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海内外的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后，官方几乎在同时将新疆和韶关的罪犯作出公审判决，显然这是北京当局对国际国内的形势作出研判之后而采取的统一步骤。判决结果出笼后，有海外舆论指“这些判决都是由政治推动的，不是为维护正义而作出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通常中国的公众事件，当局的确都习惯以政治的考量为先决条件。
一、死刑判决的短暂威慑效应
乌鲁木齐市法院从2009年10月12日开始，即对在“7•5”事件中的7名被告人进行了审判。判处六名维族被告死刑，一维族人因协助警察追捕其他嫌疑人而被判无期。14日又开庭审理了乌鲁木齐“七•五”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的其他三起“重大犯罪案件”。事件中被警方拘捕的共有700多人。总共公审了艾合买提江•莫明等21人。官方报道披露的细节称，“7月5日晚，阿不都克力木．阿不都瓦伊提在团结路，先后用脚踢踩、匕首刺、管钳砸等手段，杀害 5名无辜者；同日晚，艾尼．玉素甫等4人在中湾路，先后在4处聚众打砸抢烧，殴打致死无辜者5人，致伤2人，还放火烧毁天山粮油配送中心，令躲在店中的5 名无辜者被烧死；当晚10时许，艾合买提江．莫明等11人在大湾南路殴打无辜者，打死2人，再至一家汽车专营店，放火烧毁、砸毁汽车数十辆；同晚10时许，阿力木．麦提玉素普等2人在南湾街多次殴打无辜者，致死3人，重伤1人，还伙同他人殴打致死2名无辜群众；此外，艾则孜江．亚森在中湾街多次伙同他人，采用砖块砸、用脚踩踏方式致死2人”。乌鲁木齐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波声称，警方已向检方提请逮捕575人，检方已批准逮捕其中430人，目前，已起诉55 件，共108人。但实际上被批捕的人数只会比公布的要多而肯定不会少于以上的数字。
另外，在广东韶关“6•26”事件中被群殴致死的维族工人超过两人，数具尸体运返新疆，并被强迫下葬。据韶关玩具厂一名汉族工人透露，据他所知，厂方负责用飞机运送两具尸体返回新疆，其他则不清楚。该名工人又指，10月12日当地传出韶关法院再度开庭，审讯第二批“6.26”韶关骚乱事件中涉案的多名疑犯。
这次官方对外宣布的宣判结果似乎主要是以平息汉族群众的愤怒为目标，因为汉族平民中有不少人是7月在乌鲁木齐集会上强烈要求当地政府尽快惩处凶徒的。然而这次官方在维护正义的口号下，却缺乏必需而正当的法律程序作铺垫，这就不可避免地为今后的“不稳定因素”埋下了不必要的伏笔。比如，这些被定罪的人没法获得适当的辩护，因为他们的律师不是由当事人而无一例外都是由官家的法院来指定的。
二、暴力压制真相的后果
由于带着政治目的的宣判很可能加剧弥漫着对立的危险因素一触即发，所以乌鲁木齐政府早宣判前后均特别采取了防范的措施。从10月12日开始，就有大约14000名安全人员部署在该市。央视片段显示有防暴警察在法院前的街道上列队站立，街上行人稀少。审判之日，乌鲁木齐市法院暂停办公，门外保安严密，最少有两排武警穿上全身保护装备，手持盾牌，每隔两三米站岗戒备。
据英国BBC记者在骚乱三个月后2009年10月09日撰写的新疆行纪实报道中描述：
“在导致两百多人死亡的新疆乌鲁木齐骚乱发生后的三个月，我带着电视摄制组去新疆。乌鲁木齐市是个处于高度防暴状态的城市，到处都是士兵和武装警察在巡逻。在城里的街上走十分钟，你很可能碰上四到五个巡逻队，每个巡逻队都有十多个成员。气氛紧张是显而易见的，极少人愿意跟我们谈当地发生的事，公开谈更是不可能。”
BBC记者在报道中还说：“我们在这次新疆之行中看到，由于派驻大量军队和武警，在骚乱三个月之后，乌鲁木齐看上去相当平静，但在北京当局尚未全面控制的喀什，当地政府却似乎相当不自信。” “7•5”事件远远没有结束，策划“针刺”事件的背后势力未来还会想出新的方法，因此新疆短期内政治局势并不乐观。”“一名乌鲁木齐妇女偷偷跟我们说起“7•5”事件，她亲眼看见一群维吾尔族人杀死两个汉族人。这名妇女说，人们是疯了。她告诉我们，198个汉族人在7月5 日的骚乱中死亡。为了报复，两天后乌鲁木齐的汉族人开始杀维吾尔族人。有多少维吾尔族人被杀并没有官方的数据，但这名妇女说大约有十人。”
在另外一场离乌鲁木齐数千里外、似乎是与此次宣判呼应的、“6.26”韶关骚乱事件审判中，广东某法院在周末对一名因参与那次袭击维族工人事件而被定罪的人判了死刑。
7月初，在韶关被群殴致死的维族死者被运抵新疆喀什，有人发现尸体有四、五具之多。其后，喀什公安再将尸体秘密转送至新疆疏附县，当地公安要求死者家属保密，不可向外界透露遗体的情况，还被威胁“如果对外说，你们结果会不好”。并强迫立刻埋葬，死者家属也被公安监控。
