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状必要改变乃不言而喻，但现状必要改变是一回事，如何改变以及改变过程能否差强人意又是一回事。
没有人能预见到大变如何具体演进，比较靠谱的预见仍得建立在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上面。
时代变了，中国已回不了1644年，也回不了1911年。李自成也罢，黄兴也罢，皆无用武之地。是因传统的矛，刺不穿高科技打造的盾。新时代已出来了新的盾，不过也出来了新的矛。民心向背永远是基础，官乱、民变、外部压力，2027年后的红朝，大概率是迎来大限，这是总体趋势。
何为新时代与新的盾与矛。
笔者以为，整个毛泽东时代，中共统治属于上世阶段，标志是大多数人对红朝是寄予了很大希望的，因而也是拥护它的。即使文革时期生活越来越贫困，大多数城市人仍对红朝只是信心减弱而不是信心消失，标志是那个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运动。后者与其说是开始了觉醒，不如说是对中共上层太过恨铁不成钢的情绪显现。六•四前的邓小平时代，从社会心理上讲红朝进入了标准的中世阶段，标志是各行各业从心里厌倦了假大空政治，不再排斥能带来物质生活明显改善的现代资本主义。对红朝的信心转向了但愿它在改革路上的步子迈得更大。六•四使社会心理迅速地堕入了下世阶段，但三年后重启经济改开又转移和驱散了生活中的严重阴影。直到奥运会举行，红朝统治属于社会心理上的下世阶段与物质生活感受上的中世阶段。标志是普遍希望改开继续和深化。习近平上位约三年后，红朝就统治合法性而言全面进入了下世。标志是官场重度腐败、司法严重不公、贫富悬殊无从扭转，人心全面溃败，等等，使大多数人感到窒息。疫情时期乱象丛生加上经济恶化，下世一下子发展为加速度。
导致下世加速度，国内的维权言行与海外民运不停地展示红朝真相，功不可没。他们并未消除太多人的恐惧心理，无助于人种不再退化，但使红朝炮制了几十年的神话悉数寂灭。人们开始用冷峻、鄙夷的目光看中南海，红一代的光鲜形象全面破产，太多红二代已然十足的罪犯。
关于盾与矛。从中共建政到六•四，在对社会不满的反应措施上，中共是持矛的一方，也就是一直属于向人民开战的进攻方。标志是但凡它感到不对劲，自上而下的政治打压运动就来了，行动迅速、高效。它手上的矛并不锐利，但对付老百姓绰绰有余。六•四后，它转向了防御方，标志是越来越强调维稳高于一切。它不能不如此，因为任什么新语宏论都挽不回民心了。此前，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大多数国人对出格言行是本能抵触、抗拒、反对的。现在是佯作不知、默许、直至欣赏。突出表现为没人举报牢骚怪话了，警方也不会对此立案，总不能把一大半国人都问罪吧。既然转为了防御方，且不愁经费，在打造保卫政权的盾上面便不遗余力了。例如，对规模较大的维权行为，它以分化、瓦解为主，直接镇压为辅。尽可能诱导大学生和公务员入党，使党的队伍急剧膨胀。它并非不知队伍太过庞杂的副作用，但它相信卫护政权的作用更大。对某些异议人士恩威并施，不再动不动就严打，等等。与此同时，便是不断筑高防火墙，广建摄像头，扩充防暴队伍与装备，等等。
相应地，从性质上讲社会的不满情绪与反对力量便成了反击方，它们手上并无切实管用的工具，它们的工具是内心里坚决不买账，地下的附合者有增无减，只要有可能就会诉诸言论甚至行动。此种本质上的反击行为难以量化，但能从当局不敢开放互联网、不敢撤除摄像头，警察的工作量越来越大等上面反证出来。它心知肚明：它无可能回到中世了，遑论上世。退化的人种既有利于它维持现状，也不利于它的统治，因为国人对一切都无所谓了，当然包括冷眼坐看它的楼塌。同时，美丽国对一般共产党员都不加掩饰地表示不信任，特别世界出来了“让领导先走”的模式。它必须考虑再考虑，再出来了大规模的社会怒潮，该怎么办？当真再动用野战军把坦克开上街？换言之，再演一次六•四不是不能考虑，但谁还敢担保此屠城效应又能保几十年平安？到底如何是好，它自己已不知道。但是民意尤其反对力量却知道，它要下课了，无救了。
