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种奇特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凸显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争议，那就是“官父商子”。父辈为官、儿辈经商，本无可厚非。但是，儿辈经商如果是依靠父辈为官所带来的便利和资源，甚至变成父子联手、官商勾结来牟取私利，那无疑是对整个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巨大挑衅。
改革开放前，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官家子弟享有的更多只是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权力有了更大的寻租空间，官家子弟的心理优越感也迅速调整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上世纪八十年代“官倒”盛行一时，“官父商子”现象初露端倪。经过二三十年的演变，今天，“官父商子”现象已脱离了靠一纸批文赚钱的初级阶段，有逐渐泛滥之势，并日益演变成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的渗透与掌控。
如果整个国家政商命脉都被少数权贵阶层掌控甚至裹挟，必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如贫富悬殊、民生凋敝、怨声载道、社会矛盾激化、群体事件频发等，这无疑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
暴富家族的隐患
事情的规律或真相，往往“潜伏”于大量看似不相关的琐碎信息背后。所以，我们不妨先看看几则新闻和旧闻：
2009年6月2日，据《联合早报》报道：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范福春据传已经被限制离京，调查审问。他在国泰君安证券(香港)公司投行部担任执行董事的儿子范晓微，6月2日也被大陆有关部门带走调查。范晓微在香港私立账户，遥控指挥国内庄家，涉嫌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上市公司资料及金融内幕，进而对股市交易进行非法操控。此事被香港廉政公署揭发，转告北京。同时被调查的还有范晓微的姑父——上海宽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肖义南。
范晓微在香港期间一直很低调，所以很少人知道他有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
另外一则新闻事关有“红色资本家”之称的荣智健。2009年4月8日，67岁的荣智健宣布辞去中信泰富董事长的职位。与荣智健同时递交辞呈的，还有与荣智健一起开创中信泰富的创业元老——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范鸿龄。一对老搭档的联袂退出，标志着中信泰富“荣智健时代”的终结。
但荣智健恐怕并不能就此挥手潇洒而去。针对中信泰富的“澳元门”事件，早在2008年10月22日，香港证监会开始正式介入调查。而2009年4月3日，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对中信泰富总部进行突击调查，调查该公司是否有董事做出虚假陈述以及串谋欺诈的违规行为，这使得事件陡然升级。这意味着“荣公子”有可能会面临被起诉并入狱的危险。
还有一则旧闻。在2007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提交了一份《关于对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历届委员进行责任审计的建议》的提案。该提案指出：“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会的部分委员，利用特殊的地位、垄断的权力、不对称的信息，以各种方式让配偶、子女、亲属、学生、朋友大肆参与炒股，有的人本身就是庄家，利用一级股票市场获得低价乃至无偿违法赠送的原始股在二级市场抛售，大肆牟利，获得超额利润。”他甚至在提案中直接点名：“以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厉以宁为首的厉以宁家族已拥有上亿资产，直接和间接投资控股参股的企业达二十多家。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原全国人大常委）和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以及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首届委员的厉以宁先生，其公职与其家族的‘暴富’是否有严重的利益勾联，厉以宁先生在其家族‘暴富’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厉以宁先生却始终拒绝做出解释和澄清……”
而凑巧的是，在这一年两会闭幕不久后的3月28日，荣信股份在深圳中小板ETF上市，开盘后股价大涨174.60％。据悉，公司实际控制人正是厉以宁之子厉伟、厉伟之妻崔京涛及其一致行动人左强。厉伟夫妇共计间接持有荣信股份839.62万股，按照当日荣信股份收盘价51.90元计算，厉伟夫妇间接持有的荣信股份839.62万股市值已超4.35亿元，成为荣信股份上市的最大受益者，身家一天暴增近2.76亿元。
这几则新闻旧闻，都指向现在中国政商领域中的“官父商子”现象。当然，几则消息中的“官父”与“商子”到底有没有这种互相勾结的行为，还未可知，但它带给民众的疑惑和社会的隐患已经显现。
官父的儿子与干儿子
在轰动一时的郑筱萸案中，这种“官父商子”的勾结变得格外赤裸裸，成为典型的案例之一。
在这起案件中，作为“官父”的郑筱萸很少出面，四处活动张罗的是他的妻子刘耐雪和儿子郑海榕。
2002年开始，郑海榕从日本留学归来。儿子的结婚、用车、住房等等，都是让郑筱萸忧虑的大问题。和郑家关系一直不错的浙江某位药商，在知道此情况后马上解囊相助：2002年，送给郑海榕一辆奥迪牌轿车（价值人民币18.5万元）；2002年4月，又送给郑海榕17万人民币，用于交付购买上海市普陀区凯旋北路一套房屋的首付款；2005年1月至2006年5月间，以股份权益名义给予郑海榕人民币25万元，同时还帮助其交付购买上海市浦电路双鸽大厦438号507室的首付款人民币199.25万元……光是这一家公司，便通过种种名义，送给郑筱萸儿子郑海榕、妻子刘耐雪共计292.91万元人民币的财物。
而广东某医药公司的女老板郑军更精通公关术，直接把这位贵公子接到自己公司上班，实际上是供养起来。从2000年6月至2006年12月，郑海榕收受郑军每月以工资名义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共计人民币73万元；2005年上半年，郑海榕又另外收受了郑军人民币25万元。两项合计为98万元，而郑海榕几乎没在这家公司上过一天班。
