莫须有的“小集团”的“组织者”，也是当时就听说的。这不是孤证。当年鸣放中，“政治陷害”的事，的确成为“焦点”——让我摊开说。

1957年5月16日，《文汇报》记者范琰《流沙河谈〈草木篇〉》一文，一开篇就是流沙河的“怕”：

在这里，在目前情况下，我不愿写文章，因为怕。

为什么呢？原因很多。比如批评文章，说《草木篇》是面向整个社会，“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还有领导议论：“我一看见《草木篇》就联想起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成都日报》有文章，“把我和王实味(再加上胡风)相提并论了。我的政治面貌和历史情况，领导上不是不了解，可是却偏要这样类比，使我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这样的文章，竟株及我的朋友，其中有“作者和他的伙伴”如何如何之句。编者却不叫他删去，原句登出，不知是何用意。

他还对单位提意见：

……然而，问题还不在此，批评的火力猛一些偏一些还能顶得住。问题在于同一个时候，我们文联机关内部领导通过行政机关来压制。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那时，我连宪法上所给予的通信自由都受到了阻碍。……由于行动受到某些人的注意，我不得不拒绝接见一些陌生的来访者，当面向他们撒谎，说流沙河不在家。

他所反映的，跟石天河所谓“受到的无理迫害”，大体一个意思。

官方当然抵赖。任何时候都不承认。请看“反右”发动后，6月15日《文汇报》标题：《四川省文联举行座谈会批评“草木篇”的是非问题   李累认为流沙河关于侵犯人身自由等说法不符事实》。6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草木篇》，并加编者按：

他认为对为“草木篇”辩护的文章所进行的批评是“连坐法，九族皆诛”等等。他把团组织对他的批评说成是“颠倒黑白，叫人痛心”。他还说由于这组诗，他受到四川省文联机关内部的“压制”，通信、行动自由都遭到侵犯等等（见５月１６日上海文汇报和５月１７日四川日报）。在上月１４日至本月１３日四川省文联邀请文艺界人士陆续举行的座谈会上，曾经讨论了对“草木篇”批评的是非问题。……被流沙河指为侵犯人权的省文联党支部负责人李累及其他工作人员，在最近的座谈会上也指出流沙河指控省文联机关对于他的“压制”是无中生有的。李累说：事实是：团组织在去年二月曾批评过流沙河的思想作风，在“草木篇”发表后，团组织也批评过他，但这同报刊上的批评是两回事。其他所谓“剥夺通讯自由”、“侵犯人身自由”等等，也都不符合事实。

由于范琰访谈影响大，“消毒”必须大范围。

因而7月8日，“作家李劼人和沙汀在人大发言   揭露有关流沙河问题真相   批评本报为记者范琰开脱”（7月9日《文汇报》），怒不可遏讲：

……但最令人愤慨的，流沙河在谈话中竟然提出了所谓“政治陷害”问题，文汇报记者不仅不对事实进行任何查对，还故意把流沙河自以为受了压抑、受了损害的情绪渲染了一通，惟恐它的欺骗性煽动性不够大！

……但是事实早已明明白白，四川省文联党组织和李累并没有对流沙河进行所谓“政治陷害”，而文汇报那篇歪曲事实，带有煽动性的报导，却构成了对李累的政治陷害和对四川省文联党组织的政治诬蔑！因为这篇报导发表以后，曾经引起四川省内外一般不明真相的人，要求撤职查办李累，甚至要求将李累送司法机关处理。

发言要求，“我们希望文汇报能有更好的交代，更好的检查”。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联合发言，也占了同一天《人民日报》一个版。第三版大标题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文汇报利用对“草木篇”作者的批评点了一把火  李劼人、沙汀的联合发言》，两大报同时登，应是统一部署。