顺便说两句那位刘仲敬先生的姨学，有一定深度，可惜向后看的成份远远大于今日应从世界看中国的成份。例如，今日城乡的豪强势力性质上是黑社会，更多是依附于中共中下层的寄生虫，缺乏民国之前豪绅、宗族、会道门、深山土匪的影响力加持。中共终结，他们必要另寻寄生体。他们的情况将如同80年代前的香港黑社会，新政权与大资本不会允许他们为所欲为。因此，大变后的中国走向黑恶势力泛滥、猖獗的几率不大。
再现前苏联和东欧的故事，一样几率小。若89年能争取到中共再让步，此前提下再来上两三次89年，中国转型的概率可望达到60%，但不会再多了，因为中共的基本成份比苏共的基本成份差劲很多，又经文革使官僚队伍不敢想象再遭清算，保党的动力比早就安排了退路的八旗子弟保权的动力更大。今日大量中小城市的公务员尤其公检法司人员，是恐惧和反对革命的。他们中多数人没有条件移民，生存技能实际欠缺，不敢想象丢了饭碗。不过，若出来了孟加拉国那种情况，他们也会更害怕丢了老婆孩子。习当局能稳坐钓鱼台到今天，离不开这一点。价值观上中国的皇民不同于东正教教民，也是一个因素。东欧共产政权仰赖的是苏联红军的坦克，社会基础比中国曾经拥护共产政权的社会基础薄弱多了。另者，东欧八个共产国皆非中国这样的大一统皇国，船小相对好掉头。
甘地和曼德拉的“和理非”追求发展了一条新思路，但并非世界不可抗拒之滚滚洪流，它在中国不接地气，行不通。中共政权已不可理喻是主因。迄今的知识分子群体，包括海外民运的很多人，在今日中国很小号召力。例如，墙内墙外，早就应该严词否定六•四后的畸形改开，警示国人房地产业是莫大的骗局。因为古今中外的专制条件下的变法或改革，照例顶多一代人过后，旧鬼又会抬头，新鬼纷纷出现。六•四后中共的改开实质是：已把你的右腿打断，现在给你一副拐杖，你忘光了右腿是怎么断的，却感恩拐杖给了你方便。特别是要不要过问某一天再把你的左腿也打断，该如何办？既然三十余年连这事都拎不清，你让受压迫被欺凌的多数人如何信服你。
上面这段话出自网上，强胜六•四后所有改开派的口吐莲花。事实上，三十余年来，可曾见上几部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可有几篇继往开来的学术文章，那些物理成就可是原创？那多于牛毛的专家、学者、教授，几人真正称职？
香港的法治与台湾的和平转型一样难以运用于中国大陆。从大陆逃港的人，不乏有勇气、有性格也有才华的人，在独特的英治环境便有了用武之地。大陆既无当年的英治环境，人口比例上的精华成份占比很小。是以渴求法治的人多，愿意实践法治的人少。台湾在地缘政治上不可能有对岸大一统皇国的底气。国民党在一个海岛上主导和平转型，与其说是受了民主道义感召，不如说是因回旋余地太小而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逆淘汰机制下的大陆无分朝野，今天虽有改朝换代的渴盼，却因大中国这把大伞罩着天塌下来先由高子顶，配上“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国粹，极少人质疑它们的荒唐，也就无文明转型的强烈冲动。
有必要再重申米涅所著《法国革命史》的一段开篇语：
“当时……人民毫无权力；王权则毫无限制，由于权臣横行，由于种种特殊的制度和各个集团特权的存在，法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中国大变将进入快车道
