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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理论中心秘书处编

2009-09-03

【编者按】

本期工作简报主要报道钟哲明教授关于“普世价值”问题报告会的重要内容。关于“普世价值”，近年来、尤其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理论界争论的越来越激烈，已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呢？

2009年5月27日教育部关工委理论中心和北京交通大学关工委邀请到钟哲明教授来校做报告。钟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人民大学，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是一位资深的博士生导师。钟教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非常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做了一场深刻的报告。其中透彻的理论分析对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有很多启示，对如何构建学习型关工委提出很多问题和思路。

钟教授在报告会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普世价值”争论产生的背景；二是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三是被人们鼓吹的普世价值中的具体内容，即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乃至宗教，该如何看待？

为深入开展理论研究，配合各级关工委探究如何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关心下一代工作之中，现把钟哲明教授报告内容缩编刊载。

一、“普世价值”争论产生的背景

普世价值作为学术、理论问题早已有之。但是最近三、四年来争论得很厉害，这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三十一年。本有一个思路，就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随后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年来国内、国际有人预测，中国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怎么改？按照什么方向、什么思路来改？各种各样的议论、各种各样的思潮。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头就面临着两个矛盾：一个矛盾是西方始终想扑灭中国社会主义之火，后来具体为西化、分化中国。再一个矛盾就是国内有少数人想照搬西方。小平同志很敏锐、很及时、很鲜明的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说到底就是把西方的那一套制度、观念搬到中国来，表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时，他们有两个口号，一个叫市场化，一个叫私有化。一个市场化、一个私有化，明确地显示了他们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也表明他们是将“市场”和“私有”当作普世价值观念向国人推销的。我们也要搞市场，但是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我们要把过去单一的公有制改为公有制为主体，允许一点私有成分、包括外资成分存在，但是谁也没有说要全部私有化。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那些人认为基本上得手了，提出要“攻坚”，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加速？他们早就心中有数，就是要把西方那一套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盘地搬到中国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一套西方的价值观念搬过来，就是要搞西方的“一二三多”：一，一个总统；二，两院平行；三，三权鼎立；多，多党竞选。然后加两“杆子”，抓笔杆子，就是新闻自由，抓枪杆子，就是军队国家化。显然，这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既然经济基础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用他们的话说已经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了，那上层建筑也得变。他们把民主、自由这一套当作普世价值鼓吹，就是为达到“一二三多”这个目标而制造舆论的。小平同志头脑很清醒，中国要解决贫困问题，要实现共同富裕，经济体制非改不可，市场取向也非搞不可，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去搞。小平同志一开始就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而政治体制改革要很慎重，要有分寸，始终批判那个“一二三多”，这些在《邓选》中可以查到。历届领导，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很清楚的。现在有人鼓吹普世价值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次争论的实质就在于此。

2003年，一些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提出“民主修宪”，认为宪法是非修改不可的，首先是删除包括四项基本原则在内的宪法序言。这几年来，有些人热衷于搞“宪政改革”，有人甚至引用毛主席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认为毛主席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了，今天我们可以搞社会主义宪政。貌似有理，但他们忘记了有一个根本前提，当年毛主席讲的新民主主义宪政是针对蒋介石独裁的！蒋介石一党专政、一党独裁，根本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根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以党派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一切都载入宪法。他们搞“宪政改革”是针对谁的？要改什么？为了什么？

2006年3月4日，所谓西山会议（北京），一些搞新自由主义的人明目张胆地提出“宪政”的目标就是多党制，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大家看看新闻就知道现在台湾搞的政党模式多么混乱，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动不动就游行、打斗。韩国、泰国都是多党制国家，现在的局面有目共睹。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什么都有。

