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大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60周年的日子里，回顾、反思六十年的历史进程，研究、总结六十年的经验教训，应该是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庆祝活动和纪念内容。历史的经验教训，蕴藏着非常巨大的精神财富。多少年来，当局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考虑，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关节，都不许研究、不许讨论，有关的文章不许发表，有关的书籍不许出版，以致人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无法从历史的成败得失里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听任这些精神财富随着岁月的消逝而逐渐流失，这是十分可惜的。为了挽救这些精神遗产，应该利用庆祝和纪念建国60周年的机会，反思和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于六十年来的是非、得失、成败，施政的利弊，社会的进退，领导人的功过，民众的悲欢，都可以发动舆论，广泛深入地开展讨论，在展现历史真相的过程中寻取经验教训，以利于改进今后的工作，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然而，官方却热中于制造轰轰烈烈的庆祝场面，对总结历史教训不屑一顾。相反，对民间反思、探讨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查禁、打压的措施，只要是与传统观念不符，违背舆论导向的文章、书籍，一概禁绝，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六十年的当代历史，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三十年可以说是毛泽东时代，后三十年则可以归结为邓小平时代。毛、邓虽然先后在1976年和1997年去世，但他们的治国方略、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却始终贯串了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一）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以“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属于民主主义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专制化的倾向：经济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合作，内外交流，五种经济形态同时并存，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但国家通过控制资源和加工、定货等方式，把民间企业逐步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在农村，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建立起劳动自由的小农经济形态，但农民的自由和欢乐只享受了短暂的一两年、两三年，就因推行互助合作运动而一步一步地丧失了土地所有权。在政治上，建国前夕制定的《共同纲领》，保证了各民主党派、各社会阶层都有代表参与国家机构，使政府具有一定的联合政府的性质；1954年举行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大量民主党派人士被排除在政府权力机构之外，使一党专政的色彩开始明朗化。在文化上，建国后曾经有过相对宽松的短暂时期，允许民办的报刊、学校和社团继续存在；但为时不久，民间的报刊、学校、社团，或被取消、兼并，或自动停止活动。官方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不断压缩了思想自由和文化自由的空间。在社会领域，党政人员的清廉俭朴和服务精神，妓院、赌场、毒品的迅速消除，旧日权贵富豪的威风扫地，工农平民扬眉吐气，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思想意识上的解放自豪感，等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结构，社会风气也同建国前大不相同。但由于土改、反霸、镇反、肃反等民主运动的扩大化，人事问题上过分重视家庭和历史等偏向，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受歧视、遭排挤的现象，隐伏着社会不平等的根源。
在毛泽东时代的第二阶段里，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畸形社会：一方面，国家性质已经从民主主义倒退到专制主义，它的基本特征是：执政党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是垄断公民权利，这是一个典型的专制主义的极权国家。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毛泽东的独裁极权，不仅思想认识上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在行动上也表现出竭诚的拥戴。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归因于共产党宣传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感染力，和人们对建设强大国家的向往，还可以加上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熏陶。在社会主义旗号掩盖下的专制极权和人民的拥戴，使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为高度统一、高度集中的社会。正是由于专制极权，人民拥戴，才可以做到政通人和，毫无阻碍地推行计划经济，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同时也给中国人民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患无穷的灾难。这个社会特点，既是毛泽东时代取得显著成就的基本原因，也是造成社会灾难的主要根源。