据说宣读发言后，毛泽东不以为然：“这两个人怎么联得到一起呵！”足见他留意。

可见“政治陷害”，是上达天听的。官方“辟谣”，能够理解。

只是几十年后，作为当事人，不必很懵懂，或把账算到“同案犯”身上。

问题本来说清楚了。只是我看到，某种失忆，已经发生了。失忆又不觉得，竟至错怪他人，真真认知歪曲。为此我索性，列举更多的“原文”，如《山中人语》：

这一次的迫害，对我，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仅仅因为李累们掌握的“罪证”不足，没有逮捕，也没有实行吊打，只在大会后给我“停职”处分，和进行了一些搜查信件的紧急措施。但李累和他的爪牙席向、傅仇、陈欣等人，是进行过许多罪恶活动的，他们到处造谣诬蔑，破坏我的名誉，破坏我和文艺界一些朋友的友谊，几乎凡是和我有一面之缘的人，都成了他们侦探的对象。

还有5月27日，“让良心发言”质问沙汀：

沙汀同志，是老作家，是文联的主席，说“挂名”，是确实的。过去较少过问文联内部工作。但我知道，这一次的事件，他是参加过某些会议的，当李累逼迫流沙河“检举”我的罪过的时候，沙汀同志是知道的。沙汀同志当时不曾赞成，也不曾反对，以致使得迫害成为了事实。……沙汀同志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作家要有良心！

——明确说到，“李累逼迫”是事实。还有更多旁证：

石说他在文联受到的“打击”比流严重：“文联开了几次斗争大会斗争我，逼我写检讨，我置之不理。开斗争会时，我面对鲁迅象坐着，怡然自得！”他把他描写成“反教条”的“大英雄”，当时使我为之神往，他还说：“他们闹不翻我，就说我是‘裴多菲俱乐部’的头子！哈哈，这个罪名我扣不起！”（《徐航交代石天河的材料》）

五月，石天河来到峨眉山写文章，我也在近处，接触也就多。有时，他也搁下笔来，谈点文联的事。他说：“李累等人常说我是什么小集团，是贝多芬（裴多菲——编者）俱乐部的首脑；好吧！请他们去检查，去鉴定吧！如果真有，我愿受处分。不过，在文联内部是不是有以李累为首的贝利亚集团？我认为也有检查的必要！”从他话里，我们不难听出来，他对李累是有很对立的态度，有势不两立的情绪，在“草木篇”问题发生以前，他这种情绪成在；而“草木篇”问题之后，他的反对情绪就更加显露了。（《万一交代石天河的材料》）

所以套一句话，你的“首脑”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

与此相关的是，或者刺心的提问：你为什么，被抬举为“首脑”？

这个问题刺心，似乎也不厚道。但是回答了，“案情”就更清楚。

其实当年，本人明白。前面说了，批判一开始，冲着诗刊来。头两期《星星》，是石天河编辑。哪怕心里不服气，总得有人担责任。诚如4月19日跟好友信抱怨：

这一回，我实在没有一点错，《草木篇》和《吻》我也并不认为是好作品，选稿时这两篇也不是我选出来的，我同意发，是觉得《草木篇》在反官僚主义方面，反庸俗方面，有一种积极情绪（当时，没有从阶级斗争方面多考虑，这是真的。）决定发稿时，也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可是，他们在考虑我的职位时，并不让我有“主编”的名义，而一旦出了这点事，就把我当应负完全责任的人来处理。一个刊物，作品受批评，编者本可以袖手旁观的，本可以不牵扯上我的，但他们这回故意肆虐，我不得不反抗，而且，我早就知道，这儿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刀尖，首先就是指着我的，一开刀，即无论我作的什么事，哪怕我写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万岁”这几个字，他们也要从这几个字中找出问题来。

——但是工作上的是非，不是第一位的。那只是表面。就像他的清醒：“无论我作的什么事，哪怕我写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万岁’这几个字，他们也要从这几个字中找出问题来”……纵然如此，人在峨眉山上，还要“披肝沥胆地向党进言”：

