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件事，我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来表达我们的政治态度。于是那些异议人士的生活状况、我们对时局的看法以及百姓所受的不公平待遇就成为我的关注点。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后，有时还要写一个声明，然后再约见外国记者。一般我只给一个记者打电话，然后他们自然会通知其它媒体的记者，反正都是国际知名的媒体。为了方便，一般我将这种见面地点定在海淀区的友谊宾馆或者燕山大酒店，每次我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地点，并且见面时间也是在电话里的时间做个加减法，这样警察仅仅是窃听电话是不能掌握我们的行踪的。当然有些时候也会考虑到建国门见面。

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基本上一个多星期就有一次。这时候在北京的民运界我和安宁算是跟记者接触得最多的了，所以我被有的朋友戏称为\”民间新闻发言人\”。
并不神秘的地下党

这时，我已经从朋友的房子里搬出去了，长期住在朋友的房子里引起了朋友家人的注意，我在王国齐那里住了几天，最后还是和外高联的李海文合伙在清华大学北门很偏僻的地方租住了一间的农民房。

这时我已经认识了胡石根和康玉春、刘京生等后来一个案子的成员。

我其实早就被胡石根注意到了。王国齐跟胡石根都是北京语言学院的。91年夏天，王国齐给我引荐了他们学校的一位老师。不过胡石根老师当时自称自己叫胡盛伦。一直到我们在92年5月底被抓我都不知道胡老师的真实名字。不过我不认为他不信任我或者在装神秘。\”胡盛伦\”是他的发表论文的笔名，而且他后来也经常带我到他的家里去。

胡石根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的，当时36岁了。他个子不高，略微有点胖，样子显得很普通，在人群中你很难发现他有什么特别的。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敦厚和和善。他完全没有那种激昂的样子，而是非常耐心的跟我交流，听我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跟谁争执。旁人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貌不惊人言语温和的普通大学教师在那种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率先做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组党壮举。

王国齐并没有对我讲他给我引荐胡石根的目的，但后来我明白他是希望我加入他们已经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王国齐的身份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不明确的。因为我们在红色恐怖下自觉的不去打听这些秘密。他不说我也不问，我们自觉地将好奇心埋藏在心底。当然王国齐本人做得很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一直就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们，但又从不显得神神秘秘的在做什么地下工作似的。王国齐虽然在我们一帮大学生、研究生和大学教师中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也因为八九民运在秦城监狱关过，而且他非常的仗义和正直，没有人不对他表示接受和尊重。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王国齐也是\”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发起人之一。

我跟胡石根的交流是平淡而务实的。他没有什么讲高深玄妙的理论和使用华丽的词藻。他更强调良心和责任，这是我们共同的特点。他实际是非常忙的，经常在晚上11点多骑自行车到我租住的很偏僻的地方来交流，然后在凌晨3点左右又骑车回去。目送着他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我一次次被他感动。我其实已经感觉到胡石根老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能到我的租住屋来实际是我对他的信任的表现，实际我的租住地一直非常保密，直到我被抓警察也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所以在起诉书中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扣押物品。

有一次他深夜来到我那里，发现我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座右铭\”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正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负责任和侥幸心理使我们走向被奴役的深渊！\”他对我这种认识非常赞赏，并且指出实现民主反对独裁必须要有这种自觉性。

不得不说一件事就是胡老师的妻子是反对他从事民运事业的。我多次听到别的朋友说胡老师的妻子将前去找他的民运朋友拒之门外，有时甚至不准胡老师出门。这不是说她对丈夫的政治理想的反对，而是非常明白这其中的巨大危险足可以将他们的家庭摧毁。而他们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承受力的家庭，对家庭的负责促使她作出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很难去谴责她的自私和明哲保身，这是中国的现实。她的自私正说明对家庭的呵护。不过胡老师还是在政治理想的支撑下义无反顾地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波，当然这个家庭也就彻底破裂了。等到胡老师从监狱里出来时，他那蹒跚学步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而他只有远远地望着而不能去打招呼。有一次我看到胡老师脸上、脖子上都有伤痕，就是他们夫妻争执时留下的，不过胡老师显然对此并不在意，也没有解释。针对胡老师的妻子的不支持，我们大多报以理解，不主动去他家里找他。不过陈青林有一次去找胡老师又被拦在门外时忍不住对胡老师的妻子讲了一些话，具体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概就是胡的妻子这么做是自私的，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对国家负责，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只顾自己国家将永远不会民主。陈青林是北京气象学院的学生，曾参加过八九民运，他是一个朴实而不善言谈的内蒙古的孩子，然而就是这一番话将胡的妻子说得泪流满面。