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三十年。在第一阶段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依靠人民群众的勤劳和奉献精神，依靠广大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积极性，迅速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1949年底到1956年底的经济发展数据来看，钢产量从15.8万吨增加到447万吨，煤从3200万吨增加到11000万吨，粮食从2264亿斤增加到3855亿斤，棉花从890万担增加到2890万担。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4%，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在第二阶段里，虽然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但总的说来，经济上仍有较大的发展。1976年的钢产量有2046万吨（1973年曾达2522万吨），煤4.83亿吨，粮食5726亿斤，棉花4111万担；国内零售商品总额，从1949年的140.5亿元，1976年增加到1339亿元。随着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导弹、核弹先后升空；外交上取得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美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成就应该归功于劳动人民和广大干部的辛勤劳动和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排除万难，力挽狂澜。
在肯定毛泽东时代的显著成就的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代在方针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总的说来，（一）在经济上，坚持垄断全国的所有经济事业，坚持计划经济，堵塞了市场经济的生路；强调人的精神因素而忽略客观条件的指导思想，无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再干扰、破坏了实事求是的经济方针，如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一些错误的政策，如统购统销、城乡二元户口制，扼杀了“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市场生机；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更是强烈地冲击了经济的正常运行。（二）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厉行无产阶级专政，无视宪法和法律。毛泽东把社会成员分成人民和敌人两大类，凡是有可能对自己的专制权力构成威胁的群体或个人，就制造借口，把他们作为敌人加以清洗、镇压。从反胡风、批判梁漱溟和胡适思想、反右派、反右倾，直到文化大革命，无不是主观臆断，强制推行。既没有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也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毛泽东得意地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个“无法无天”，是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态的最好概括。（三）在文化领域，坚持舆论一律，以俄为师，独宗马列，但什么是马列，什么是真理，只由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批判《海瑞罢官》，等等，都是他发动的。只要是他看不惯的文化现象，他都可以加上“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等等罪名，把他认定的打击对象置于死地。他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以为他有意开放文化自由，谁知这竟是他的“阳谋”，是引知识分子上钩的诱饵。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驱使无知的青少年去“破四旧”，摧毁大量的文化瑰宝，造成了空前的文化大浩劫。（四）在社会领域，毛泽东蓄意在公民中制造分裂，制造不平等。在毛泽东时代的第二阶段里，社会上被人为地分裂出两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一个是贱民阶级。毛泽东把公民分为人民和敌人两大类，被划为敌人的，有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家属。他们被告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随时随地接受权力机构的管制、训诫、斗争、关押；任何被划在人民一边的人，都有权歧视、侮辱、欺凌他们，这是地地道道的贱民。另一个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是随着公社化而由自由小农沦落到农奴地位的阶级，他们虽然被划在人民一边，但成立人民公社后，就被剥夺了所有的自由权利——土地的所有权，劳动的自由权，生产成果的分配权，社会福利的平等权，迁徙的人身自由权，等等。辛勤劳动一天，只有几角甚至只有几分钱，扣除生产队供给的生活资料用费后就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还倒欠队里。1959年后，因连续超额征粮，余粮和种子都被搜刮殆尽，造成大饥荒。地方官吏不但不肯开仓济荒，还不准饥民到外地去讨饭，成千上万的饥民坐以待毙，这是地地道到的农奴。毛泽东死后，这个阶级奋起冲破人民公社的枷锁，实行包产到户，自己解放自己；贱民阶级则由于胡耀邦以他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平反冤假错案，使上千万的贱民及其家属摆脱贱民地位，能够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回归社会。这两个阶级的解放，宣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建国后第一个三十年的是非功过和政策的得失成败，社会的前进倒退，民众的喜怒悲欢，都同他的指导思想和领导风格紧密相连。他参与领导了几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重大建设项目的选择，为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但是，他的独裁专制所造成的危害，远远超出他的贡献。他对经济的瞎指挥，极其严重地阻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以他为标志的这三十年，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大幅度地迅速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很快恢复元气，成为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更被视为经济奇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形势，远比这些国家优越，表现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着崇高的威望，政出一门，令行禁止；政府工作人员清廉自守，克己奉公；人民对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怀有强烈的期待，渴望投入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整个社会洋溢着为美好理想而奋斗献身的气氛。