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仍是一孔之见。
所谓人种退化，应主要是指社会学范畴内三大方面的表现。一、精神气质上不再勇于求索，表现为弱智与安于现状但肉欲横流。二、性格猥琐、变态，表现为民粹盛行，盲目排外，各种人际关系上皆虚伪异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三、道德崩塌一发而不可收，表现为出现了超越丛林法则的趋势，是因动物尚且服从一饱百不食法则，人不要底线了就一定会贪欲无度以及无差别反同类。
人种退化来自综合素质异化，此异化本来属于世界共相。源自文明文化及物理建设的所谓伟大本是强权的自诩。因为是否真正伟大，在“近代”出来之前，全在于掌握话语权的强权既身为运动员又身为裁判员的说了算，自“近代”出来了民主参照系，情况方才改观。但文明文化自有惯性，作为生命奇观，生命体便皆有一个盛衰荣辱周期。而自文明演进出了大一统国家这个杰作，此杰作就成了众生遮风挡雨的扎实房屋，同时又成了囚禁绝大多数人的坚固牢笼，固有的家国元素所剩无几了。从此，文明文化充斥了悖论与荒谬。一般而言，荒谬少的国家，多为年轻国家，人种退化程度轻。荒谬多的国家，恰是历史悠久国家，人种退化程度重。此话在中国极不中听，但是事实。就今天而言，主要是民主与专制在其中起作用。
人种退化程度重一定具备三大特征。一、文化思想上短则数百年，长则千年以上再无大突破。二、但临暴政，极度恐惧下政治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崩坏皆表现为一泻千里。三、性格猥琐时常较之动物行为更不如。因为今天的我们可以解释动物的多数行为，却难以解释某些人的极端行为。此三大特征，明、清以来中国全佔，尤以近八十年来红朝的表现为甚。它们无疑会增加文明转型即民主化的难度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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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必要稍稍回顾红朝治下的人种退化过程。
中共的“土改”与“镇反”，先打断了地主乡绅的脊梁骨，“反右”又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骨，相应地便是他们的言行皆缺失了常态下生活的底气与勇气。面对子女亲朋流露出对现实的质疑与不满，他们的本能反应便是不胜担忧与惊恐。“别找死哎”，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寒蝉效应弥漫于不同阶层直至无分朝野，并在事实上演化为大规模屠城效应覆盖全社会，始于文革中的“一打三反”运动，因为屠刀指向的不再是特定群体，而是无分出身、阶级、过往表现如何的不满现实的一切人。
至今仍鲜少国人重视“一打三反”运动打断了整个民族脊梁骨的恶劣作用。文革爆发，先是出身紫红家庭的红卫兵冲锋陷阵，目标是阶级敌人、“四旧”、文化界人士，被上层点名的少数大官僚。这批人仗着身份优越、高贵，除了毛泽东，目空一切，破坏性极大。约半年后，除北京外的全国性红卫兵运动多为跟风，主要是发泄多余的精力。但不到一年，他们统统被冷落，一年后再被打发去“上山下乡”。他们注定成不了大气候，一因那空空如也的头脑实际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二因任何秩序都接受不了针对自身的破坏行为。若非最早的红卫兵多为军干子女和革干子女，若非整体上讲毕竟是莽撞不懂事的孩子，红卫兵遭罪不会那么轻。继红卫兵而起的各地造反派组织，工人、职员是主体，动机就复杂多了，能量也大。多数人怀有对有劣迹累累官员的很大怨恨，少数人误以为改朝换代了，故不惜对各级官僚队伍羞辱、报复、下手不留情。“一打三反”运动一来，他们中的活跃分子，包括家人，无不受到倒霉官僚不加掩饰的仇视，再受到在位官僚的报仇雪耻。