这里，只消把王权换成党权，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与中国将临的大变的根本原因，何其相似乃至相同。如果说法国革命不可避免，那么中国大变一样将不可避免。
当然，历史不会重复。笔者以为，中国大变的爆发形式很可能表现为交织着法国革命、孟加拉革命、南韩革命的特征，需要关注下面几点。
一、绝大多数人的本性并不喜激烈的大变动，仇恨与愤怒不达极致，社会革命不会星火燎原，当革命不可避免，就有了一个长痛与短痛中取舍的问题。因此，太多的社会革命过程及效果当然不值得高看，但革命二字也不容妖魔化，因为革命的结局走向南辕北辙，不等于革命的怒火不该宣泄。否则，专制暴政只会有恃无恐，显然不叫办法。这事在人种退化的中国，更加没奈何。如果今天的时代革命又是换汤不换药，那就不是革命该不该的问题，而是文明、人种能不能重生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代沟只会扩展不可能弥合了，从现在的婚育观念上就看得出来，此事意义重大，为中国转型提供了一定的乐观依据。不妨说，中国大陆的三代老辈人，观念上行为上是有负于子孙的。没准儿，新生代会使中国比某些伊斯兰教国家的转型快。例如，今日那众多“躺平”者，当然是被逼上梁山，且具有新的思维，其中很多人未尝不会成为明日的抗争者，甚或抗争的中坚力量。
进一步说，若不能使文明、人种浴火重生，则日后这片土地大概率是这样：生活重心聚焦于大中城市的核心区，那里高楼直插云天，阳光下玻璃墙面闪闪发光。核心区外其他地方，是无钱维修的破旧的贫民窟，遍地失业者，警车呼啸，犯罪猖獗，时不时停水停电，垃圾发出恶臭，毒食品，黑医院……。
二、法国革命予中国人另有一个启示。她的暴烈程度之骇目与时间之长，除了各种旧势力包括旧文化作乱，与当时欧洲众多旧王室对她的打压密切相关。既要保卫革命果实，又要反制外国干涉，非常手段不可避免。而今日世界，无论哪个专制国家爆发社会革命，世界是理解的、同情的、帮助的。此不同的外力作用极大。今日世界的民粹回潮和民主陷入低潮，不必太过担忧。地球村时代不会长期接受马戏团的几个丑角演员跳大神。因此，中国经过阵痛后可望迎来较快的复原。
三、如同法国革命一样，对一个遍地污秽、旧秩序已尽失自我净化功能的社会，要避免天谴，要阻止人种继续退化，需要承受一定的代价。法国革命代价之大举世皆知，但终于换来了告别旧秩序的转型，世界由此大受益，不可以只谈前者不谈后者。所幸的是，只一个城镇化以及经济成了生活的重中之重后，中国大变后的混乱会持续相当时间，但混乱也不会持续太久时间，因为无土地的城市人不能无工作不能不吃饭。也许混乱持续十年左右后社会生活会渐上正道，其标志将是怒火已宣泄大半。这事极重要。不能不说，人类或许有光明未来，但迄今为止，文明史与其说是不断进步史，不如说是不断浴火重生史。
四、作为追求自由民主的我们，要紧的是大变降临后便应勇敢地投入进去，应整合现有资源，不要山头林立，捏成拳头才有力量。多做实际工作。一定要设法抚恤伤亡者，在日后的民主政府中追认他们为烈士。同时，对某些一味以暴易暴者也应予谴责包括绳之以法，但要与清算旧秩序的凶手区别对待。这不是不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处理时理应照顾冤情深重者。这样的工作，海外民运现在就应该研究怎样操作了，包括研究日后的民生困境问题。例如民主政府届时能否减免一点很多人沉重的债务，从而让墙内人看见民主运动的诚意。
红朝专制（网络图片）
极而言之，国情如此，民主化不会一蹴而就。但总要走出第一步，先推倒那堵扼杀社会生机之墙，才能迈出第二步。天若降暴雨，不可怪雷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