这些优越条件所汇成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足以使中国能够快速地实现繁荣富强的民族愿望。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却使这些优越条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世界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年月里，我国却远远地瞠乎其后。据有关资料，1948年我国人均GDP在世界各国排名中占第40位，1978年却排在倒数第二位。当毛泽东的瞎指挥出现严重后果，被其他领导人纠正时，他总是利用他的权威，打击那些帮助他纠正错误的领导人，把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方针政策，推向更错误的极端。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对公民生命的蔑视，大饥荒时因他的决策失误而饿死三千多万鲜活的生灵，他却毫无悔罪之意。毛泽东是应该对那个时期的错误和罪恶承担主要责任的罪魁祸首
（二）后三十年——邓小平时代。
第二个三十年的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方针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个方针表明，邓小平既要实现对毛泽东时代的变革，也要继承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遗产。如果说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实用主义。这表现在他的两句非常通俗的话上：“不管白猫黑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有些人把它称为“猫论”、“摸论”。这个方针贯串于整个邓小平时代的三十年，直到现在。
邓小平时代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1979——1989）的“胡赵新政”时期，是从专制主义向民主主义回归的时期，也是专制主义同民主主义在各个领域进行较量、抗争的时期。在这个阶段里，从安徽等地农民的包产到户开始，经济上的全面垄断被突破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释放出自由劳动力和初步积累的资金，于是，个体经营的工商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接着，民有民营的企业拔地而起，改变了中华大地的经济形态；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列为全国全党的中心任务；开放国门，引进外资，设立特区，彻底改变了闭关锁国、关门建设的经济格局。在政治上，建立起“邓胡赵体制”，从组织上消除毛泽东时代的影响；通过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胡耀邦、赵紫阳的民主作风，带动了党政机关的民主化，树立起一代新风；1986年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领导机关的议事日程，成为中共十三大规定的中心任务。在文化方面，随着高等学校恢复招生，知识分子重新得到尊重；民间的街头论坛的出现、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全面展开，推动朝野形成解放思想的高潮；从文化大革命中苏醒过来的广大民众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追求真理；许多有识之士大量翻译引进国外的社会科学著作，启蒙了知识贫乏、思想孤陋的一代青年；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讨论会，吸引着多年丧失言论自由和缺乏学术交流的知识分子；文艺创作和演出的相对自由，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和其他文艺节目，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欢乐。在社会领域，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不但使大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恢复了正常生活，而且让几十年来蒙冤受屈、沦为贱民的成千上万受难者回归社会，成为堂堂正正、扬眉吐气的公民。包产到户冲破了人民公社的牢笼，使几亿农奴重新成为自由劳动的农民。贱民阶级和农奴阶级的解放，再一次地消除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别，带来了社会平等、万户欢腾、充满希望、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但是，走出毛泽东时代后的这一切带有民主性的新气象，都是在不平静的社会环境里展现出来的。民主主义的发展趋势——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演进走向，引起了代表着毛泽东时代的专制势力的强烈反抗。他们一再地掀起反改革、反民主、反进步的高潮，打出“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旗帜，指斥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设置特区是“恢复殖民地”。在反复进行的较量与斗争中，民主主义力量依仗广大民众的支持，多次击退了反改革势力的进攻。
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阶段是以1989年的民主运动惨遭镇压宣告结束的。“胡赵新政”时代积累起来的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在血洗长街和接着开展的清查运动中被消灭殆尽。反改革的专制势力弹冠相庆，得意忘形。他们举起“反和平演变”的大旗，开会、出书、写文章，狂妄地放言：“改革开放是帝国主义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阴谋”；“帝国主义已经把苏联演变过去了，下一步就轮到中国了”；“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说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现在已经过去两个七八年了，该来一次了”；等等。反改革的喧声，一时甚嚣尘上。为了挽救改革，邓小平在1992年新春轻装南下广东、上海等地，宣传改革主张，迫使反改革的势力收敛起嚣张的气焰。在邓小平的“南下讲话”的鼓舞下，“六四”后大量倒闭、歇业的民间企业恢复生机，民有经济蓬勃发展，到20世纪末，就已经奄有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他所制定的方针和实用主义特点，都被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下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国策。如果说，在两个基本点里，“胡赵新政”的十年侧重于改革开放的话，那么，邓小平时代的后二十年所侧重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了。从专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的角度来说，在第一阶段里，民主主义多次在角力中反败为胜，在第二阶段里却始终处于下风。这个基本差异，是观察邓小平时代的两个阶段时不能忽视的。
