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就基本断定，康玉春和陆明霞、安宁以及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陈远等人是属于已经有默契的一个团队，李海虽然与康玉春等交往甚密，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具体的加入进去，不过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我也隐约知道他们的组织名字叫“中华进步同盟”，他们有时在当着比较信任的人时简称“CPA”，这是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的缩写。不过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组织里的作用，以及还有什么人加入了这个组织，我当然从来没有试图去打听这些。打听这些秘密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夏天时，有个东北人叫孙伟的小伙子给我说，西北有些人希望跟北京的民运界接触建立联系。我当即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前去了解和交流一下。这个小伙子自称是八九民运时期高中生自治联合会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但是八九民运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运动，谁知道在其中是否有这么一个可能短期自发的组织呢？

但是要出去就需要路费，所以准备去筹集一点。不过当我遇到安宁，对他讲了这个困难，他当即拿了500元人民币给我。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足可以支付两人的路费了。安宁没有说其它的，只是说你要打个条子，我是要拿去报账的。我明白这笔钱就是“CPA”出的，对于他们来说，我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从这里我可以推断，“中华进步同盟”成立时间应该在1991年的夏天。

这次出去我们跑了西北的几个地方，见了一些朋友，有大学教师，也有工人和学生，总的感觉不错，这些人都比较有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互之间有许多交流，甚至还有一些分工，简直就是组织的雏形。有个大学教师表示要重新评价马克思，将马克思学说中被共产党歪曲的东西纠正过来，我虽然不能说服他，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并不是复原马克思的学说就能解决的。另一个建筑会武术，工人收了很多徒弟，他说这些人都可以为以后进行民主运动出力，为此他还和妻子，搞了搞了个假离婚，所有财产都归他的妻子，但是离婚后他还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这次出行应该是有许多收获的，如果不是92年我们出事，我想我还会继续跟这些朋友交往，西北这边的民运也会是另一个局面。唯一的意外就是我们坐火车路过包头时，车厢里没几个人，但是我身上的钱被偷了。我们不得不在呼和浩特下车找一个朋友借钱才回到北京。

组建影子政党

为了面对组党的现实，我和熊焱探讨了许久，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就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民主运动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在吸纳成员和争取资金等方面问题很大。当然我们实际也没有具体的考虑需要发展多少成员或到什么地方争取资金。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成立一个类似的政党组织。但是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这么做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决定暂时不大规模的发展成员。对这个组织的名称经过我们的思考，特别是我的建议，最后确定为“中国团结民主联盟”。这个名称看来不大象一个政党，但是我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联盟。

我们没有确定具体的章程，也没有什么分工和目标，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人，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而且搞出来也授人以柄，很不安全。这些东西可以等时机成熟或者组织壮大后再来。事实证明我们这么做还是比较明智的。92年我被抓后，警察看到署有“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传单，而且也知道这个内容可能是我写的，但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组织。

我们商议过后，就在91年9月底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名义写了一个公开信，内容大概就是批评中国现在没有民主，我们绝不赞成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我们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我们反对中共在“六四”事件中的暴行。在这个声明里，我们从策略上也呼吁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人士遵从他们的良心，不去为虎作伥，同时也警告那些从一党私利出发，在专制道路越走越远的死硬分子。

这个声明由我在9月30日下午单独约了几家外国媒体发出，应该有BBC、路透社和泰晤士报等。发出后我觉得事情比较严重，因为我明显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于是我用了三四个小时来摆脱“尾巴”。晚上我不敢回到我租住的房子去，等到10点左右我才到人民大学去。因为八九民运后我们遂宁的老乡都不怎么聚会了，主要是学校怕由此出现类似“反革命事件”。我在前一段时间对人民大学八九级的吴忠富说让他联系在北京读书的老乡在人大聚会一次，想不到我却在这个时候不方便出现了。

大概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基本确定已经将“尾巴”甩掉后就来到人大，参加遂宁籍的同乡会，其实就是在食堂或者超市买点吃的，当然也有啤酒，大家AA制聚餐一次，然后我们都在人大因为放假而空出的床上休息。第二天，我们又一起到天安门等地去游玩。这时我告诉我的小老乡吴忠富，我是因为可能出问题才来这里躲避一下，我回去以及见朋友可能会有麻烦。他当时就说，你怎么不早说，我有一个好地方，一定很安全，警察肯定找不到。然后他就说，我们遂宁有很多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到那里去是不会被发现的。他一个乡的朋友就在中建一公司打工，他介绍我去不会被怀疑。

