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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不久，收到张戎的通知，她十月份将回四川探望母亲，并有人邀请来香港一游││这真是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可十月份也是我回美国探亲的时间，行程早已安排好，家人一定要我回去休息一番。考虑张戎来港时机难得，最后，作了折衷的选择：赴美不变，提前返港。于是，匆匆飞到纽约，和妻女相会，按家人安排到中部圣路易斯「静休」三天，游览了密西西比河及那座闻名已久的「拱门」，十五日飞回香港，准备接待张戎来访。
接待张戎来访的压力
坦白说，这段时间，书虽出了，但安排张戎访港的活动，内心压力仍然很大。我们很清楚，她的书和她本人在世界各地受到的欢迎程度，当她回到属于她的祖国一部份的自由的香港，和「自己人」见面时，我们应该给她准备一个怎样的欢迎呢？
一方面香港是个色彩复杂的社会，「左派」的影响不容低估，中共的文化渗透有目共睹，张戎在港的知名度也不如英国。另一方面，我们出版社的条件有限，在这么短的时间策划一系列活动困难不小。例如，租一个演讲场地，竟发现有规模的会场，如中央图书馆、大会堂、会展中心及港岛各大酒店已全部爆满，订位甚至已排到明年。打遍了电话，才找到富豪酒店一个宴会厅，而且已有几家在预候。公关经理说，有意的话，请马上过来看场落订。于是叫了的士飞驰过去，还算满意，立即签约。才抓住这最后的一个机会。
出版一本书是一个由作家、编辑、设计、印刷、公关和发行商密切合作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失准或脱节，都不会成功。作为出版者，我们比较热悉和易于控制的是编务部份，人手和时间的紧迫，都可「以勤补拙」，辛苦一点，加以解决。也正是如此，面向社会的部份，成为弱项，大公司的许多活动，我们望而生畏。然而，这次，我们不能回避。
张戎十七日晚和胞弟张朴从成都抵港，风尘仆仆，不掩倦容。在接风的晚宴上，她说离开伦敦十天，没有睡好一晚觉，时差一直倒不过来。但精神很好，看到香港的朋友很开心。有心的朋友，送给她一束白兰花。大家询问大陆行有无麻烦？她说一切都顺利。
和新闻界见面愉快
十八日中午，在铜锣湾仿膳饭庄，宴开两席，请张戎和新闻界见面，这是第一个活动。我向她介绍在座嘉宾都是新闻第一线的指挥官和知名的专栏作家。几位女士早已是张戎的「粉丝」。有位文化界朋友说，他已买了十本，都带给了大陆友人。我致词中祝张戎和张朴访港成功，也相信她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生气的在一国两制下生存的香港，仍然是我们不少新闻工作者安身立命和抱有希望的一个好地方。」张戎则告诉新闻界朋友，她多次来过香港，对香港「既好奇也感觉到是一个可爱的城市」，很高兴会见新闻界的精英。她说，《毛》已出将出近三十个版本，她最重视的还是中文版，因为写的是中国人最关心的故事，现在中文版在香港出版，终于有了一个归宿。希望更多中国的读者看到这本书，也希望听到对书的意见。席间，张戎透露，她的毛传在欧美的销量已达一百万册。
餐叙之后，张戎赶赴智德会议中心出席记者会。摄影记者一涌而上，谋杀了不少菲林。然后回答记者的许多问题。她在回答留学英国对写毛传的影响时说，在西方多年，她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带偏见的看问题。她说，在约克大学读博士时，导师对她一个语言学提问的回答，让她难忘，因为她是带着既定成见提出问题而不自觉。在研究中国大饥荒问题时，她就是从材料中寻求结论，发现毛并不是如她以前认为的那样因为看到大跃进错了才改变政策。她说，写《鸿》时，故事只到一九七八年为止，透过后来十二年对毛的研究写作，大量的材料，才加深了对毛的认识。毛传初稿有五倍于现在的篇幅。
在回答中英版有何不同的问题时，张戎说，书的结构，基本内容都没有改变，主要是文字叙述方式要考虑中英读者不同的语言习惯，会有区别。另外个别新材料有补充，例如，飞夺泸定桥，根本没有打仗一节，后来发现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谈话中也谈到没打仗，只是宣传而已，便补了进去。
十八号的活动显示，香港新闻界对《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怀有很大兴趣，他们对张戎并无沟通上的陌生感。接下来两天，是排得满满的媒体采访，除了午休时间，她都在面对记者。我们看到她和媒体的互动，坦诚而善于合作，时间上尽量迁就对方的要求。
演讲会出乎意料爆满