官僚们不敢把怨恨投向毛泽东，但把加倍报复的矛头指向普通人就毫无风险。当时出现的“二十一种人”，乃“一打三反”的杰作，城市里居然有二十一种人需要管制，还剩多少人是人民呢？他们心照不宣，被党误解是暂时的，被改朝换代那就一辈子休想翻身了。从此，中共的官僚系统内心里视人民为敌就不再回头了。有了一支这样的官僚队伍，中共高层不想反人民都难。中国社会广泛地在同事间、邻里间互相检举、揭发、出卖亲朋，为别人的痛苦幸灾乐祸，为向党表忠诚而不惜无中生有去陷害他人，乃自此时始。相应地，派出所的警察和狱卒们对党的敌人不惜下手重又狠，进了局子后没几个人能逃脱刑讯逼供。军队多数士兵亦不例外，除了入党做官，做党的杀手，余则皆无意义。一样可悲的是自诩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相当多人自反右就走上了互相检举、揭发、踩在同行身上往上爬的路，但并不检讨自己。这类人像官僚一样，不敢把怨恨矛头指向毛泽东和共产党，却敢把怨恨迁怒于响应党的号召而鄙夷过“臭老九”的普通人。文革结束后，大量被改正的右派纷纷痛陈二十余年的苦难，真正关注比他们受苦更深的老百姓的人并不多，更多的人尤其未受到严重屈辱的知识人，一经招安反倒纷纷为受过冲击的旧官僚抱屈。后者以从事技术工作的人为主。他们为官僚说话是因为党待他们还是另眼相看的，例如工资待遇上他们远优于工人、职员，同中下层官员不相上下。有一个这样的党，有一个这样的官僚队伍，又有一个这样混淆大是大非的知识分子群体，无权无势毫无上进资本的普通人还能指望谁呢？要活命还能讲规则讲操守么？而这种底层的人种退化又会反噬到官场与知识界，因为中国人没救了，他们努力也没用了。当然，他们中很多人本身就进化成了国贼和民贼，装什么装。六•四后中国社会道德大崩盘，源头在此。
香港支联会六四纪念馆派发天安门母亲运动悼念六四的LED小蜡烛。 (美国之音 汤惠芸拍摄)
六•四对人种退化所起的长久恶劣作用至今未能说透。
六•四，实质乃是中共决意制造又一次屠城效应，以保政权与社会长期安定。清兵入关后一次又一次屠城，乃新朝保政权的强有力措施。用此种长久的恐怖效应保社会安定，于一切独裁政权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前已述及，“一打三反”运动，是这支官僚队伍执意向人民开战的大预演，六•四，是轻松得手后又一次手板心发痒的再次动手。根本就不需要长篇大论挖它的内幕，找它的决策内情，那不过是仍对中共存幻想，或崇信皇国历史教的腐儒研究历史的俗不可耐套路。其实，中共的统治套路与心态很明晰。自夺得政权，这个党就以人民救星自居，它的官僚也就相应地成了人民的新主子。自进城，大多数官僚的新主子面目便显露。这里，中国传统的皇权文化起了极恶劣作用。打江山本来就是为了坐江山，官话、套话是说给愚民听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那些反修防修的官话自不必去较真，但作为熟读史书，深知皇朝兴衰规律的亲手打下江山的新皇帝，他不会不明白靠这支素质差劣的队伍是打造不出千年红朝的，需要让他们经常“洗洗澡”，此为朱洪武治吏的套路，毫不新鲜。忽视或不承认这一点，而谈文化大革命，不免隔靴搔痒，此为众多谈文革者的通病。
邓小平
关于邓小平，需要多说几句。此人非打江山的料，却具有治专制国的才。武力夺权时期，毛泽东从未将重要军事指挥权交与他，直到抗战结束，他在军队里影响很小。即使所谓的淮海大战和渡江作战他被任命为前委总书记，毛泽东授与他的也是监军权限。他后来吹嘘淮海大战是他指挥的，为抬升自己而吹牛罢了。当年“三野”的一些将领就澄清过这些事。他谁也看不起，人品不佳，对百姓对同僚皆下手狠，在中共高层不是新闻。他为毛泽东器重功于进京后的政治表现，首推反右派运动他的铁腕手段，次为59年他与彭德怀划清了界线，再就是他主导的《九评》，不惜信口雌黄把苏共和赫鲁晓夫骂了个体无完肤。他的治国路子与毛泽东大不同，毛泽东喜欢盛大的群众运动场面以衬托他的威望前无古人，邓小平深信“棍棒下出孝子”是为治国至理，是以两人风格不相同，在保红朝江山上面却一致。