我国在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显著的，在1979——2008年的30年里，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7%，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3645亿元，居世界第十，2008年达到300670亿元，跃居世界第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为343.4元，2008年达到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13.6元，2008年提高到4761元。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的“分三步走”的设想——八十年代末经济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九十年代末再翻一番，实现小康；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前两步都已经如期完满实现。
改革开放的成就，还表现为我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贸易遍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5616美元，比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了104.3倍，在全世界的排名由第32位跃进到第3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由单纯吸引外资的单向开放，逐渐发展为进入世界资本市场，实现双向开放。作为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我国的外汇储备在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08年末已达1946亿美元，今年更突破两万亿美元。一年多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所有国家的经济遭到严重损失，在世界经济大国中，我国受害最轻，恢复最快，向全世界展现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民有经济的发展也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一大成绩。但由于政治权力的干扰和垄断经济的阻挠，民有经济的发展壮大困难重重。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民有企业可以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及国防科技工业等垄断行业，但四年多来，进入这些行业的民有企业却很少。有些民营企业家把这种状态称为“两门现象”。所谓“两门”，一个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一个是“弹簧门”，刚进去就被弹出来了。目前正在出现的某些“国进民退”现象，意味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倒退。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六年来完善了多少？不突破垄断，市场经济是难以完善的。
在农村，包产到户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没有实现“耕者有其田”，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只持续了几年就停滞下来了。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农用土地被侵占的情况，进入新世纪后更是变本加厉，市县乡镇的一些干部或者为了表现“政绩”，或者与开发商相勾结，大量侵占农田，十几年里，农用土地流失达一亿多亩。近几年来，执政当局为了遏止农地流失、解决“三农”问题，作出了很大努力，采取了包括豁免全部农业税这样一些措施，虽然成效明显，但“三农”的症结在于土地所有权，这个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是很难得到妥善解决的。
与经济领域的显著成就相比，在政治、文化、社会这三大领域，二十年来却乏善可陈。
在政治上，提了多少年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却一直停留在字面上、口头上，就像俗话说的，“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党内民主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政治权力缺乏应有的制约和监督，导致腐败空前繁滋，严重地败坏了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官民矛盾日益尖锐。所谓“三讲”、“三个代表”、“提高执政能力”等等，都成了形式主义的障眼法，劳民伤财，自欺欺人，既不能消除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改善共产党和政府的形象，也挽回不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同1989年前比较，政治民主和党的建设，都不进反退。只有作为基层民主的村民自治，尽管毛病很多，仍不失为这个时期的难得的亮点。
在文化领域，倒退就更明显了。“胡赵新政”的文化政策，可以用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出的“三宽”原则来概括：宽松、宽容、宽厚。在“三宽”政策的影响下，新闻、舆论、出版都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环境。1989年后，舆论导向的控制日益严密，容不得不同的声音，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著作、文章，无法出版或发表，只好送到互联网上，或者是送到香港出版，内地则通过复印的方式流传，于是出现所谓“山寨出版物”、“山寨文化”。“山寨出版物”中那些揭露真相、探讨真理的书籍和文章，体现了当代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对文化体制的改革来说，无异是极大的讽刺。