预定二十一日星期六下午的演讲会终于来临。我们把这场活动视为检验香港读者对张戎及她的毛传认受度的一个风向标。究竟有多少人来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数。我们为此，开了两次会，又徵询一些朋友的意见，估计仍是众说纷纭。如果人来的少，固然不好；来的太多，入不了场，又怎么办？（香港这类文化活动，两种极端都有，冷清的场面，竟有台上的人比台下人还多的情况，一般超过一百人，已属难得。）最后，我们根据各种迹象和我们已作的准备，决定原定三百五十个座位不变，但在二十日需作一番最后的努力，我们分头电话落实一下来宾人数。结果可统计的人数约一百人。由于演讲会是开放型的，我们最后的预期值是二百人。
我提前约一小时到达会场，把专门挑选的几首刀郎歌曲，交给会场播放。发现已有三五位听众在入口处徘徊，我因临时出状况，需上街换一双皮鞋，等我急匆匆赶回会场，带领张戎、特约主持陶杰进入会场，伴随一阵掌声，我们在台上坐定，看到整个会场座无虚席时，心头悬着数日的大石头才放了下来。
我和陶杰约定，演讲会采取张戎熟悉的由主持人提问的方式进行，希望他注意一下会场气氛，我则讲几句严肃的话，然后由张戎讲故事。我首先对「英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张戎女士」的光临表示欢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我讲到一个月来张戎《毛》传已上了三次「亚洲周刊」畅销书榜时，也许提高了一点声调，被主持人幽了一默，说金钟宣布畅销榜时，就像毛泽东宣布中国棉花连续十年丰收一样的「豪情万丈」，「毛泽东对中国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 一下子哄堂大笑，台上台下气氛顿时为之轻松。
我的严肃，其实只有一点。我说，张戎毛传中文版的顺利出版，还应感谢香港，因为香港回归中国以后，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承继了英国人一项伟大的遗产：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十九世纪英国接纳容忍马克思在伦敦定居三十年，让他制订一个批判资本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计划，建立他的共产主义学说；一百多年之后，在继承英国体制的香港，又让一本揭露以马克思之名造成最大灾难的毛泽东的传记出版，这正是英国自由传统的可贵，也是我们和张戎都与英国有缘之处。我相信中文版的出版对中国的非毛化、自由化与民主化必有深远影响。││会场对这番话报以掌声。
大陆很多人有一肚子话要说
接着，陶杰的第一个问题是，张戎进大陆见了许多与毛有关的人，如入无人之境，究竟有甚么特殊关系和福气可以做到？张戎笑着回答说，她和当局当然没有特殊关系，进大陆搜集资料主要是九三年到○三年。那么多人愿意见她，主要是大陆许多人包括毛身边的人对毛的感情和她现在这本书中的感性是共通的。很多人有一肚子话要说，等了很多年，等一个人来问那些问题。看过《鸿》的人，也对我们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信心。而且我们的采访只问有关毛的具体事情，并不问他们对毛的看法。一九九四年官方有一个文件，指示媒体一律不得采访她，不得报导《鸿》，文件是中宣部、出版总署和外交部联合发出的。
陶杰请张戎谈谈人们好奇的毛的行宫，她看到些甚么？张戎说，毛的行宫约有五十多座。毛死后，多数变成招待所，对外开放营业，如钓鱼台。如杭州的别墅，毛去过四十多次，刘庄，西湖第一名园，毛很喜欢。就把后面（康有为）的康庄合并成一个大庄园。后山挖成防空洞，毛住的是一栋精美的中西合璧楼阁，后又改成一栋非常安全的毛式房子，钢筋混凝土建造，防弹、防炸，还防原子弹。有些行宫现是军事单位，都有铁路直达，连通军用机场，毛的安全简直无懈可击，所以，那么多人恨他，没有人有机会伤害他。
前苏联档案馆情况如何？是主持问的另一个问题。张戎说，我们很幸运，九十年代解体后的俄国档案馆对外开放（后来收紧了），我丈夫乔通晓多种语言，特别是俄文，他喜欢泡档案馆，不喜欢见记者。一个共产国际的卷宗，就有二十五万页，他每次从莫斯科回来，像驴子一样驮着一袋袋资料，都是从苏共那些绝密文件中翻查出来的。我则负责中文资料的整理。然后，我们会互相核对，研究它们的价值。
演讲完毕被「粉丝」突袭包围
陶杰问：你访问过刚去世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她是不是如报导说还怀念毛泽东？张戎说，我们在大陆的访问，包括王光美，不会问她对毛有甚么看法，只谈事实。比如七千人大会，大家知道是个转折点，刘公开批评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反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说法。毛就调来林彪为他保驾，他当场为林彪鼓掌，并语带杀机地要刘把讲话整理成文「口说无凭」。我问过一些人，包括王光美：刘少奇七千人大会后做了甚么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回答我都有录音作证，但不便说谁说了甚么。总之，七千人大会后，毛更恨刘，文革中刘才会被整得那么惨。
