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市场化媒体和警方等强力部门关系紧张，在司法领域深度报道中，依然步履维艰
市场化媒体为了有更多的读者的认可，倾向更深层次地报道。以此它在采访时会和警方等强力部门的关系紧张，在司法领域深度报道中，媒体依然处于步履维艰的状态。事例如下：
A、看守所监狱等频频出事，媒体管制严格，依然无法有效报道
2009年4月10日，中宣部规定，各新闻媒体原则上不再公开报道看守所发生的伤亡事情，以免被敌对势力利用。如发现情况，可通过内参反映。请各新闻单位严格遵照执行。
2009年5月8日，中宣部要求今后涉及看守所和服刑人员死亡案件的报道，
各媒体一律按照统一规定执行，各媒体不得随意公开报道。
2009年5月19日，近期加大对高校和公检法司的正面宣传力度，对该两系统负面问题暂不报道，请各媒体严格执行。
B、昆明小学生处女卖淫案
2009年6月，云南当地媒体报道了3月26日昆明两名小学女生被警方污指卖淫一案，该案被媒体广泛报道和转载后，引发巨大反响，调查过程一波三折。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委宣传部官员高调介入该案，支持媒体调查，但最终却以媒体的完败告终。
2009年7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在一篇博客里描述了一次内部会议上，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孟苏铁对于此案警方错误的反思，苏承认警方犯了以下9宗错误：
１、联防队员无执法主体资格，擅自对嫌疑人实施抓捕，是执法简单；
２、抓捕现场并无民警在场，全部是联防人员和警校实习生，但派出所为证明执法合法性，在调查初期订立攻守同盟，试图掩盖事实，谎称有２名正式民警带领，错上加错；
３、在与刘氏一家发生对抗的过程中，执法粗暴，致普恩富２根肋骨被打断。尽管查明在联防扭送派出所后，询问过程中没有刑讯逼供，但２根肋骨断了是事实，警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４、刘家小女儿与此案件毫无关系，既没有街头招嫖嫌疑，也没有参与对抗，为什么把她也带到派出所？！简直莫名其妙，暴露出执法素质低下；
５、后来才了解到，刘家还有两个尚在哺乳期的婴儿，一个３岁，一个２岁，结果把全家大人都带走了，当时发现有这两个婴儿没有？把大人全部带走究竟谁的主意，怎么想的？谁来照顾这两个孩子？还有没有一点人情味！（说到此处，苏铁书记气愤得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全场为之动容）
６、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派出所既然一看是两个未成年幼女，当即就已经决定不按卖淫嫖娼案立案，联防与刘家的冲突也只适用于治安纠纷的简单程序，询问笔录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完，为什么还留置７个小时，到第二天早上才送回家？是不是民警太懒了，夜里不想动？
７、收取刘家３０００元“医药费”的依据何在？联防是被打伤了，但刘家也有人被打伤，为什么单方面要刘家赔偿医药费，公平吗？
８、刘家３月１９日就向公安机关投诉，要求赔偿。为什么长达近三个月没有引起重视？打断了人家肋骨就应该赔偿，天经地义，还有什么好说的！派出所对待群众的诉求难道就是这么冷漠无情？既不解决也不向上面报告，是群众观点淡漠，是失职。
９、当时的嫖客嫌疑人王某，因不立案就偷懒不做询问笔录，没有将证据固定，造成现在的被动，也是一个教训。（注：后从宁波将王某找到并带回昆明，重新固定了证据）
根据这份十分少见的珍贵资料，按说该案情势大体明朗，但2009年8月中旬，由云南省纪委、云南省监察厅、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公安厅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式下发红头文件，对“3.16”案件中一些相关的单位和干部“建议问责”，问责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鉴于云南信息报社把关不严，采访不够深入，导致报道严重失实；春城晚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执行有关宣传纪律，且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规定，建议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对云南信息报、春城晚报社给予行政处罚，责令生活新报作出深刻检查。”
“春城晚报副总编辑邓申吉、云南信息报的总编辑谭智良和副总编辑王雷及采编部副主任马伟智分别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及直接责任。同时，对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春城晚报）副总经理张光旭、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主管云南信息报）副总经理龙雪飞诫免谈话，责成写出深刻检查。”
最令人关注的是，因“组织网友调查躲猫猫案”而声名大振，“少女卖淫案”中在“凯迪互动网媒”的“猫眼看人”栏目上实名发贴，批露了昆明警方工作瑕疵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也被“谈话提醒”，理由是“在把握宣传方向、舆论导向方面负有一定领导责任”。
