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期中国大陆舆论管制状况及其走向的观察报告（上）

纵观此次地震周年舆论监管措施，可见监管部门在诸如五四、汶川地震周年、六四等重大敏感节点的监管布防，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严密防控体系，和重大突发事件相比，市场化媒体和民间力量在这个领域鲜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2009年5月

本月舆论监督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强调外部事务的宣传口径，一是重大突发事件湖北巴东邓玉娇案的监管。五四是意识形态领域中舆论监管的重要阵地，保钓、六四等相关敏感问题，继续严防死守，观察不到任何松动的迹象： 

5月2日，涉及五四运动的文章讨论等，一律要按中央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有关结论慎重把关，一律不得刊发“新解”、“反思”等一类文章。 

5月初，对境外有关机构正在编纂出版赵紫阳回忆录一事，各媒体对该书的内容及相关问题一律不得报道； 

5月8日，对近日香港民间保钓人士出海保钓一事，一律不作报道。 

接下来的三个禁令集中在外交领域： 

5月7日，对美国国防部关于所谓“胜利号”海军监测船受我渔船“干扰”一事的说法，中宣部要求严格按照外交部发言人的表达进行报道，避免随意引用外电，不擅自评论。 

5月22日，对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访华活动，如需报道，一律用新华社通稿，不自行采访报道。 

5月25日，对朝鲜宣布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一事，各媒体只发新华社通稿，要低调淡化，不炒作。并特别指出禁止刊发猜测性报道。 

上述监管都集中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领域，亦属常规监管手段。 

而本月最具特色的监管，集中在轰动一时的邓玉娇案上。邓案是本月中旬发生在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的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女服务员邓玉娇因拒绝为该镇招商办官员邓贵大等提供色情服务而奋起反击，刺死邓贵大。因其切中民间对基层官员的色情腐败和官民对立的社会情绪，该案迅速演变成全国舆论关注的中心，成为2009年一起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当局在该案舆论监管上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具体过程如下： 

A、5月25日，中宣部下发通知，规定“关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要客观报道，不要炒作。请各媒体严格遵照执行。” 

B、5月26日，中宣部再次下发通知，“湖北邓玉娇案目前正依法立案调查，请各媒体暂不对该案跟进报道，并立即召回在湖北采访此案的记者。请各媒体严格落实。” 

C、5月29日，中宣部的第三个禁令到达，对邓玉娇案做出详细监管要求：

1. 各媒体不要派记者采访，如有请立即撤回；
2. 关于此案的后续情况一律采用新华社动态报道；
3. 采访此案的个别地方媒体记者和当地有关部门发生冲突的情况一律不报道。

纵观以上过程，舆论监管部门对邓案的监管，在短短数天之内，随着事态演变，经历了从不要炒作到暂不跟进到一律不报道的过程，呈现由松到紧的状态。这基本可视为当下类似突发重大事件的典型监管套路。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亦可从中获得部分报道空间，联手网络民意，推动个案向公共事件的良性方向拓展。此点，和前述重点敏感日的节点报道静态管制，形成鲜明对比。 

5月30日，在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桑坡村部分企业违法排污的问题上，考虑到该案背景复杂，各媒体一律不作报道。 

本月的最后一个舆论监管是上述这起并不引人注目的污染案件。在这起略显怪异的个案上，中宣部直接下文，“背景复杂”等监管理由甚为含糊其辞，可以看到其中呈现出意识形态监管部门和地方合谋谋取商业利益的灰色色彩。这类基本已经看不到意识形态影子的监管案例，相信所占比例将在未来几年呈现明显扩大趋势。 

2009年6月

在继续延续和巩固既有领域的监管措施之外，本月监管的主要特征，集中体现在绿坝事件和韶关旭日玩具厂维汉斗殴事件上，而后者现在已被证明为是监管当局在该领域的全局性失败。本月的首要特征是延续黄光裕、郑少东一案的做法，继续巩固和加强在公务员犯罪领域的舆论监管措施： 