军队国家化更清楚。不久前尼泊尔共产党（毛），在10年武装斗争，农村包围城市后，通过和平选举，执政了。但是一开头人们就发现一个问题，革命军队不被承认，原来的军队照样控制国家，早晚是颗定时炸弹。这次事件就是普拉昌德总理想调换控制旧军队的参谋长而引起的，结果自己辞职下台。可见军队国家化首先要看这个国家是什么阶级掌握的，军队归什么政党什么人控制，而不能将国家看成超阶级的、全民的，非政治的。革命政党不掌握枪杆子不行，胜利了，不打碎旧国家机器特别是军队、警察机器也是不行的。在这个枪杆子、刀把子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天真的想法，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实行所谓的“宪政”，那就是任何政党都要注册登记，通过普选才能执政，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合理性。有人在西山会议上就明确提出，共产党没有注册登记，是严重的违法，更不用说中宣部、团中央了，这些组织都是法律之外的机构。显然，这些人是拿西方的政治制度来硬套中国的现实。其实，当年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中涌现出的政党、政派和形成的政治制度，曾向谁登记注册？又由谁批准合法？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更不用说了。什么叫革命，什么叫国家，什么叫法律、法制？离开历史条件和阶级分析，谁也说不清楚！

面对这样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我们应当向唯物史观求教，要看锦涛同志的提法和中央的文件。锦涛同志提出三个“至上”：第一，党的事业至上；第二，人民利益至上；第三个才是宪法和法律至上。在我国，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才是至上的，因为它代表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党的事业至上，也就是人民利益至上。在这个基础上才是宪法和法律至上。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法律、宪法。只讲宪法法律至上，就陷入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唯心史观。

2007年，民主社会主义被炒得火热。《炎黄春秋》第2期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说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从那时起，民主社会主义问题争论得很厉害。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实行的一种改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后，用剥削全世界得来的钱搞一点福利，使老百姓的基本衣食有保障，不要起来造反，这一套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已放弃了社会主义的制度目标，只把民主、自由、公平、互助等当作普世的伦理价值鼓吹，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我国的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2008年3.14西藏事件，西方说是“喇嘛革命”，实际是西方敌对势力通过达赖分裂集团精心策划的颜色革命。开头几天他们打砸抢烧，充分暴露，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一出手，局势很快就控制下来了。这是中国的内政，内政不能干涉。他们把人权一类的普世价值搬出来也没用，因为比人权更高的是国权。今年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先是提出维持国家稳定，正式公布时加了一个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必须时刻关注。

2008年5月汶川地震，宣传普世价值的人又趁机大做文章，说这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实际上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我们用理想凝聚力量，用信念铸就坚强，用真情凝结关爱”，同那些人讲的普世价值毫不沾边。这几年普世价值论不仅甚嚣尘上，而且什么东西都与普世价值上挂下联。以至于有些干部也抽象地宣传自由、民主、人道等等，自觉不自觉地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被鼓吹普世价值的人忽悠。

2008年10月，中央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两次讲话，使我们提

高了认识：经济工作搞不好，会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会出大问题。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敌对势力对我搞渗透演变，旗号是自由、平等、人权、宗教等等，目标对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国内有噪音、杂音，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否定改革开放，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意识形态工作全党有责，要看好阵地、管好队伍，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老祖宗马恩主要讲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列宁讲两大思想体系的斗争，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没有第三种。毛泽东时期讲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人生观讲得很少。改革开放后，价值观流行起来，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潮水般地涌进来，堵也堵不住，怎么办？只有引导，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共同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方这个模式那个模式的资本主义。精神支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道德风尚，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引领。这些都同西方大不一样。两种价值体系的较量与斗争，说到底是两种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的较量与斗争。

这些年来少数人受意识形态“终结”论、“中立”论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时胡锦涛同志讲，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个提法很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十七大上归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今后还会创新发展，这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才能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识别普世价值论的实质。

2008年还有一件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就是“08宪章”的出台，12月10号公布，挑选的日子是联合国世界人权日。1977年，捷克斯洛伐克一些反政府人士以争取人权的名义形成“宪章运动”，发表宣言，即“七七（年）宪章”，先后签名者一千多人，1979年被禁止公开活动。1989年11月后，反对派以“七七宪章”为首，联合成立了“公民论坛”，直到1990年6月组织政府，捷共交出政权。“08宪章”就是仿效这个“七七宪章”。“七七宪章”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垮了并一分为二，现在有人也想把社会主义中国搞乱、搞散、搞垮。“08宪章”是什么内容？它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基本主张是修改宪法，要把那些普世价值弄到宪法里面去。再就是搞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撤销党的政法委，实现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退出军队，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设立人权委员会，保障人权，开放党禁，政党活动自由，搞多党制等等。还要把刑法里面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废除。除此，还提出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推进土地私有化，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说到底，“08宪章”把这些年来他们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政治制度和私有制，通通集中起来成为对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08宪章”是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体制内某些人相互勾结的产物。“08宪章”出笼后的12月下旬，胡锦涛同志在军队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提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强调忠诚于党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听党指挥。