C、在司法领域新闻里，唯一的亮点是2005年南都案部分隐情得以公开报道。
2009年6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前任社长范以锦，在接受杨锦麟采访时，首次回顾南都案经过，称为该案是他在任期间没有妥善处理好的最遗憾的事情。范介绍当时南都案的压力主要来自广东某些省级领导，现在证明这些领导已是因腐败落马的贪污分子。
五、内外有别的甄别对待：
部分领域，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一样，均遭逢严格新闻管制，如汶川地震周年报道（本文第二部分对此问题另有详述）；在民族问题等部分领域，当局的新闻封锁仅仅针对国内媒体。北京当局因大外宣战略的需要而对国际媒体的开放政策，国内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和市场化媒体，很难享受到（本文第二部分亦有论述）。如此内外有别的甄别待遇，被大陆网友讽刺性的解读为新闻自由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第二章：中国政府对国际媒体管制形态
和奥运前相比，北京当局对国际媒体（含港澳台媒体）的管制呈现两大明显特征：一是继续延续奥运前承诺的相对开放政策，在涉及到民族纷争等突发敏感事件时有时会获得前所未有的宽松政策。二是当局态度始终不够自信，在具体操作和面对具体事件时，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舆论管制部门和治安强力部门之间，仍然呈现出顾此失彼的乱象，粗暴对待外媒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一、延续奥运前的宽松政策，某些领域的开放政策前所未有
A、宣布延长奥运前对外媒管理的开放政策
在奥运前制订并宣布实施的开放外媒采访办法，被解读为北京当局试图借奥运促进进一步开放的重要迹象。在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的数月内，该办法是否会得到延续，成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地方，在外交部的多次记者会上，该问题也一直被各国媒体追问。北京当局最终决定继续延续该政策，被解读为中央政府试图继续维持奥运期间呈现的开放形象。
但该政策一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时刻才得以宣布，可见北京当局内部对这一问题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保守势力不可小觑。
B、乌鲁木齐七五骚乱事件的迅速开放管制和与国内媒体的区别对待
七五骚乱事件事发不久，北京当局即组织各大驻华媒体记者组团到乌鲁木齐采访。值得一提的是，七五骚乱事件对外媒的迅速开放，实属前所未有，并与其对国内媒体的严格管制形成鲜明对比。
此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当局已经意识到，奥运前的314骚乱事件中对外媒严格管制的做法，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使得内政外交陷入被动，在国际社会中严重丢分。
观察人士认为，此举为北京奥运前后很明显的变化，但任很难解读为是奥运会的影响所致。一般认为，北京政府并不是出于尊重新闻自由的目的而开放此类事件的采访，而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他们希望通过开放采访来博得国际媒体的好评，当其发现作用和效果未如其所愿时，总是试图走封锁和敌视的回头路。因此这种开放与封锁之间的拉锯战，短期内还将屡屡上演。
C、外宣领域出现首问负责制，试图继续营造开放形象
2009年，北京当局在外宣领域的一个重要制度创举，即是出台首问负责制。
虽然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尚有待观察，但已得到国际媒体的欢迎，因首问负责制至少使得在华国际媒体得到了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之外的另一信息管道。此举表明，北京当局已深刻认识到营造国际形象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因其内外有别的新闻管制政策，又被解读为北京政权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式奴役”的又一体现，大陆网友嘲讽这个在60周年大庆前夕出台的办法是为：六十老妪只卖洋人。
二、阻力依旧，乱象频生，粗暴对待外媒，践踏新闻自由现象时有发生。
A、汶川地震一周年对外媒的阻挠
以北京奥运会为分界线，汶川地震发生时北京当局对国内外媒体的开放态度，获得一致好评。但这个广获好评的开放态度，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时迅速转变，驻华国际媒体在地震周年采访时均获得不同程度的阻挠。
如此大相径庭的态度，实际上和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无任何关系，深究其原因，实乃利益之争，与意识形态无根本冲突。因地震后一年期间各类矛盾爆发，地方当局在校舍建设、救灾和赈灾，灾后重建中的各种腐败做法，深恐为媒体所曝光，故无论中外媒体，均在其重点防范之中。
