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给企业职工的演讲中，谈个人危机与时代的精神状况，多次提到了别林斯基。
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开始，俄国诗人与帝国在精神上的离异就开始了，准确地说，俄国诗人与帝国决裂始于1839年，别林斯基在《鲍罗廷诺纪念日》中遵循俄国历史命运的“正当性和必然性”鼓吹“沙皇”一词“充分表达并彻底穷尽了俄罗斯人民的意识”，在同沙皇的关系上，“祖国”是一个“从属的概念”。虽然半年后，别林斯基“撤回”了这篇文章，并对自己写下“这一贫乏的历史瞬间成为一种绝对权利”深感失悔，但还是导致了赫尔岑和他的断交。
1847年，天才曾为别林斯基所盛称的果戈理发表一本激烈反自由、反西方的小册子，号召国人重返古老的家长政治、复归于一个精神再生的农奴、地主、沙皇国度。别林斯基“怒不可遏”。久病虚耗，已至末日阶段的他，由海外驰书，痛责果戈理出卖光明，斥责果戈理“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
在别林斯基看来，“我们的乡下教士是粗劣通俗故事的主角……教士往往无非饕餮之徒、守财奴、阿世媚俗之流、寡廉鲜耻之人……我们的教士绝大多数不是迂腐炫学的烦琐冬烘，就是无知盲目得吓人。只有我们的文学在野蛮的检查制度下仍然露出生命与前进运动的信号。此所以我们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所以小小的文学禀赋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学职业使炫目的徽章与俗丽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个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广大的瞩目，而出卖天资以服事正教、独裁与民族主义的大诗人，很快丧失民望……俄国民族是对的，看出俄国作家是它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它由俄国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义与民族至上的昏天暗地里解放出来的救星。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
他在巴黎向朋友宣读这封信。安年科夫记下这一幕。赫尔岑，19世纪俄国最渊博的思想家，低声对安说：“这是天才之作。我想，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
阅读是俄国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一。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成为俄国革命分子的《圣经》。陀思妥耶夫斯基判死罪、侥幸死里逃生而发配西伯利亚，就是因为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朗读这封信。这一次精神震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决定性的。
别林斯基不屈不移、宁死不默，不幸于1848年英年早逝。他去世之时，当局对他发出拘捕令。警察头子杜贝尔特说可惜别林斯基先死，“我们本来要让他在牢里烂掉。”
伯林提到，别是去世已八年，处于19世纪最惨烈压制下的理想主义青年仍奉为领袖的一个人。在俄国知识精英眼里，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是天赋灵感且大无畏的政论家；在俄国，几乎只有他是独具足够性格与辩才、而能将众人感受但无法或不愿明言之事加以清晰且厉声宣白的作家。
屠格涅夫一纸遗嘱，就使得俄国官府不得不允准将其灵柩从巴黎运回彼得堡，葬在别林斯基的墓旁。
我曾经请李慎之写点文章，李问写什么类的，我说别林斯基那类的，李说别车杜的文章也有问题，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
后来者看前人缺点是容易的，继承前人“优良”一面是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