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属下的雪花新闻报道,在广东东莞喧嚣的街头,发生了一场近乎荒诞的演说。一位大爷慷慨激昂地向路人宣称:美国之所以不敢与中国开战,全赖山东生产的感冒药;一旦断供,美国人将因无法治愈感冒而“完蛋”。是山东人保卫了北京,保卫了全国。这番言论迅速在互联网发酵。初听之下,这似乎只是某种市井之间的夸张幽默,或是对家乡工业实力的病态炫耀,但在其令人喷饭的逻辑之下,却隐藏着一种让人心惊的认知缺陷。

这种感冒药保家卫国“论述”,不仅粗鄙,而且荒诞。它将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全球产业链与地缘政治博弈,降维成一种原始的供需威胁。在演说者的语境里,国际关系不再是规则、实力、文明与价值观的较量,变成了一种类似邻里纠纷的掐脖子打架。

从深层心理来分析,这种说辞之所以能在街头寻得共鸣,是因为它把一个含有罂粟的食品,精准地投喂给了一些在现实中缺乏思辨能力、极度缺乏思想营养的个体。对于那些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而言,这种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精神权力”的代偿。通过幻想自己身为“胜利者”的一员,他们获得了一种廉价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不需要常识和知识的支持,更不需要严谨的逻辑推演,只需要一份对强权的膜拜和对外界的蔑视,这同赵太爷的儿子中了秀才,阿Q也感到脸上有光是一样的。

然而,当一个民族的自信心需要靠“感冒药让美国完蛋”这种荒诞透顶的逻辑来支撑时,这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衰弱的征兆。这种认知上的病态,并非偶然的谬说,而是某种长期封闭教育下的必然产物。这种自以为是的狂妄,恰恰是深层自卑的另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它在喧嚣中消解了真实的自卑感,也掩盖了那个正在退化的灵魂。

翻开尘封的史册,当代街头的荒诞演说竟能在百年前寻得惊人的相似。十九世纪中叶,大清帝国的官僚体系中盛行着一种近乎天真的迷思。即便如林则徐这般开明之士,在最初面对西方坚船利炮时,也曾笃信洋人以牛羊肉为生,若无大清之茶叶与大黄,必将因“大便不通”而死。这种认知将大国博弈简化为生理机能的掌控,认为中国掌握了西方人的“肠胃命门”。在他们眼中,茶叶不再是贸易的商品,而是降伏蛮夷的杀手锏。这种由于信息断裂导致的认知错位,让大清帝国在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时,选择了一种近乎“精神自慰”式的对抗策略。他们无视对方全球贸易的布局,更无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降维打击。当硝烟散去,那些关于“拉不出屎”的诅咒,终究成了文明交锋中最苍白的笑话。

时间流转至二十世纪,这种认知错位在老舍先生的名著《四世同堂》中,表现为小市民的温情与无知。当日本军队的铁蹄踏破卢沟桥的宁静,北京胡同里的祁老太爷却对他的邻里说:日本人大费周章地跨海而来,应该是看中了卢沟桥上的那些石狮子。在祁老太爷朴素的财富观里,卢沟桥的石狮子是家门口最金贵的物事,日本人爱占小便宜,定是看上了这些宝贝。我大清物华天宝,既然小日本要那石狮子,送给他得了!小日本得了那石狮子,自然就走了。这种将一场关乎国土存亡、民族命运的侵略战争,简化为邻里之间的抢夺财宝,着实让人啼笑皆非。这并非老太爷生性愚钝,而是一个封闭社会对外部野心与不法图谋的盲视。

从“禁运茶叶”到“石狮子战争”,再到当下“感冒药救国”,跨越百年的逻辑内核竟是如此高度契合。它们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病灶:认知贫血。这种认知贫血具有深重的历史悲剧性——它让普通人在灾难临头时依然沉浸在虚假的优越感或微小的算计中,从而丧失了对真实危险的警觉。当权者利用这种认知断层来安抚民心,而民众则在自我编织的逻辑闭环里,将无知当成了力量。