于是当天下午告别了那些同学后，我就用事先约好的方式通知熊焱，让他给吴忠富一点钱，他们见面的地点确定在颐和园的门口，一个原因是这里距熊焱住的地方很近，另外就是这里人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由于他们互不认识，所以还约定了见面时的暗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车公庄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吴忠富确实说的不错，这里有许多遂宁的老乡。我知道他们的日子很苦，就买了一些食品，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注重同乡情谊的人，对我们的到来都很欢迎，在吴忠富巧妙的说法下他们也盛情的邀我在他们的临时工棚里住几天，不要到外面花钱住宾馆。

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我就在这个工棚里，哪里都不去。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棚，它实际就是他们正在建设的半成品房子，一个房间里大概住有三十多人吧。这些工人基本都是二十来岁。平时他们都是自己煮面条吃。面条是大家一起买的，或者是家里带的，都放在一个柜子里。房间中央有一个他们自作的电炉，就是把一根电阻丝绕着放在砖头里。他们用一口估计有六十厘米直径的铝锅煮面。一拨人要吃就自己煮一拨人的面。他们每天都吃这种清水煮面，没有蔬菜，没有肉食，也没有什么调料，只是放一点盐而已，一日三餐都是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吃苦的样子，下班回来都还是嘻嘻哈哈的。也许他们觉得能为家里挣点钱就非常自豪了。

熊焱显然也思考过“中国团结民主联盟”需要一些精兵强将加入。一天他告诉我，可以跟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王天成多接触。并说，王天成这个人和他是北大研究生时的同学，学问非常好，而且非常正直，对中国的民主也比较热心。他还要我注意，对王天成要非常尊重，因为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高傲。还有跟他的接触要注意不要给他带来麻烦。

随后我就来到北大找到王天成，他住在一个教师公寓里。本来是两人一个房间，但是另一个人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住在里面。

王天成个子不高，但显得非常的有精神，两只眼睛就像在发光一样，这是他有灵气的表现。他早就听熊焱说起我将来找他，对我也没有什么隔阂，也没有想象中的什么怪癖，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接触的人，这让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负责的青年学者。他的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会客时间：中午12：00—12：30，下午5：00—5：30”，这实际是他到食堂吃饭的时间，其实他是不留时间去会客闲聊的，他将所有时间拿来看书和写作。他也是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许多国际知名学术机构早就看中了他，免费寄给他学术资料。后来1992年5月我们出事后，我企图保护他，没有交代任何与他的交往，因为我知道他即将到德国留学。他成不成为一个民运人士并不重要，但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总会有作用的。谁知道，10月份他还是被抓进来了，而且是因为参与组党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是交流对中国怎么实现民主的看法，说实话，在这么一个专家面前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哪里有什么理论，我走上民运的道路实际是拜“六四”事件所赐，也就是青年人的正义感和热血冲动而已。但是王天成则不同，他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和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将共和制的理论研究清楚，写一本《共和国—一个中国人的真正信仰》的书。他还用朴实的语言批驳了现在流行的对共和制的误解，讽刺了我国把共和国作为国家名字但实际却实行专制的做法。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王天成早已成为研究宪政特别是共和制的专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可以说他已经部分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王天成没有花俏的语言，只是强调事物内在的逻辑，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他也比较喜欢儒家学说，他认为儒家里面还是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他谈到北大有的人一说到儒家就要批判，他说这些人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只是从“批林批孔”中得来的，你要先读了原著再来跟他辩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后来我在监狱里叫家人给我寄来一些儒家的书籍，让我也受益匪浅。不是他的话可能我此生都不会去了解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

胡石根和王天成也有接触，虽然他们都是北大的研究生，但毕竟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法律系，而且也不是一个年级的，所以我估计还是熊焱在其中起了作用，将王天成介绍给胡石根的。熊焱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拉帮结伙，只顾发展自己的势力。熊焱告诉我，他跟胡石根达成了谅解，他加入“中国自民党”，胡到时也加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以互相加入的方式来融合，最后形成一个民间政党。所以虽然王天成是熊焱的朋友，也是我们非常看重将重点发展的成员，但是将他介绍给胡石根我还是理解的，因为毕竟“中国自民党”成立时间要早些，而且也做了更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