以上讲的是一个大背景，说明普世价值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同现实复杂的、尖锐的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牵涉到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共和国的安全。

二、普世价值问题为什么越炒越热？

普世价值是什么？至今没有任何权威的书籍和词典，明确地对普世价值下过定义。世界一切事物都是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的，哪有绝对的，永恒的。联合国有一个委员会，集各国专家1997年开了一个会，想找出普世的伦理价值，普世的伦理观念，结果各种文明、各种宗教背景的人都不同意，说找不出来，无果而终。

普世价值问题究竟是怎么炒起来的呢？提出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一是社会思想来源。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所有的统治阶级，为使私有制万世长存，都把自己的阶级思想变成全社会的统治思想，说它适用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时代。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从现实许多不同的事物中抽出一般性、共同性，然后使它独立化，并无限扩大，成为绝对的永恒的。这就是最早形成普世价值观念的思维方式。

二是宗教神学来源。三大宗教，都把自己信仰的对象说成是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爱所有的人，普度众生，永无谬误，永远存在的神。世上本无什么神，但经过宗教神学的论证和加工，以及多种历史和社会的原因，许多人都相信神。也有人说儒家就是儒教，孔夫子的字字句句只能相信不能怀疑。这是封建礼教那套东西。例如《圣经》里的“切勿偷盗”，其他宗教也说不要偷，不要抢。恩格斯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原始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没有私有财产，根本不存在偷盗问题。只有私有制社会，财产分你的、我的，才出现了偷盗。不同的阶级对偷盗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农民来说，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靠横征暴敛而致富。把他们的发不义之财拿过来，理直气壮。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剥削了剩余劳动，拿过来归社会所有，理所应当。有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说“财产就是盗窃”。这句话很有名。资产阶级的财产怎么来的？剥削来的，偷来的，抢来的。把剥夺者的财产还给工人，农民，叫物归原主，名正言顺。资产阶级反对偷盗，是为了保护他的私有制，掩饰自己的巧取豪夺，欺世盗名，抢权窃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许偷不许抢，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和广大人民的合法财产。

三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鼓吹，这是普世价值问题被炒热的决定性原因。多年来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霸权主义。二战刚结束，美国政要就提出要瓦解苏联，首先是“把脑子弄乱”，“改变人民的价值观念”，“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苏东剧变前夕，美国学者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取得最终胜利，美国模式是“人类普世价值和最终统治形式”。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宣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体系了”。然而两极体制结束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世界的主要矛盾依旧存在，一些更深刻的矛盾刚刚显露出来。全球冲突四起，小战不断，比过去还厉害，至今咱们周边几个国家还在打。怎么解释？美国学者来了一个文明冲突论，把它归结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的冲突，以此掩饰不同经济不同政治制度相互对立这个根本原因。美国政要和学者把西方制度、理念乃至基督教义当作普世价值，以各种手段向别国输出，大肆推行人权外交，打人权牌。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并袭击我驻南使馆，制造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又在全球意识，全球化旗号下，宣扬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向非洲某些国家推销美国式民主自由，使得政局动荡，纷争不休。对伊拉克用战争输出民主自由制度，连年劫难，使得伊拉克成了“战争地狱”。对独联体某些国家，通过其代理人搞“街头政治”，实行“颜色革命”，使之进一步西化和倒向美国。所有这些就形成了如此态势：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包围圈越拉越近，越缩越紧了。新加坡有学者说，“如果看一下地图，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所包围的国家”。

当今，“全球化”一词经常用，但是我们不要抽象地宣传全球化。抽象的文明、抽象的现代化、抽象的市场、抽象的全球化，这些抽象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有些好心的糊涂同志说，中国文明难道不是普世文明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难道不是普世真理吗？这样说也不科学。