6月8日，中宣部规定，关于深圳市场许宗衡被双规一事，只在新华网、人民网和央视网刊登消息，其他平面媒体、电台电视台和子报子刊一律不报道； 

6月9日，中宣部再次规定，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接收调查一事，只在新华网发消息，其他媒体一律不刊载。 

在国际新闻和外交领域，本月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当局极为敏感的伊朗选举骚乱事件上，监管部门对该事件的舆论监管作出精细入微的技术性管制： 

6月19日，关于伊朗局势报道的三点要求：

总体要降温，报道总量要下降；

对伊朗政府采取的措施，不宜过多批评和评论；

对发生的冲突要淡化，可作动态性简单报道，不要大篇幅报道，不要放在突出位置。 

本月的监管高潮出现在绿坝事件和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维汉斗殴事件上，前者标志着大陆网络封锁措施的登峰造极，后者涉及到历来最为敏感的民族事件舆论监管。值得注意的是，绿坝事件中的新闻管制措施，延续了2008年4月出台的操控专家诱导民意的做法，并在专家之上再添加了“家长”这一当事人成分。 

6月10日，根据中央领导通知指示精神，请各媒体对工信部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举措，加大正面引导力度，可组织专家、家长发表谈话，有针对性的回答人们的疑虑，旗帜鲜明的支持有关部门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的举措，不要刊发质疑和批评性的言论。同时，请各媒体加强对所属网站的管理，对论坛中出现的借题发挥的攻击性言论及时予以封堵删除。 

本月最后四个禁令，集中在韶关旭日玩具厂群体斗殴事件上。6月25日，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发生维汉之间的群体斗殴事件，数十人受伤，其中有维族员工被殴致死。监管当局从一开始即意识到此事的严重程度，即可能引发后续更严重事件。但舆论监管完全沿袭故智，无外对外简化事实真相，对内严控新闻出口两个做法，禁令在事发后的四天内分四次下达： 

6月26日，6月25日晚韶关旭日玩具厂发生一起群体斗殴事件，此事的报道请严格按照韶关有关部门提供的通稿为准，不做自行采写报道； 

6月27日，韶关旭日玩具厂群体斗殴一事，不派记者去现场采访；严格按照有关部门提供的新闻通稿报道；报道要低调处理，版面安排不要突出；有关领导批示内容不作突出报道。 

6月28日，新华社和南方网今晚将就旭日玩具厂斗殴事件发稿，请各媒体不要转载； 

6月29日，南方网等网站和韶关当地媒体今晚将旭日玩具厂群体斗殴事件初步查明起因情况发稿，请各媒体一律不要转载； 

众所周知的是，6.25韶关事件是引发十余天后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重要因素，而因当局新闻不透明，参与七五事件的诸多维族人士，均认为韶关事件中族人在冲突中遭受重大死伤。由此也可反推出舆论监管当局在处理该事件上的完全失败。令人叹息的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尚未见监管当局在该事件的舆论管制上有何反思的迹象。 

2009年7月

本月的最大新闻事件是震惊海内外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舆论监管措施除围绕该事件布局外，基本集中在该月集中爆发的其他突发事件上。如果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是韶关六二五事件不同程度和性质的延续，那么舆论监管当局的举措则无甚太大分别，关键词依旧是不许自行报道，一律按统一部署进行。稍有不同的是，措辞和口气更为严厉。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在地方媒体和中央媒体之间，不同的地方媒体之间的区分对待，此点容在本文第一部分第五小节详述，具体禁令如下： 

7月6日，关于新疆暴力犯罪事件和韶关旭日玩具厂群殴事件的报道，一律按统一部署进行，不要自行报道，采用新华社稿时，标题和版面安排要讲导向，正面引导； 

7月6日，地方媒体一律不得派记者去新疆采访报道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7月11日，今日中午乌鲁木齐新闻中心将举办新闻发布会通报7.5事件截止今日死亡人数总数和民族构成，各媒体只报死亡总数，一律不报民族构成。各报各电（包含所属子报子刊以及新闻网站）务必严格落实，违者中宣部将严格追究。 