这就是后来自感时日不多的毛泽东不得不启用邓小平的深层考量。毕竟，不可以让被折腾得元气大伤的红朝在他死后就垮掉。否定文革新贵，开启改革开放，前者是邓小平为复出正名的权谋运用，后者乃经济已临崩溃的不得已而为之。一旦权力巩固，经济好转，他的政治上让步便要停。此事由他的骄傲性格所决定，他一生中所有的忍都是为了伸。只要跳出皇国历史教的云障雾罩，不再仰视他而是平视他，他行为的逻辑便明白显现。六•四学潮，分明是一群不知足的知识分子煽动幼稚学生对他的得寸进尺。难道能让把他儿子弄成了残废的群众运动再演么，再把他打倒吗？此为他所谓的“不能再退了”的根本原因。关于上层的不同声音，一样无须多解读。分歧在镇压的方法上，不在应该再让一点步的问题上。即使胡耀邦仍在世手握军权，胡耀邦也不敢想象趁机终结红朝。很简单，他收不了场。六•四是邓小平与官僚系统在合伙反民族。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此心。说白了，“你们不买老子的账，老子就让你们好看。”
当然，六•四的恶劣后续效应就更要说道了。
六•四对社会风气与国运的伤害，既在动用野战军镇压单纯的学生的问题上，更在赤裸裸地复辟八旗子弟特权世袭的问题上面。前者以再也不用争辩的事实证明了中共在与人民为敌的路上不会回头了，后者等于宣告了红朝回到了腐朽的大清国。这才是邓小平真正的政治遗产。尔后习近平被指责不该修宪，背弃了邓小平政治遗产，望文生义罢了。到了这个时候，修不修宪，已是一批高端家族的圈内事，局外人去较什么真？不能不说，官场上的油条远比读死书的人看得透。他们当然会作如此想，你们可以窃国，我们弄点钱为什么就不行？体制边沿有点能耐者，既然现实如此，你不捞别人捞，不捞白不捞，至少也要早点离开这个让人伤心的国家，产生这样的想法实属自然而然。无能耐的小百姓，就只有熬了，再也国事莫提，闲事休管。一个共识再也不倒：别扯那些没用的，这里是中国。
经济改革又起，可望发财的机会来了，大多数人便如同服用了四号。这能怪他们？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再不抓住机会弄点小钱，改善一下家庭生活，那就是十足的大傻帽。尤其农村人，只要想想那个饿死几千万人的三年，谁还能做到安贫乐道。于是，“十亿人，九亿商”，“十亿人，九亿赌”，“十亿人，九亿骗”，谁也挡不住了。此为全局性官德损、民德毁的由来，且一发不可收了。
一发不可收的必然趋势是事态的变本加厉。于是，什么样的怪事皆出现：派出所抓赌抓嫖，不愁完不成上面定下来的指标。人手不够用，多安排联防队员半夜里去居民家偷听可有麻将声音。一旦猎物到手，先送所里去，“惯犯”上手铐。哪怕赌注只有一元钱，人又七老八十，一样须交千元以上罚款，没商量，因为你对抗政府进行赌博犯罪，实在掏不出钱，那就去拘留所。不会真送你去劳动教养，因为都给判了，警察的财路也断了，警察可不傻。抓嫖娼的套路也一样，肯交钱，警察马上就变笑脸，说：“这回就放你一马，识好歹啊”。实在碰了个穷光蛋，也有办法，就是可以不法办你，但你要当线人，每个月要保证有几个单。别耍滑头，小心新账旧账一起算。去法院打官司，先得懂套路，法官与律师与鉴定单位是何关系，不识他们的利益链必败无疑。因为你的证据再充足，法官不采用，你能怎样他。你上诉，你申诉，百分百是维持原判。因为上级法院要纠正一桩错案，就要牵连很多人，影响下级法院声誉，人家怎么会为你一个小百姓去得罪众多同事？谅你也翻不起什么浪。去上访，结果更惨。你若表示走极端，那好，送你去精神病院。你仍不服，也好办，有很多种办法让你死个痛快。中国社会的冤假错案一直层出不穷，不是缺乏规范条文，而是规范条文徒有形式。