B、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对外媒的阻挠
六四二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乃重点防范领域。外媒在中国大陆各地采访，照例遭到不同程度干扰，其中最具特色的干扰出现在天安门，CNN在天安门广场遭遇便衣以雨伞干扰，视频流传开来成为轰动一时的笑柄，此间网友笑称北京当局为了对付外媒不惜出动伞兵部队。
C、谭作人案庭审对香港媒体的阻挠采访
谭作人案乃四川地震延续之人文地震。谭自费到灾区做倒塌校舍和遇难学生之数据调查，被当局数次拘禁，最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2009年7月，谭作人案在成都中级法院开庭，包括香港媒体在内的国际媒体聚集成都采访该案。在开庭前一天，住在酒店的港媒记者遭到成都警方骚扰，并被控记者房间藏毒。
港媒被成都警方骚扰乃至诬陷一事，引发香港媒体和市民以及相关社团强烈反弹，纷纷到中联办前抗议示威。港人之愤怒和失望，乃是认为此举是对一国两制下香港新闻自由的严重挑战。中联办、国新办和四川当局相关部门最后不得不出面安抚港人，以记者听错了为由让成都警方下台。
D、乌鲁木齐扎针事件捆绑殴打港媒记者
成都骚扰事件刚刚平息，北京当局和新疆地方当局更严重的侵犯香港媒体新闻自由的事件，在乌鲁木齐发生。乌鲁木齐93扎针事件出现后，大批港媒记者到乌市采访此事，执勤武警将香港媒体记者在乌鲁木齐街头捆绑殴打。
此事之恶劣更甚成都事件，被称为升级板，也由此引发香港社会极大震撼，尽管中联办以送花篮等办法极尽能事安抚被殴港媒记者，但港人普遍忧虑香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被大陆侵蚀的不安情绪，已成严重影响到香港人心和稳定的阴影。
E、60周年前夕的适度从紧政策
北京政府的六十周年大庆被称为2009年当局最重要的事情，为保证此庆典能顺利举行，北京当局试图以严密措施防范任何影响庆典的可能。对在华外媒加强管制即是措施之一，为此警方派人到外媒云集的建国门外外交公寓施行逐一登记。
F、北京阅兵预演殴打外媒记者
60周年庆典接近前，北京当局营造的气氛愈加紧张。2009年9月，为阻止下榻在北京饭店的外媒记者拍摄大庆阅兵预演，有关方面令饭店将阳台上锁加贴封条，禁止记者拍摄长安街上演练情景，对违反禁令的媒体记者施以暴力阻挠。日本共同社记者被安保方面和着警服的人进入饭店房间殴打。
9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章榆在回答共同社记者质问时，明确告知被打原因是，“我们之前也跟各国媒体打了招呼，希望大家不要对国庆彩排活动进行拍摄和报道。绝大多数媒体对此给予了理解和配合，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共同社没有理会我们的提醒。”并承认希望军警能文明执法，展现良好形象，友善对待各国记者。
第三章：中国政府对网络管制形态
在对国内传统媒体和国际媒体的管制之外，网络是北京当局严防死守的第三大领域。通观奥运前后一周年的网络管制措施，必须承认，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没有给北京当局在该领域的管制带来任何积极影响，管制依旧，封锁依旧，从封网到整顿到抓人，局面愈演愈烈，一年来鲜有任何开放迹象。
这是国内媒体、国际媒体、网络媒体三大领域的舆论管制中，北京政府唯一没有呈现任何进步迹象和积极因素的领域。究其原因，乃在当下网络已成为中国大陆凝聚公民力量最重要的基地，也是对北京当局执政能力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对手。
一、封网：
对境内外敏感网站，封网是北京当局的主要手段。
A、继续封杀国外敏感网站
北京奥运会期间陆续开禁的海外敏感媒体网站，如VOA、明报、德国之音、亚洲周刊、博讯等，在奥运会结束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最迟至2009年上半年，陆续重新封锁，完全回复到奥运前的封网状态。北京政府在此前敏感网站开禁时获得的坊间好评也由此荡然无存。
B、关闭国内敏感网站
与此同时，对国内敏感网站的封杀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著名学术网站天益网，著名精品博客网站牛博网，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办的文化批评网等与时政相关的敏感网站，乃至一些著名博客等，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最迟到2009年上半年，陆续被关闭。
C、关闭网络即时通讯工具
2009年网络议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如饭否，嘀咕，推特等的出现，使得公民记者、现场播报、信息迅速扩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在邓玉娇案、石首案上，饭否等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因可以绑定手机等通讯工具，随时随地发布消息，对传播现场真相、凝聚网络民意起到了极大作用。
