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制衡的权力傲慢无边这个六十周年的国庆对於我来说，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十月三日中秋节那天，我被成都市公安局国保警察从机场登机口强行带回来，软禁到书院街派出所，做了近九个小时的审讯笔录，签看了“犯罪嫌疑人权利和义务告知书”，更签了“以上记录我看过，属实”的笔录证词，摁了不少的手印。警方谓我的博客文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并採了十三篇共五十二页的文章作为样本──其目的之一是阻止我到港大参加十月四至七日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我当然不认可这个罪名，并认为颠覆国家政权罪本身违宪且是恶法。我对警察说：“我并不认为我说的都正确，但我说话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一个正常的世界，需要尊重你的反对者。”
后被释放出来，在接受外媒採访时我说：拒绝我到港自然不公平，但我并没有怨恨。有许多人对我这样“懦弱”的态度不解，认为这只是一个低调自保的姿态，以免遭进一步打压的权宜之计。一直保持这样的态度非常困难，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因为这是我内心坚持的理念。
在这样一个官方对民意压制得比较厉害的国家，有许多底层的人活得很憋屈、不顺心，利益被盘剥，乃至无法生活。要做到没有戾气没有怨恨，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淘洗之下，在没有强权者率先释放善意的情况下，其可能性微乎其微。仇恨的火种正在中国的土地上蔓延，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尽管我理解那些怨气无处撒，仇恨无处发的人，但我还是希望官方首先要从制度建设上来化解各方的矛盾。我认为官方应该深刻反省这六十年来一切过失、错误、罪恶，向自己的民众道歉乃至认错.可惜的是，官方在六十年国庆上没有丝毫这样的表现，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许多中国人包括世界上关心中国的一些外国人，都期盼共产党藉着六十周年庆的时候，能够释放应有的善意。但官方六十年来，一党独大，权力没有任何有效的制衡，已经傲慢到不知妥协为何物，也不知释放善意为何事。
政府愚民、愚民拥政的恶性循环
我有幸在官方建政六十周年前后读了两本与“国庆”有关的书；一为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二为野夫的《江上的母亲》。龙应台从国民党作为国共内战战败者的角度，从微渺隐忍的个体视野，从细部切入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痛创。多少年过去了，那些身不由己卷入战争之海、早已够得上是我们爷爷奶奶辈的死难者，我们许多人无论从内在反思还是从公开场合，何曾想到过他们是我们苦难的同胞？尤其是大陆官方依然美化国共内战中靠杀戮所得的“胜利”，来作为他们的“建国大业”，使大陆与台湾的情感隔阂不仅没有化解的余地，而且随着时间的延宕，政治理念也像台湾海峡一样难以填平。而野夫《江上的母亲》则可看作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大陆版，其笔触文雅野道、抑扬複遝、深有内力。野夫从家族和个人的角度，记述了这六十年来大陆民众的悲苦生活、沧海桑田，被侮辱和损害的么叔，被革命欺骗的大伯，怀才不遇的同学李如波，整个家族被害自己却无法伸出援助之手的父亲，父死不得见和母亲不知所踪的作者自己等等，无不是充满苦难的血泪文字。二书合观，一幅二十世纪中国民众的悲苦图便跃然纸上。
国庆应该从尊重人性开始，没有个人便没有国家，而不是相反。所以对那位坚持训练、被母亲欺骗没能与垂死父亲见一面的士兵王震，不应该受到传媒的表扬和人们的摹仿。这种价值基础的颠倒，违背人性来迁就党性，最终会变成彻底的奴役。一个国家是否值得爱，那是民众在利益权衡、情感聚合、族群文化认同上的一种自由选择，而不是遵循大言玄玄的爱国教条.
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如果非要庆祝国庆不可，那我们是否切实地问过，我们要而且能庆祝什么？难道我们庆祝自己成为奴才了么？庆祝我们的孩子变成了结石宝宝和大头娃娃，成为让领导先走的牺牲者，成为豆腐渣校舍倒塌后废墟瓦砾下的冤魂吗？难道我们中国人的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已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政府愚民，愚民拥政；越拥越愚，越愚越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恶性循环，似乎大有子子孙孙无穷尽的趋势。因此我认为没有自由的国庆，就像经滕彪首创、由两位网友合力修订补充后的一副对联一样：党庆、军庆、官庆，妄称国庆；国安、公安、保安，何来民安？横批：独秀安庆.
二○○九年十月初於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