跟胡石根老师在一起我没有丝毫的压力，他就像一个长者和一个老师。他没有丝毫的架子，也没有丝毫神秘的东西，跟他交谈我感到他是那么真诚和朴实。

还有一件事就是，胡石根老师看到我没有生活来源，就拿了300元钱给我，并且他又叫我去找另外一个后来也成为同案的高玉祥借了300元钱做点小买卖。我知道胡石根的经济也仅仅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而且他还有一个才几岁的女儿。高玉祥当时在虹桥做袜子这样的东西批发。我和李海文就在老高那里批发来袜子、皮带在海淀图书城摆摊。这不能不说是一道别样的风景，一块塑料布上摆着袜子、皮带等廉价商品，两个大学生在那里守着叫卖。其他那些正经做小买卖的有三轮车，而我们没有，别人的商品成堆，而我们却只有一点。那些小贩叫卖都是一套一套的，我们却不会，只有当有人来时叫一下，\”看哪，便宜哪！\”不过我们的生活问题毕竟解决了。那些外国记者听到这个消息还曾经到我们练摊的地方来看我们，对我们在这么困苦的情况下还这么乐观、还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感到不可思议。

真正知道胡老师的另一个身份是在91年的夏末了。王国齐对我说，胡老师让我约见一下外国记者，胡老师有一些事情要对媒体讲。我当然应允了。地点我记得好像是在友谊宾馆的咖啡厅。当时胡石根拿着一份\”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声明对着这些外国记者讲述着，而我和王国齐则在旁边静静地呆着，一言不发。当然，我也以为王国齐跟我一样是来起联系作用的。不过我们互相都没有问对方。这次的记者见面会让我大吃一惊，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人在做地下组织，而且这些人就在我的身边。
随后胡石根询问过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的组织，他还说这一段时间的交往，实际是对我进行考察，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值得信任和有理想的人，在组织中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一直需要那些最坚定和经受了考验的成员。不过我还是说我需要考虑。胡老师明白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勉强我。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根本的原因是我不了解\”中国自由民主党\”的情况，最重要是由什么人组成。我对政治主张倒是不怎么关心，因为我认为当时我们在政治上的分歧会比较少，实现民主是大家的共识，没有这个认识也就不会来干这么危险的事情了。但是我也深深知道这里面的巨大的风险。虽然胡老师是一个稳重可信的人，但是既然是一个党派就不可能是一个人，其他的人员我一点都不了解，万一中间出什么问题可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从来不低估中国警察的能力，更何况我是一个被警察重点照顾的对象，而胡石根因为跟我们频繁的接触也会进入他们的视线。

随后，我来到青龙桥找到熊焱商谈此事。熊焱跟我在秦城监狱关过一个号子，我们的关系也特别近。我从事的许多事情都跟他商量过，我们就像一个组合一样。我知道胡石根老师也跟他有一些交流，他们毕竟都曾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将胡老师希望我加入\”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事情熊焱讲了。谁知熊焱说，胡老师已找过他了，希望他也加入到他们的组织中。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必须慎重。我们商定后决定暂时不予参加，多了解和多观察。

不过当时北京民运圈里有些人明显有些特别。其表现就是有些人之间接触多一些，而且神态也不一样，显得匆忙，不愿意参加没有具体目的的聚会，隐约还有一些消息传出就是有人在跟境外联系。在我的印象里，康玉春和安宁就是这样。

康玉春曾是北京中医研究院的研究生，在北京安定医院工作。之前我们有过一些联系。康显得有些单薄。不过，到夏末的时候康的神态已经不一样了。他显得更加谨慎。我在几个地方见到他，他都是见了朋友匆忙跟我告别，来不及说什么话，显得跟那些人有更加紧密的关系。而经常跟他在一起的人民大学的陆明霞和北京的安宁也有比较细微的变化，他们不象以往那样经常聚集一些人交谈，而且交谈的重点也是要团结成一股力量。而安宁也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外地之间，他还有一个当时属于奢侈品的传呼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