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于中共60周年大庆之前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无数的前瞻中落幕，其中的主要任务是关注中共自身的建设，按照中共自己开列的清单，这建设包括思想、组织、作风、能力、制度等五方面，《人民日报》的社论则是本次大会的主题词：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人民日报》社论提出“永远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期望”这个政治任务，确实是不可缺少的装饰“门面”，因为中共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党的执政地位源于人民革命”，即当年的军事夺取政权，而非民选。当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许诺赢得了农民的支持，用“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承诺获得了工人的拥护，用“民主自由”的承诺让知识界及无数小知识分子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这个希望就是中共许诺的革命目标——“消灭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这次60周年大庆，准备的宣传材料很多，但我遍觅60周年大庆口号与各种庆寿文章，独独缺了这一条。没有任何文章重提当年中共与国民政府逐鹿中原时这条伟大的承诺：“消灭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
为了实现“人人平等”，中国社会翻了一个底朝天，农村里土地改革，城市工商业者社会主义改造，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让全中国人都变成了经济上接近“平等”的无产阶级。毛泽东可着劲折腾中国的过程，使中国在毛死亡前后陷入艰难困境。用中共自己的话来总结，当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才有了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走出国门访问的机会不多，所见所闻也不广。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外访，印象最深的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其理论渊源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对他说的一句话：“我们两国都消灭了一个阶级，你们消灭了有产阶级，让所有人都成为无产阶级；我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让大家都成为有产阶级。”至此，中国人才算是明白，毛泽东那种消灭有产阶级的办法，让国民均贫，并非“共产主义”理想。
邓小平的改革以造就富人为目标，先富带后富。但由于中国政府掌握国家资源的分配权力，其行使权力的过程又不受任何社会监督，这场“改革”最后演变成一场以权力市场化为手段，官僚集团大肆掠夺各种公共财（包括民财）的过程。官员权势集团上至中央高官，下至不算官的乡村权势集团，均凭借手中权力，通过权力市场化等种种贪污腐败行径，让自己变成暴富阶层。至此，中共执政60年算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轮回：以暴力消灭有产阶级始，以权力制造暴富阶级终。
这个过程如果在前网络时代，还可以偷偷摸摸进行，但资讯进入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个过程几乎是赤裸裸地公然进行。人们看到的是权势与平民冰火两重天的生活：一方面，是中共各级政府官员的腰包日益鼓胀，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日渐公开化，有的官员的情妇甚至多达100余人，村长、村支书贪污数千万也早已不是新闻，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权贵手中。另一方面，中国数千万人口生活在赤贫中，每年因无法缴付子女学费而被迫自杀的人时有所闻；有为人子女者因无钱医治重病父母，被迫在其活着时将他们送进火葬场；还有人因无力埋葬亲人只好丢弃亲人遗体。中共革命的原定目标“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早已破产，中共作为执政者的政治信誉已经下降到了冰点。面对每年逾十万起的社会反抗，还有骚乱日炽的新疆、西藏，中国政府已无法安然欢庆60周年大庆，北京城到处都是便衣警察游弋，武装警察秣兵厉马，用以对付失业工人、失地农民与复员军人为主体的访民。此情此势，“不辜负人民的信任与期望”早就沦为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
但中共的专制政治就其本质而言是谎言政治，并非责任政治，因此中共的政治承诺虽然很多，每年花样翻新，但是否实现却无人问责，也无任何政治领袖因其承诺未兑现而认为应该下台或者自责。朱镕基当年曾用“给我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来形容自己坚定的反腐败决心，这句话虽然早已被中国的现实映衬为一个不小的讽刺，但朱镕基本人还是将其收进自己的文集。在这里，他引以为傲的是自己的豪迈姿态，绝无自己未能实现承诺而产生的愧赧感。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中共早就清楚自己不但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与期望”，甚至已经踏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但谎言政治的内在动力还是驱使其将这一无法完成的政治任务当作政治门面的装饰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