然而这种种不过是小儿科，好戏在后头。随着发小财的个体户越来越多。尤其民营的中小微企业的大量兴起，但凡手握公权力者，莫不如同苍蝇见了血。一般是先上门套近乎，把猎物吹上一大通，再放话有摆不平的事儿，来找我们。那言外之意，只有傻瓜才听不懂。你不识趣，他们马上就翻脸。当然，不识趣的人极少。既然不行贿难办事，受贿也就理所当然。那些资本大鳄，几个不曾充当白手套？而高端家族的账面资产其实也有水分，因为他们一样要往外打点。就这样，剪不断，理还乱，先是贪腐几百万元属于大案了，可是没几年，贪腐几千万元也不是新鲜事了，再过上几年，中国人因麻木而不愿听这号新闻了，因为贪腐金额飙升成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已司空见惯。那位强调实事求是的总理朱镕基居然也成了吹牛大王。他说打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送贪官，留一口给自己。结果呢，他搬掉了谁的脑袋？他高看自己了，由得他的豪言，中共必垮台，他负不起这个责。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的任上，知识界精英层开始了纷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科院总该是块净土吧，院士名誉多贵重，事实却相反。关于军队，买官卖官已然明码标价。因是国中之国，当事人可谓个个胆大包天，他的职责是管治老百姓，不能插手军队，那是江泽民的地盘，所以有些事不可以怪他，但屡屡放空炮总不太光彩。
就放空炮方面讲，胡锦涛、温家宝一样在行。胡锦涛有两个口号，“科学发展观”，“不折腾”。然而他任上的经济发展固然不假，但那已是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走过的路，并无新意。更重要是，人家发展经济注重持续发展，中共发展经济要先替党挣面子。明明是政治，谈什么科学？“不折腾”有合理一面，另有掩盖矛盾、粉饰太平，让深层问题越拖越严重的一面，例如推行阳光法案，是不能害怕折腾的，其严重后患是一时的物理成绩冲抵不了的。温家宝就更会演戏了。他呼吁要政治改革，唱白脸安抚人心罢了。他可有能耐重组官僚系统，何必说了等于什么也没说呢？此二人入仕之际应该说无意做党棍，但上了此船不做党鞭都不行。
红朝专制（网络图片）
到了习近平时代，表现就更绝了。他上台已十几年，我以为他也说过一次真正的人话：“该改的都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就是说，“改革本来就是让我们过得好，共产党活不了，你们全都别活。”太多的人鄙视他没文化，其实那事不十分重要，胡耀邦也没学历，但学历不是学力，更不是人品，他的问题是蠢加坏，毫无自知之明。当然也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有什么样的法庭，就有什么样的法官，有什么样的法官，就有什么样的法庭。”换上了其他的太子党，具体的套路不相同完全可能，保党上面仍旧一样。要保党，经济就必须大转向。只为自由主义经济，本是共产党的天敌。于是，再度政治挂帅既吞噬了经济的缓冲余地，也使人种退化不可回转，过时的旧文化糟粕也就趁机泛滥：屏幕上是帝王将相，生活中是义和团。触目惊心的越反越腐，数不清的人道灾难，天天皆有的恶性社会事件，替弱势者发声时常还会遭到反噬，不容善行不心冷。可怕的疫情期间那些白卫兵，红袖章，把鸡毛当令箭的大爷大妈，几人存恻隐之心？尤其一些本该受人尊敬的大爷大妈，只要戴上红袖章，那脸上的得意状配上阴冷目光，让人不知怎么形容他们才好。鲁迅若仍在世，我以为他的《阿Q正传》会写得更生动，更富内涵，因为阿Q纵然活成了一条狗，但也不是疯狗，更非战狼。终于，商人心焦虑，官也不聊生，人人皆有苦衷，人人又皆以为自己没有错，这不是“他人即地狱”是什么？依得这样的国情、社情、心态、情怀，五十年也休想走出人种退化沼泽地。
古罗马帝国走向不可救药，分崩离析后从此成了历史浮云，根本原因是找不着真正的罗马人了。今日中国，可以称为真正的中国人还有多少呢？这里不妨借用陈佩斯一席话：“（大意）我个人的生活还凑合得下去，但一个社会不能没一点规矩。几十年后，我们的子孙怎么看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