接下来张戎较详细解释她书中所写国民党四大「红色代理人」邵力子、张治中、卫立煌、胡宗南的故事与依据。最后她回答了陶杰「夫妇合作」的问题时说，她丈夫正因为不懂中文，所以没有那些成见很深的汉学家的局限，可以根据事实作出独立的判断。她本人也不是学政治的，「我们仅根据常人的逻辑，来研究毛。」张戎说，他先生有一个长处，他对国际政治有兴趣，尤其对东欧很熟，他编过一本霍查日记（阿尔巴尼亚共党领袖），还研究过朝鲜战争，「多少和中国问题沾点边。这些当然对写毛传都有帮助。和他的合作也是我的幸运。」
后面时段，张戎回答了来宾的问题，与会者不少是中年以上的读者，除本港知识界和若干知名人士外，许多人有过毛时代的惨痛经历，在提问时难免都以家破人亡的诉说表示对张戎的敬意，也有少数年轻人，感受着他们罕见的这种场面。最后张戎接受了朝鲜族女作家康春女的献花 …… 在记者的抢拍中，突然，一群读者举著书蜂拥而上，包围了张戎，要求签名。场面相当混乱，令讲台上的我慌了手脚，周围的朋友也目瞪口呆，只听见有人喊，「注意安全！」实际上，当时签名、拍照都无法进行，我只好扮演维护秩序的角色，扒开人群，大呼「请大家排队，人人都有机会，一定签完名再走！」场面终于稳定下来，签完名，又有不少「粉丝」上来合影││张戎都一一照应。预定两小时的演讲会延长了一个多小时。
刀仔锯大树
会后，不少朋友祝贺演讲会成功，一位用广东话说：「金钟，好??，刀仔锯大树！开得好好！」香港新闻界、文化界的老朋友，大家在这太平山下打拼，胼手胝足十年二十年，守望相依，鸡犬相闻，内中甘苦，不足为奇。所谓「刀仔锯大树」者，实乃许多中小企业，艰苦奋斗中常遇到的一种挑战。工商界许多成功个案都由此发迹。
今年是开放杂志二十周年。我们躬逢张戎毛传出版的盛事，实在是意外的幸运。这次演讲会的成功，要感谢不少不具名的朋友的幕后协助，包括中资方面、政府体制内的朋友，他们对这样一本国际知名的书，在香港出版，都存「与有荣焉」之感。陶杰兄鼎力相助，更令人感动。
张戎和她丈夫的毛传宏着，诚然是在万绿业中一颗大树，但相对于中共那庞大的顽固的毛氏体制，毋宁把它看作一把小锯子，看作「匹夫有责」的一份贡献。俄国文学家索尔仁尼琴的自传，书名叫做「牛犊顶橡树」，记录了他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文学界挣扎求存并写作名著《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他写道：
「牛犊顶橡树，顶啊顶个不停，侏儒反对巨兽，反来又反去，世界舆论说，这是当局害怕的惟一的俄国人！」
索尔仁尼琴以自称侏儒之勇反对一个巨兽般的红色帝国，他赢得了一九七○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帝国的大厦二十年后轰然倒塌。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从德国写信给我，说张戎这本书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二十一日的演讲会上也有读者发出同样的声音。这是那暴政下七千万亡魂的声音。
姑且立此存照，作为此文的结束。附带一句，张戎和他弟弟张朴二十二日深夜在香港机场和我话别时，再次嘱咐我向香港读者和朋友们深深致谢。
关于毛传的封面设计（附录） 现中文版封面是套用芬兰版的设计，其毛像是根据一九三六年元旦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所摄加工而成。在中文版封面设计时考虑这张红军毛像的官方背景，曾提出过几个置换方案，但最后我们仍采用了这个芬兰版毛像。以我的理解而言：一、这张毛像已成为毛的一个「商标」，其被广泛使用的程度，已抽离了原先的意识形态含义，只具一个标志而已；二、张戎毛传的其他文字版本，多用官方毛像作封面，包括美国版用红军毛像，因为这些毛像流传甚广有代表性；三、选择一个中性的毛像比负面的毛像，显然在市场上是必要的，有利于更多人接受。而且，从设计角度看，还很难找到一幅合适的照片。
——《开放》2006年11月
● 编者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女士，十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访港五日，本文记录她访港期间的活动与谈话，显示这次香港之行加深了作者与读者的相互了解，张戎感受到中文读者的热情欢迎和支持。
九月上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文版面世后，我们颇有如释重负的之感，毕竟实现了一桩心愿。遗憾的是，这样一本大书的出版，我们来不及安排作者和读者见面。而在欧美通常都是隆重其事，张戎的《鸿》与《ＭＡＯ》先后数十种版本出版，不知道跑过多少国家，多少城市和读者见面、签名，举办各种交流、宣传活动。
在读者提问中，有人问毛传为甚么要用官方的毛像做封面？我可以作一点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