郑海榕还在幕后操纵位于上海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而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其实是个皮包公司，依靠批文交易等来获利。郑海榕30岁出头，“在广州香港两地跑，搞进口药”。据说，郑筱萸跟企业吃饭时，他儿子也经常陪同一块前往。郑海榕在外办事，有时甚至直报家门：“我是郑筱萸的儿子”！
在此案庭审调查中，检方指控郑筱萸受贿行为共8宗25次，郑本人直接收受贿赂的有4宗，直接受贿次数12次，其余4宗13次均为家属所为。从金额看，郑筱萸直接受贿的数额只有40万元，而他的儿子和妻子受贿高达609万元，占整个数额的94%。
当检察官讯问郑筱萸：“如果郑海榕不是你儿子，他们会送他100万元港币吗？”郑筱萸回答：“我想不会。因为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送钱的。”郑筱萸后来悔悟到：“在被双规后我想明白了，那些药厂老板是换个方式来贿赂我。他们给我老婆和儿子干股和钱，我没有干预，而是予以默认，这就是受贿。”
“老子掌权，儿子捞钱”，郑筱萸并不是第一人，程维高、毕玉玺等若干贪官就是纵子捞钱的捷足先登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官父”们还常常收有一堆“干儿子”。比如黑龙江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就有两个“干儿子”，湖南双峰原县委书记朱应求也有“干儿子”，江苏常州原副市长张东林更是收认了近20名房产商人做“干儿子”。
在此类“干父子”关系中，“商子”主动“认官作父”，“官父”也愿意“多子多福”；“商子”开发“官父”的权力，“官父”看中“商子”的票子。
“官家主义”滋生“官父商子”
这种“官父商子”现象的泛滥，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制度的缺隙。
中国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变革了30年，但政府部门仍然掌握着重要的资源，对经济活动拥有巨大支配权，而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官员利用它来进行“权力寻租”也不稀奇。
学者杨帆在《危机与反危机》一文中，提出了“权力资本化”问题；后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也提出了大同小异的观点，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学者吴思称之为“官家主义”；还有学者称之为“权力场”……
在某次活动中，有记者给在主席台上的杜润生递纸条问道：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这位年过九旬、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杜润生这种担忧是有实证的——在一些东亚国家，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牟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如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而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竟然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
权贵资本的肆意作为，使社会形成了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在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家族与极少数华商控制着国家70%以上的财富，而赤贫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数量有增无减。1996年联合国人力发展报告指出：马来西亚20%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与20%最贫穷人口的财富之比率，是东盟国家甚至是亚洲最高的，达11.7倍。
东亚一些国家两极分化的加剧与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权贵资本不仅大量侵吞国家财富，还在国家经济岌岌可危之际最先感知危机的来临，由此大量向境外转移资产，导致“羊群效应”，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或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纵观中国，从早期的国企改革、公共建设，到后期的金融证券、地产投资等，在每一次对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分利中，权贵资本始终是最大最主要的参与者和共谋者，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时代周报》一篇名为《中国91%亿元户为高干子弟 社会贫富悬殊受关注》的文章，援引一篇调查报告称：“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有人对此组数据的严谨性和准确性提出了质疑，但这无法抹杀一个事实：那就是官家子弟对国家政经资源的把控。
时至今日，多少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垄断企业、业界龙头和上市公司，特别是房地产巨头，不是流淌着权贵资本的血液和血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美国10%富人贡献80%税收形成强烈落差的是，掌握主要社会财富的中国富人的纳税额仅仅占税收总额的30%。这揭露了一个真相：中国穷人的税负比富人高得多。
其实，“权”与“贵”相提并重，并非那么贴近问题的本质。“权”与“贵”，一直是皮与毛的依存关系。八面风光的“贵人”，其实顶多算得上一个配角而已。如果不“认官为父”，不寻求“官父”的支持和帮助，那么，每当巨大的政治风雷激荡时，自以为无所不能的“贵人”往往被弃若敝屣。
学者吴思提出的“官家主义”，也许更能反应这种“官父商子”现象的实质。中国从古到今，便是一个“官家”说了算的社会，不彻底实质性地改变，便难以趋至稳定和谐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