……我其所以特别提出李亚群副部长来谈，并不是说别的领导同志身上，便没有这种“高高在上，威镇八方“的习气。我看，这种习气，在四川恐怕还是相当普遍的。我甚至怀疑省委第一书记，党中央委员李井泉同志，是否也沾有这种习气。……我想，当时四川日报上那样雷霆万钧似的围剿，难道省委第一书记一点也没有注意吗？我猜想（不一定对），那是李井泉同志点头认可了的。所以，这种“高高在上，威镇八方“的思想作风，如果是存在于高级领导同志的身上，那无论是谁，都必须坚决整掉。

读史至此，不知该咋说。何况还有，跟“顶头上司”的你死我活。

似乎有点私人，摆不上桌面。可是当年材料，至今读来惊心。某“检举材料”写：

他又说：“李累的底细，我周天哲最摸得清楚，有我周天哲在文联一天，李累就做不成文联的皇帝，因而把周天哲恨之入骨，拚命地在背后整人。”

无独有偶的是，流沙河《我的交代》写：

他说：“李累在肃反时存心害死他。要不是还有个李友欣，我的性命都完了！”

万一的书面发言也能印证：

从报纸上看得清，虽然有的人为李累叫屈，但过去不久的事实还不能使人遗忘，斗争流沙河，打击石天河，顺他者生，逆他者死，（不死也要脱层皮啊！）他对于石天河，是怀着满腹的个人成见在胡搞，对于流沙河，则是奉着上级的命令在搞，搞来搞去，殃及邱原等同志。（《我对四川日报及省文联的几点意见》，1957年5月23日）

其实，最好用他本人的话。这位“湖南蛮子”，4月19日给好友信中切齿：

……真的，这一次，我几乎想亲手宰掉几个卑鄙的家伙。

读史至此，不知该咋说。更何况他，根子不硬——“十几年前的一个历史问题，好像在我额头上打了一个犯罪的烙印”。2002年《回首何堪说逝川》，无法可想地说：

我的“历史问题”，是一个几度使我自己也感到绝望的问题。那问题的事实其实简单，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末期，1944年日寇从湖南经广西打到贵州时，……就这样，被那广告上的假招牌骗去考入了国民党军委会的西南电讯训练班去受了一年训，事实简单，而性质却非常严重。因为，那个训练班，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训练班。我确实是被骗考进去的，……可是，由于这问题的性质被看作是一个“特别严重复杂的政治历史问题”，它就成了我无法卸掉的“历史包袱”。有一段时间，我似乎也想透底了：这不能怨人家不相信你，这只能怨日本鬼子的追逼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欺骗，或者，怨自己的命。不然，我原本是一个干干净净的爱国青年，湘桂黔三路总机厂的工人，标准的现代无产阶级，怎么会惹上这样一个不干不净的历史问题呢？

当然时过境迁，只是不干不净。可那时——“军统特务”？！

几样加起来，在劫难逃了。刚到峨眉山时，抽了三个签，签签都不好（参见“反动材料”中，《石天河给张宇高的信》）。最后被文联保卫干事，“接”回文联。回到单位后，有更烫手的事，跟徐航的关系……我们终于读到，7月23日给万一信：

我这封信，恐怕是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但愿这封信，能够不受阻碍地为你过目。

我的问题，因为徐航的牵连，现在是愈闹愈大了，徐航不仅有严重的胡风思想，而且，他是一个大特务头子徐中齐的侄儿（这一点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在大鸣大放时，他在学校里非常活跃。因此，我回文联后，大家就根据所谓：“一条黑线”的逻辑，硬要当成反革命问题来追查，（并联系到我的历史问题，我确实在反革命的训练班受过一年训，但随后我就挣脱了出来，没有干过一天特务的工作，并且，这个问题在一九四八年，就在南京地下工作时交代了的。）因为，流沙河，以及徐航，都把罪过往我身上推，我代号（芝；何之子）给徐航写的信，以及教他用两个信封，由你那里转信，现在都成了最严重的罪行在追查，我无法把这些事情分辨清楚……

……现在有很多事情绞在一起，令我有口难分。

……再见！    大概是永远地再见！

2020年2月2日，于海南文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