三、文化的种族灭绝方式
在江泽民直到胡温时代的新疆，许多维吾尔族人对在当地人口占少数的汉族人就明显抱有相当强烈的敌意，那么，引发维汉民族敌意的起源是什么呢？
这种敌意的起源很复杂。甚至让北京政府特意出台的对维吾尔族人看起来宽厚的一些特殊政策也显得苍白无力。如在象乌鲁木齐和喀什这样的大城市中，官员为了自己任内的政绩的需要，不惜拆除带有民族风格的旧建筑而建造新房子，但是当地的维吾尔族人对此却非常反感。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文化和传统的直接打击。当地政府部门不知道他们不单是在摧毁一些旧房子。其实是在摧毁一种具有民族历史风格的建筑，是在摧毁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也是在摧毁一种悠久的文化。造成这种民族文化消弭的方式，地方当局可能是不经意的，但不管怎样，对少数民族也属于一种罪恶行为。
动辄判重刑只能短暂性地发挥威慑作用，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认为，目前新疆局势复杂就像一个火药桶，中央将汉、维两族都不满意的“新疆王”王乐泉调离，也许可以暂缓局势，但长远解决还要依靠对话和民族政策的调整。前些年新疆发现石油后，使许多维吾尔族人相信，新疆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为了防止北京政府视为最大威胁之一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当局有意选派干部下基层维稳社会，还招募了许多维吾尔族干部。
对此，法国世界报月刊《杂志》特派记者玛尔汀.布拉尔有进一步的揭示，“自2003年起，汉语就成为一种强迫教育科目，并且从低年班就开始，文学当然在高年级班才教，维族语似乎已经成了次等语言的身份，这一举措成了一个致命的死结，它使汉族与维吾尔族对立。许多人指责为‘文化的种族灭绝’，或是‘洗脑’。……这种专横的做法使（当地）的学生家庭增添了对汉语是必修课做法的怨恨”。
新疆以维吾尔人为首的少数民族，经受了无数的压迫，它在经历现代化过程中打烂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经济的增长，他们却并无受益。专制的政策使他们失去自己应有的特殊条件，比宗教更为甚的是他们特有的文化不断消亡，社会和文化不断分裂。“教育把我们的文化压缩使它只剩下风俗习惯。”这可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情形，只是有少数的汉人承认。
四、“7•5”与“6•26”事件中值得反思的几个问题
随着事态已经平息，暴乱者虽受到审判，但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东西，这里不妨分析几个可能留下的后遗症：
1、法律迁就政治，重判之下，基本事实却交代不清楚。“7•5”事件中那7名被告人什么时候进入乌市，案发前如何组织在一起，动机是什么，前期周密策划酝酿的作案过程，时间起始，与其他作案人员之间的联系，与热比娅以及游行的维族民众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这些统统都含糊其辞交代不清楚。而这正是社会公众希望也应该知道的因果问题。然而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材料并不想向全社会公开。究竟想瞒住谁？当局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从来不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公众有权享有的信息，令市民尤其是受害人及家属极为不满。可以预测的是，发生在新疆的一系列血腥骚乱事件，造成了长期难以癒合的民族伤口，维汉民族关系未来肯定会更加恶劣，北京虽花不少精力欲使民族伤口癒合，但事件之后的汉族大游行却使这个伤口再次流血。
2、激化民族矛盾的并不是热比娅，而是政府本身。