恰在邓玉娇案和石首案之后，北京当局迅速出手，开始大规模整肃网络即时通讯工具。2009年5月底至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规模最大也影响最大的饭否被无限期关闭至今，与此同时，嘀咕和推特等工具也被关闭。这次整肃行动，对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影响极大。
截止目前，此类即时通讯工具，仅仅剩下推特还能通过翻墙注册用户的方式苟延残喘。
二、整顿：
除了封网外，对境内互联网公司，即时通讯网站等以定点清除的整顿为主要手段，其中有事后追惩性质的专项整顿，如整顿低俗之风行动，也有提前预防性质的主动出击，如整顿谷歌、强化网评员队伍等。
A、整顿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整顿行动
这是自2009年1月开始，持续到2月对大陆互联网的大规模整肃行动。由国务院各部门参加，媒体造势，整顿目标是互联网低俗之风，实质是互联网上的以传统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恶搞行为。
该项行动沿袭的是北京当局90年代以来的扫黄打非战略，扫黄是幌子，打非是目标。在该次整顿行动中，包括著名网络小组豆瓣在内，都被强令解散。网易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的自由主义气质据点被一一清除。
B、要求强制安装绿坝过滤系统
绿坝护航计划是由工业与信息产业部牵头，旨在从2009年7月1日起，所有商用电脑在售出前强制安装过滤系统的计划。这是北京奥运会后，自整顿低俗之风后的第二次全国性互联网整肃行动，和前者不同的是，绿坝计划的性质是主动出击，防范于未然（详见本文第一部分）。
值得庆幸的是，因绿坝计划的技术过于简陋，捆绑的商业利益过于直露，问世不久即遭到媒体和网民的猛烈抨击，随即在技术上和商品信誉上陷入狼狈境地。工信部不得不宣布推迟安装时间并取消原定的强制安装计划。
民意狙击绿坝计划成功，这是北京奥运会以后至今网民在反管制过程中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公开和彻底的胜利，其经验教训值得进一步分析。
C、以涉黄名义打压GOOGLE
GOOGLE公司自进入中国大陆以来，因其开放性和自由度，获得广发好评。
2009年6月18日晚，CCTV焦点访谈节目突然曝光“谷歌中国”网站(google.cn)。节目指该网站“大量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公众利益的新闻，并要求有关部门，对此行为进行惩罚，维护互联网的绿色健康环境。”
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当局此番对谷歌的整顿，是精确定位后的谋定而后动，是试图警告国外互联网公司不得违反大陆的新闻和舆论管制政策。
自雅虎公司师涛案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扩张冲动、商业利益与北京当局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监控政策之间的矛盾，一直呈白热化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里仍然是国际社会需重点关注的领域。
D、整顿、校内网百度贴吧和QQ群实名制
作为在大陆市场占有份额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贴吧以及即时性和大容量的特点成为大陆网民讨论新闻事件的重要阵地。
校内网和开心网作为SNS网站，是2009年最为活跃、影响极大的新闻和舆论网络阵地。
2009年5月25日开始，大陆有关部门对百度贴吧、校内网和开心网进行整改，并要求各媒体对有关整改情况不做报道。
2009年，根据监管部门要求，腾讯公司对旗下数量庞大的QQ群实行实名制管理，群主必须登记真实身份资料。
E、强化网评员队伍
早在几年前，北京当局即在各地部署网评员队伍，以期阻击网络民意，防止失控。北京奥运会以后，这个政策得到更高强度的部署和落实，并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分流出口之一。从目前的迹象看，网评员机制已成为各地政府掌控舆情的主要手段，五毛党活动的频率和幅度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其办事效率、组织机制、奖惩手段等日渐常规化和正规化。
最明显的标志是，原本属于半地下工作的网评员机制现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说明北京当局在该领域已无惧于网络清议和民意压力，或者说网评员机制已被力撑获得体制内的合法性。
三、抓人：
跨省追捕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网络词汇，也成为2009年北京当局最为常用的控制网络舆论手段。在以下案例中，网民和媒体联手在阻击当局跨省追捕时，互有胜负，内中规律，值得认真剖析。
A、河南吴帅案、内蒙古吴保全案
2009年4月，因为在网上发帖披露家乡征地丑闻，在上海工作的河南青年王帅被河南灵宝市警方跨省抓捕，刑事拘留8天。在舆论持续关注下，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秦玉海向公众道歉，灵宝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王帅获得783.93元国家赔偿。