其他管制，分布在该月集中爆发的郴州火车相撞事件、吉林通钢事件、成都孙伟铭车祸肇事案上，这三个突发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很容易凝聚民众极易产生共鸣的社会情绪，故监管部门在袖手观察一段后，不约而同的踩了刹车，禁令详述如下： 

7月15日，铁道部将通过新华社公布6.29郴州火车相撞事故原因调查结果，请各媒体严格按照通稿报道，一律不做其他报道和评论； 

7月28日，关于吉林省钢铁集团部分职工因企业重组问题聚集上访导致总经理死亡一事的报道，请各单位一律使用新华社通稿。不得派记者到现场采访，已派的一律撤回； 

7月31日，对成都车主孙伟铭醉驾造成车祸，致四死一伤，被判死刑的事件。报道中要尊重法律，特别是不要无根据的提出挑战。请各单位严格遵照执行。 

最后一个禁令颇值得分析，事实上这个被要求“各单位严格遵照执行”的通知，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禁令，因其并未出现“不要报道”，“不要派记者采访”，“不要炒作”之类的常规字眼，最多是一个提醒，而其“要尊重法律”和“不要无根据的提出挑战”的提醒也在可商榷的情理法范围内。笔者以为，这是舆论监管当局诸多禁令中极其少见的呈现温和与理性形态的开明意见。 

7月8日，各媒体一律不报道关于北京高院撤销胡星斗诉新网公司案原判，驳回起诉的决定，并请严格执行。” 

本月稍显特别的一起禁令，是胡星斗诉新网公司一案（此案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在北京新网公司网站发的帖子被删，遂起诉新网公司，一审史无前例的胜诉，但最后被北京高院撤销原审法院判决，驳回胡星斗起诉。此事并未形成公共事件热点，但和绿坝事件一样，属于当局严防死守的极度敏感区域，因其担心该案形成司法判例后，引发网络监管系统的崩盘。 

2009年8月

本月管制，对内重点是康日新案和黔穗器官移植案，对外重点是缅甸果敢局势，试分述如下： 

8月5日，新华网今日授权发布消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因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收组织调查一事，只限网络媒体刊登，其他媒体一律不转载、刊播； 

8月14日，对北京公盟及其法人代表许志永的相关问题，一律不报不转不评论； 

8月15日，对未经核实的国际恐怖组织将袭击我国的消息，一律不报道不转载；中国日报报道200多名七五嫌犯被批捕准备起诉，严重失实，一律不转载； 

8月28日，贵州义兴杀人案，暂不报道；一律不报道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移植问题（贵州义兴杀人案和该医院器官移植案，实为紧密关联之一黔穗案）； 

从上述内容可看出，康日新案的处理，在继续延续郑少东案、许宗衡案等副部级以上公务员涉案的两大管制措施，即一是管制新闻源，媒体必须得到纪委正式公布的授权方能报道；二是管制新闻传播平台，仅限制在网络媒体刊登，以缩小影响。 

黔穗器官移植案，值得一叙。此案至今仅有《财经》杂志报道，突破了该领域历年来形成的国内报道禁忌，一方面是媒体空间得以拓展的体现，另一方面亦鲜明的呈现出当局在不同媒体区别对待上的征兆，此点在本节第二部分将详述。 

8月20日，减少对俄罗斯大市场问题的报道，如要报道，要按照政府部门口径，重要稿件要送商务部审定； 

8月25日，关于美国CII公司行贿我国有企业一案，暂不报道； 

8月30日，涉及中缅边境局势的稿，一律用新华社稿，请各单位一律不要自行报道，撤回在中缅边境采访的记者。 

8月31日，关于中缅边境形势，除政府信息外，各媒体一律不再报道，去云南边境的记者一律撤回。 

俄罗斯大市场事件和缅甸果敢以及中缅边境局势，两大涉外新闻事件，均能清晰看到监管当局仍深受冷战思维影响，仍习惯于以敌我意识形态划线。即，涉及到俄罗斯和缅甸事务，大多从简从轻，因在意识形态上接近；涉及到中美中日关系，则视具体情况而定，意识形态的敌视和商业利益的考量，往往纠结在一起，呈现复杂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