“针刺”事件及汉人示威游行后，使得新疆社会局势不仅不能稳定，反而越加动荡不安。为平息事态，当局已经转而惩罚处理事件不当的官员及“替罪羊”。但是，新疆事态的持续发展，已引起大陆许多学者和民众对政府处理新疆事件手法的质疑，包括对事件中政府角色的反思。有些学者认为，激化民族矛盾的并不是流亡国外的维吾尔异议人士热比娅，而是政府本身。当局把什么都推给所谓“境外敌对势力”，其实是刻意转移目标。因为汉人群众集会针对的目标并不是热比娅。实际上，最初的征兆在7月6号、7号就已经出现了，在汉族民众提着棒子上街保卫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棒子都是对政府投的不信任票。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新疆“7•5”悲剧事件，绝不是世维会热比娅口吐莲花随意一句“要更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就能发动起来的。如果真以为热比娅有这么大的神通在维族同胞中享有如此大号召力的话，岂不是等于荒谬地确信，只要热比娅在电话和短信或网站上多喊几句“我热比娅如果成不了东突国的开国元首就勿宁一死”，新疆许多维族同胞便真的会“都心甘情愿地舍身而出、走上街头做暴徒、充当热比娅争权夺利当东突女王的工具”？
3、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网络作家杨恒均认为，“这个治安事件搞到那么多人上街，就是因为管得太严了。很多消息官方不报导，但还有网路、手机简讯，你把老百姓的口堵住，他会有别的方式发洩出来。” 信息封锁以及种种严格管制的结果是，不但民众因无法了解情况而产生恐慌，也使得不满政府行政失误的情绪无处宣洩，最终化为上街游行。正因为中共政府彻底堵塞了舆论社会的管道，才使民众把很多积怨都郁积在心里。这不仅反映出在专制社会下对生命的漠视，也反映出北京当局对少数民族政策和制度的失败，这两年之内大陆的两个大的少数民族都发生类似流血冲突事件，显然应该反思的是政府，而不是把事件的发生归于某个人身上。中共当局应该审视的是自己的执政理念、治理国家的方式和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暴力专政手段。而自中共建政伊始，统治者就从来不屑于建立起一个和平的，让大家都可以说话的、可以自由协商甚至可以发发牢骚泄泄气的这么一种民主对话机制。
恰恰相反，中国当局现在正在做的反而是一种加剧民族对立情绪的宣传攻势。最近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平息乌鲁木齐七五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纪实图片展”即受到包括体制内学者的严厉批评。北京经济学者彭定鼎认为，这一宣传性质的展览对于有批判精神的民众来说，只会起反作用。他指出，新疆问题导致民族矛盾激化，实在是政府的耻辱。“7•5”事件首先要撤职的是乌鲁木齐市长和公安局长，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事件发生后，政府却把警力调去保卫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导致民众在街头受到严重的暴力。现在正当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刻，当局又十分不智地举办这样的展览，实际上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因为这样的展览除了图片外，还不停滚动播放影像，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热比娅等境外势力身上，似乎含有政府自我表扬的意味。而这其中，更含有政府长期处理民族问题失误后推诿责任的意图。
4、脆弱的链条：“7•5”事件将重创新疆旅游和劳务输出
新疆将因“7•5”暴力事件而使近年源源不断的劳务输出顿时陷入尴尬的境地。旭日国际集团，就是那间点燃新疆“7•5”事件导火索的港资玩具制造厂，它是“香港玩具大王”蔡志明旗下的公司，主要制造厂区在深圳平湖及广东韶关，是国内最大玩具代工厂，位于韶关的工厂有员工一万多人。今年五六月份，该厂分批通过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动部门招收了800名新疆籍农民工。
“626”械斗发生几天之后，身在海外的香港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对媒体称，该厂聘用这批新疆籍农民工，仅仅是因为“政府鼓励厂商聘用穷人”。言下之意，这并非企业的迫切需求。
“他们的晋升空间一般比聘用的员工小很多，企业用完一段时间就不用了，员工会被重新派遣到其他机构，那么员工的归属感、对企业的感情肯定很淡，纯粹是劳动关系。”知情人士表示。
“7•5”事件给旅游业也将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如果按照一个游客在新疆旅游平均花费5000元计算，我们的损失就达10个亿；而今年全年的损失估计将会接近50个亿。”当地旅行社负责人表示。