与此同时，同样因为网上发帖而被抓至今被羁押的39岁内蒙古男子吴保全案也进入公众视线， 2007年和2008年，他两度被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第一次被刑拘10天，第二次以诽谤罪被判刑1年。吴不服而上诉，市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重审。结果，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却从1年改判至2年。吴案至今尚在法律程序中等待纠正。
B、山东孟县段磊案
2009年2月初，山东汇银置业有限公司员工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为题，在天涯社区、新浪博客和百度贴吧连发6篇帖子。帖子称，山东省曹县庄寨镇镇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并贩毒吸毒卖淫嫖娼。帖子发布十几天后，获知情况的郭峰向当地警方报案。2月25日，警方将发帖人段磊刑拘。4月4日，曹县人民检察院以帖子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为由，批准逮捕段磊，并于7月6日对段磊提起公诉。7月17日，曹县人民法院以“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媒体披露此案后，段磊案峰回路转，7月24日凌晨段磊获释， 25日下午，曹县有关部门已对办案机关的7名人员进行问责。曹县监察局对县公安局案件审批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县公安局对案件审核人员和主办人员分别给予警诫一次。县检察院对侦查监督案件审核人员和公诉案件承办人员暂停执行职务，责令检查，通报批评；对公诉案件审核人员和侦查监督案件承办人员责令检查，通报批评。
C、杨佳案“造谣者”郏啸寅案
北京奥运会前夕的2008年7月，因在聚友网上发表跟帖质疑杨佳袭警案动机，苏州青年郏啸寅被上海警方逮捕。
一直到杨佳案二审宣判后的2009年1月，在羁押190天后，郏啸寅才被有条件释放（取保候审）。直至2009年6月13日，杨佳袭警案一周年前夕，郏啸寅才被正式释放。
D、拘捕严晓玲案“造谣者”郭宝峰等六人
福州闽清女子严晓玲2008年2月11日离奇死亡，福建警方鉴定其为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严晓玲之母林秀英坚持认为其女儿是被强奸致死，并多次上访，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
2009年7月16日，因在网上发表“严晓玲案”的相关帖子，郭宝峰等6名网友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拘留。最近一位被拘的网友郭宝峰是16日凌晨“被福州马尾警方带走”的，他在警察局里通过网络发出求救信，随即被网友转发至各处。当律师要求与被拘当事人会面时，警方以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
E、七十码事件中“造谣者”湖北刘逸明案
2009年7月，杭州七十码飙车案主角胡斌出庭受审，因胡外貌大变，引发网友广泛质疑。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熊忠俊即于7月21日以“刘逸明”名义在网上发布了《荒唐，受审的飙车案主犯“胡斌”竟是替身》一文，质疑说：“让人吃惊的是，受审的‘胡斌’竟是一个替身，中国媒体在广传有关消息的时候，竟然都没看出来，实在是可悲。”接着，从7月23日至8月2日，熊忠俊又在互联网上连发8篇文章，继续质疑胡斌身份。
2009年8月21日，鄂州市警方以熊忠俊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胡斌替身”谣言，引发网民猜疑，误导公众舆论，扰乱公共秩序，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为由，对熊忠俊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第四章：观察报告的基本结论：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一年间，对于国内传统媒体，中国大陆的舆论管制形态总体呈现两个特征：第一，宏观上继续从紧，技术上已经发展为更成熟、完备、精细的监控措施，在群体性事件等部分领域则有松动趋势。需要指出的是，松动的的原因并非是管制主动放松，而主要是社会情绪日益发酵，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此背景下民间力量以网络作为主要平台和武器，不断释放和施加压力所致。第二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利益多元和冲突所形成的裂缝，也带来了部分报道空间。
对于国际媒体，北京当局的管制亦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延续奥运前的宽松政策，某些领域的开放政策甚至前所未有。另一方面阻力依旧，乱象频生，粗暴对待外媒，践踏新闻自由现象时有发生。