在社会领域，政府在城乡社会保障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仍然未能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不平等趋势，和官民对立的紧张状态。改革开放头十年里已经基本消除的阶级分化、阶级差异，在邓小平时代的第二阶段里又重新出现。由于1989年呼求反腐败和改革政治体制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腐败现象则不可遏止地蔓延开来。于是，九十年代后期就产生了两个新的剥削阶级：权贵资产阶级和豪强资产阶级。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为权贵资产阶级的诞生提供了捷径。有些管理企业的官员和他们的主管部门，利用权力，上下其手，化公为私，骤然暴富；加上八十年代通过倒卖批条、走私贩私而暴发起来，以及占据了国有企业高位的八旗子弟，构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豪强资产阶级的发育则有赖于权贵的庇护，他们官商勾结，瓜分来自老百姓和劳动者的剥削所得。特别是在矿业和房地产等行业里，有些企业主依托掌握实权的贪官污吏和黑社会，呼风唤雨，占地拆房，横行乡里，称霸一方。这两个剥削阶级的产生，使社会出现了极端不平等的现象。
除了这两个阶级外，这个阶段还形成了一个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中产阶级。它是经济发展、社会富裕的产物，也是知识分子介入经济活动的结果。与中产阶级的出现相联系，公民社会也渐趋活跃：公民意识的觉醒，带来了维权运动高涨；民间社团大量涌现，使许多公民有了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舞台；各种形式的志愿者活跃在穷乡僻壤、街头巷尾，济贫解困，缓解着社会不平等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公共知识分子的孕育与成长，更成为社会改革大潮里的一大亮色；他们或是参与维权运动，把运动引上合情合理合法的轨道；或是对国情社情政情发表独立的见解，为改革开放出谋献策，排忧解难；或是向社会提供自己研究的成果，披露历史真相，探讨科学真理，启智发蒙；或是纵论时局，抨击苛政，指点社会发展方向，引领时代风骚。虽然某些当权的既得利益者力图遏止、破坏公民社会的发展与成长，镇压维权运动、查禁民间社团、打击公共知识分子，但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觉醒是谁也阻止不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曲折、磨难，但它将不可抗拒地成长在中华大地上，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三）简短的结语
我在上面简要地回顾了建国以来六十年的历史，展现了理论的是非曲直、施政的成败得失、领袖人物的千秋功罪、普通民众的忧喜悲欢。从中不难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两个三十年都是从民主主义发端，却以专制主义收场，这个可悲的历史轮回，既反映了我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也说明了民主主义意识的薄弱与贫乏；不论在朝在野，专制主义的浸染熏陶都远远超过了民主主义的影响。反专制反极权的民主主义革命，还需要经历非常艰巨、非常曲折的道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更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应该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也是民主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目前经济市场化面临着垄断经济无法突破的难关，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实际上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说得明确一些，在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改革只触及一些皮毛，没有撼动专制主义的基础。究其原因，在于指导思想上没有确立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目标。
第三，在“四化”的改革目标里，关键是政治民主化。政治权力的专制性，使它可以不受制约地任意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以权易财。目前社会的一切不公正、不平等的黑暗现象，都可以归因于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所以，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制约和监督政治权力入手，分清党权政权的职能界限，实行党政分开，改变党权凌驾于政权的现状，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检法两院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机制。
第四，但是，由于官府的极度腐败，仅仅依靠体制内的制约与监督，恐怕很难扭转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因此，还必须开展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以开放报禁、实现新闻出版自由为重点，社会体制改革以开放社禁、实现结社集会自由为重点。有了新闻出版自由，就可以建立舆论监督的机制；有了结社集会的自由，也就有了进行社会监督的条件。只有建立和加强体制外的这两重监督，才有可能消除党政机关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
第五，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后，近三十年来，又积压了大量冤假错案，这些蒙冤者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积怨既深，遂使社会充满了戾气怨气。这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极不协调的。为了推进社会的和谐，化戾气为祥和，变怨愤为欢愉，应该再来一次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动作。
应该承认，要实现前面提出的这些要求，难度是很大的。但这是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符合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康庄大道。能够推动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的领袖人物、志士仁人，将会青史留名，流芳百世。建国已经六十年了，我们还要奋斗多少年，才能完成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的民主革命？
2009年9月13日
（此文已在香港《明报月刊》今年第10期上发表，发表时略有删节，此为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