对外商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等涉外经济来说，也将带来严重的影响。事件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程度远超过金融危机的影响。
五、真相具有唯一性
客观事实真相具有唯一性，而当真相被人为封锁后，有关客观事实真相的流言，就必然是各取所需、多种多样。唯有及时客观全面地公开全部事实真相，才能有效消除“最耸人听闻、最易激化社会茅盾、最能刺激社会相关受众情绪、最能加剧社会冲突危险”的流言，才是真正科学有效的维护稳定！政府隐藏626悲剧相关事实真相细节的官员，以及对新疆“7•5”悲剧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渎职责任！
例如，韶关政府在处理突发“特大悲剧群体性事件”时的“缺席、失语、妄语”及漠视网上‘众声喧哗’的做法，严重践踏了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一做法不仅不能缓和事态、化解矛盾，反而是在加剧事态、恶化矛盾。因为现代通讯技术已经不可能被政府想当然地完全截断，例如韶关悲剧事件的部分阶段性真相，已经通过汉族拍录者发放的视频，被世界各地的维族同胞亲见亲闻，此时，任何仍继续人为封锁真相的行径，都无异于是在客观上充当着激化社会茅盾、加剧社会冲突的帮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疆短暂的政治稳定，与胡赵时代的开明政策和开放平等的领导作风息息相关，如果说，那个时候的新疆少数民族能够以少有的接纳融入中共治下的社会氛围中相安无事，那么可以说，胡赵对少数民族奉行的相对比较民主的个人作风功不可没。事实上，大多数维吾尔族人，并不要求独立，只要求尊重他们的真实地位和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正如现在许多维吾尔族所公开表达的不满一样：“十年前我们的生活更好，但现在我们落后了”。
坦白地说，在新疆75悲剧之前，和许多汉族同胞一样，内地许多人对维族同胞的了解也几乎是个盲区。现代社会任何文明国家的执法都不能偏离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由此我们从理性思维出发，不能把新疆75悲剧中相关维族罪犯对数百无辜汉族同胞的恐怖暴行，无理引申扩大为绝大多数正常理性的维族同胞与绝大多数正常理性的汉族同胞之间也都真的存在着你死我活无法化解的仇恨和对抗。同理，韶关626悲剧中相关汉族罪犯对数百无辜维族同胞的暴行，也并不代表绝大多数正常理性的汉族同胞的人品和人性。暴力既不是汉人的本性，也不是维族的所爱。
其实任何一个规模稍大的族群，安分守己、老实本分的老百姓都是大多数，善良淳朴自求多福与人为善的正常汉维百姓也肯定是绝大多数。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厘清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人，从生理构造到心理反应和大脑机制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人，都是多面体，这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人的人性，都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这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人，内心里其实都既潜存着一半天使的文明理性也潜伏着一半动物的原始野性。
而当失去了对“同类的生命、头顶的星空、内心的道德律”的敬畏时，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人，和暴徒都只有半步距离！
因此，新疆社会和平稳定与长治久安真正的根基是开放政治民主、开放新闻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政府不应以一种信仰去规范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样才能逐渐确立各族群同胞的中华向心力和国家认同感。才能为国家的稳定和谐奠定坚实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