对于网络媒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没有给北京当局在该领域的管制带来任何积极影响，管制依旧，封锁依旧。从封网到整顿到跨省追捕，三大措施并举，局面愈演愈烈，一年来鲜有任何开放迹象。这是国内媒体、国际媒体、网络媒体三大领域的舆论管制中，北京政府唯一没有呈现任何进步迹象和积极因素的领域。究其原因，乃在当下网络已成为中国大陆凝聚公民力量最重要的基地，也是对北京当局执政能力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对手。
第五章：对于中国政府舆论政策的五点建议
对于后奥运期中国政府对舆论管制状况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明确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大陆政府仍然对媒体和舆论实行严格控制的政策，其背后的专制集权的体制性根源不言而喻。
在当今网络时代的信息化浪潮面前，中国政府的传统舆论管制手段愈发显得粗暴、落后、颟顸；而其针对各项事件的管制措施也越来越失去民心，当局进退失据之态、自欺欺人之语，比比皆是。舆论管制对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公民社会是一个首要的障碍。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舆论自由，中国是绝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共所谓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的。因为，自由的舆论，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最最基础的保障。
有鉴于此，我们郑重提出我们对于中国政府舆论政策的五点建议：
第一、立即制定“以捍卫言论自由为目标”的《新闻法》。切实依法保障新闻自由，切实保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中国的舆论自由的法治化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二、立即废除一切管制舆论的党政机构。取消中共各级宣传部这个钳制公民表达自由的机构，取消各级新闻出版署这个实施新闻出版检查的机构，将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交还给公民，终结60年来践踏公民基本权利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
第三、立即停止对网络的无端监控和打压。网络所带来的是新技术革命，它是先进的生产力对落后的体制的革命。任何为了一己私利而与新兴生产力为敌的势力，最终必将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于网络具有各种优越性，使得它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助推器和稳定器。因此，一个开放的网络，不但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而且将给中国带来一个自由民主的未来。
第四、开放报禁，让中国大陆的媒体能够真正反映民意，表达民意。代表真正民意的舆论是执政党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警钟，阿谀奉承、歌功颂德的虚假宣传最终将葬送执政党的生命。前苏联等一个个专制政权的垮台，其深层的原因就是当政者永远都不会听到人民真实的声音，天天都沉浸在虚构的人民对它所谓的感恩戴德的颂扬中，这样的政权必然会走向腐败和灭亡。
第五、立即整顿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党的喉舌，让它们将真实、真相、真理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使它们不再是只为党说话，而不为人民说话的御用工具。由于长期说假话的习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民间享有极坏的声誉。年初，当中央电视台“大裤衩”新台址建筑的附楼着火时，万民欢呼的场景令人感叹。而纵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历史，它们所说的假话比比皆是，不胜枚举。难道执政党要的就是这样的舆论吗？主动地改造自己，你才能进步。等到别人改造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进步的机会了。
结束语：
以上五点是我们给执政党的中肯的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对于一个声称“真正为了人民”的政党而言，句句是诤言。听之则民乐国兴，废之则民怨党败。去年年底，中国大陆公民群体发表的《零八宪章》反映了中国公民社会和众多体制内人士对于宪政民主的强烈呼声，执政党应该积极而正面地回应《零八宪章》，切实推进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废除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取消一切管制舆论的党政机构，顺应新的生产力革命的历史潮流，废除一党专制的集权政治体制，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公民社会贡献自己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