三、如何看待民主、自由、平等、人权

这是政治色彩比较突出的问题。

民主讲得是最多的。有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全世界都是民主。有学者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问题在于民主不能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判断，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因为世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是和国家政治连在一起的。民主指一种国体，即国家的阶级性质；也指一种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也指一种权利、作风和方法，如民主权利、民主作风、民主方法等。“民主”来源于古希腊，原意是“人民的权力”。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民”，包括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最早的民主是古希腊政治的一种议事方式，发展到今天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一人说了算，或绝对民主人人同意才算，两个极端都不好。前者无民主可言，后者看似民主，实际上是一票否决制。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民主集中制；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协商也是一种民主形式等等。将来人类最后消灭了阶级，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自行消亡，同国家政治相联系的民主，也就随之消失了。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这种民主，但有自由。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

自由，源出拉丁文，最早的含义是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类受自然规律的束缚，在阶级社会受阶级和国家的束缚，参加政党受政党的束缚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们都想：如果能摆脱各种束缚，该多好！于是人们就把自由这个抽象观念传承下来，并注入自己所需要的内涵。在奴隶社会，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古罗马奴隶起义要争的“自由”，就是人身自由。资产阶级向谁争自由？首先是贸易自由，资本如果不能自由流动，劳动力如果不能自由买卖，资产阶级怎么剥削雇佣工人而赚钱？同贸易自由相联系，资产阶级要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以便从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束缚下解脱出来，获得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不能不在政治上宪法上赋予人们这样那样的一些自由权利。但它有个底线，什么时候触及资本主义所有制，威胁到资产阶级国家的安全，就立即取缔，把“自由、平等、博爱”代之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可见在阶级对立社会里，自由不过是剥削阶级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自由。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使部分人所享受的自由，变为绝大多数人能真正拥有的自由。有人说自由选举，一人一票，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不要忘记，西方今天的自由票选，是经过100多年甚至200多年慢慢才有的；美国黑奴问题经过南北战争才解决；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妇女，到上世纪50，60年代才有选举权。除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还有财产之类的歧视。亚洲某些国家，如印度、日本、韩国等，看起来是自由选举，但选来选去，当总统、总理、首相的大都出自世家、豪门、望族。西方的一人一票，固然来之不易。但是你那一票不过是沧海一粟，起不了多大作用，最后还是谁竞选费用高，谁当选。奥巴马当选是因为他破选举经费记录，筹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高的竞选经费，这是他获胜的奥秘所在。当选后你看，两党制马上变成一党制了。谁的党？总统的党，民主党，共和党，都联合在总统周围。是不是中国永远不搞自由选举？不！小平同志对外宾讲过，2050年左右，各种条件具备后可以搞。现在西方有些反华的人也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对此，我们是既有决心也有信心的。

平等，原意指人们追求同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佛教讲“众生平等”。公元前一世纪小亚细亚的奴隶起义，提出没有穷人和富人、奴隶和主人的平等理想。中国的农民起义，主张“均贫富，等贵贱”。资产阶级反封建时要求“等价交换”；《人权宣言》中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这些，都起过历史的进步作用。但在阶级对立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无产阶级接过平等的口号，赋予新的解释。平等，最根本的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在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由于各人劳动能力不一样，家庭人口不一样，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就不一样。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的弊病，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时才能消除。恩格斯认为，即使那时，不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如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又如按需分配，老人和年轻人的需要也很不一样。这些说明平等的观念同民主的观念、自由的观念一样，总是具体的、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平等的实质是消灭阶级与阶级差别，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必然流于荒谬，走向平均主义。

人权、人道，小平同志做了很多解释。小平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不能抽象的讲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否则，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他讲人权的时候，首先问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小平同志说我们支持人权，但更重要的是国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站立起来之前，根本没有国权，谈何人权？那个时候对外首先是争国权。

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已经流传千百年，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绝不是不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我们既要讲，又要赋予新意，赋予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这些年来我们讲向西方学习，应该全面认识，既看到同中有异，又看到异中有同，具体分析它的同与异。不因同而肯定一切，照抄照搬；也不因异而否定一切，拒绝交流吸收。只有这样才能驳倒和摈弃普世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