当街头的荒诞叙事不仅被容忍,甚至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推波助澜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并非偶然的群体智力滑坡,而是一场延续千年的权力设计。从韩非子诡秘的谋略到商鞅的铁血变法,中国集权主义的基因里始终跳动着“以愚治民”的脉搏。这种被称为“御民五术”的统治逻辑,其核心逻辑不在于让民众获得认知,而在于将人工具化,使其在无知中成为权力机器上最顺从的齿轮。

韩非与商鞅深谙权力的本质:一个拥有独立思考能力、掌握真实信息的人,是集权制度天然的敌人。在《商君书》的逻辑里,民弱则国强,而使民变弱的第一步便是使其变“愚”。“壹民”即统一思想,“愚民”即闭塞视听。当民众不知晓普世价值,不理解契约、权利,只剩下对生存的焦虑和对宏大叙事的盲从时,统治的成本便降到了最低。权力者对民众的愚昧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深层渴求,因为愚昧是滋生迷信与崇拜的温床,是消解反抗与质疑的强效麻醉剂。

更为邪恶的是,这种驯化不仅是单向的灌输,更是一种人格的重塑。通过“弱民”与“辱民”,集权制度让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极大的卑微与无力,唯有将自己投射到“大国崛起”的幻象和“制裁他国”的兴奋中时,才能获得一种补偿式的尊严感。

如果说愚民术是集权统治的灵魂,那么对信息的公开封锁与暴力审查,便是其维持生存的躯壳。在那个荒诞的时代,人们曾因收听来自大洋彼岸的电波而被冠以“偷听敌台”的罪名,会被投入冰冷的牢狱,有人还因此失去了生命;而在数字技术高度发达的今日,统治集团这种对真相的恐惧并未随科技进步而消减,他们在九百六十万的天空中围了一道无形的铁墙,不让国人看到外面的世界,听到外面的声音。权力通过公开捂住人民的眼睛、耳朵和嘴巴,试图在信息的大海中强行圈禁出一片思想的荒漠。

对于现代集权而言,真实的信息流动无异于穿透铁幕的思想光芒,足以让所有精心编织的谎言叙事瞬间崩塌。因此,它必须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过滤系统,将“外面的声音”定义为毒素,将“看外面的世界”定义为“犯罪”。这种封锁不仅是为了阻断真相,更是为了在每个人心中植入一座无形的监狱,让人在开口之前先自我审判,在思考之前先寻找红线。

这种对人的视听权利的剥夺是及其邪恶的。人之所以为文明人,在于其拥有基于真实信息的判断力与批判力。当一个人长期处于被喂养、被筛选、被阉割的信息环境里,他的思维结构会发生不可逆的萎缩。他不再能理解多元的逻辑,不再能共情异质的苦难,甚至不再能察觉自己正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就像那些相信感冒药可以保家卫国的听众,他们的大脑在长期的信息真空与单向灌输中,已经丧失了基本的逻辑思辨。

被剥夺了思考权力的人,终将沦为精神上的残疾和权力的奴隶。权力通过封锁他们的眼耳口鼻,成功地将他们简化为一个只接收单一指令的数据终端。

一个无法面对真相、无法容纳独立意志的民族,注定无法在世界文明的森林中真正站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若不拆除那座禁锢视听的信息高墙,若不瓦解那套御民以愚的权力逻辑,这个民族的灵性与活力终将在自我封闭中彻底枯萎。

权力可以封锁眼耳口鼻,却永远无法彻底消灭人类对光明的本能向往。我们在黑暗中守望,不是因为黑暗不够深重,而是因为我们深信真理的力量。每一个保持独立思考的人,都是守候在荒野上的微光;当千千万万微光汇聚之时,那座越筑越高的围城终会在文明的曙光前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