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9日，德国迎来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为此举行的纪念活动远远超出德国国界。在中国，纪念柏林墙倒塌也成为持续半个多月之久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政府与民众两造，无论是观察角度还是言说重点都很不一样。因为官方垄断一切话语工具，并掌握在网络上消除“不和谐声音”的权力，而民众最多只能在个人博客与少数网站的BBS上发表一些不太尖锐的言论，因此官方声音成了此次中国纪念中的“最强音”。
一、阿Q的自傲：你的头上也长有癞痢！
对于这样一件大事，我凭经验，相信早在纪念活动一个月以前，中宣部就开始行动，除下发若干条不准从某个角度谈、应该从某个角度谈的“参考意见”之外，还会组织许多专挑德国头上“癞痢”的重头文章。我的推测没错，果然出现两篇文章，一篇是《柏林墙倒塌20周年，中国模式见优》，这篇文章首发于看起来象“外媒”（自由媒体）的《亚洲周刊》上；另一篇文章则是《世界新闻报》记者吴灿写的《德东西部隐现柏林墙》。这两篇文章几乎在任何网站上的纪念专辑里都出现，不少纸质媒体也争相转载，因此其基调成了这次中国官方的纪念主诉。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成了《亚洲周刊》文章的全部立论基础。在该文作者看来，“许多极具意义的讯息”是：“有6个国家的多数人民对自由民主的热情降低，有8个国家则对自由经济失去了以前的狂热。在东德人里，虽有六成三的人认为过去20年里生活有改善，但也有相当可观的比例认为生活甚至比以前更差。在斯洛伐克，有高达九成七的人认为只有政客商人得利；认为普通百姓得利的竟低到只有二成一。至于俄国，居然有高达五成八的人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件不幸的事。”作者这种断章取义的引证，只是为了证明一点：相对于苏东政治体制改革先行的模式而言，中国采取经济改革先行的方式，经过20年发展，“事实”已证明中国模式优于苏联东欧模式。吴灿的文章则强调东西德之间的生活差距与心理鸿沟，以及“东西部的人对现状都有不满”。文中特别引证了两个数据，一个是“柏林社会研究所近期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显示23%的人表示他们自两德统一以来，生活每况愈下”，另一个则是“2006年有数据显示，东部普通家庭的收入只相当于西部家庭收入的83%”。
总之，中国的官方主诉就是：柏林墙倒塌之后20年，东德人民并未得到什么实惠，贫富差距、心理鸿沟等使东德民众感到不幸福，对原来渴望的自由民主的热情剧减、评价大幅下降——只差没能用重金收买到一位当年冲过柏林墙的东德逃亡者在CCTV上现身说法，表示“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了。
二、中国当局正在构筑新的“柏林墙”
但是，中国当局（包括部分文人愿意主动配合的）这种“纪念”并无意义，因为可用来证明缺民主、无自由的“中国模式”之恶劣的事实，远比上述两文证明两德“统一恶果”的事实要多得多。比如中国财富的高度集中，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有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以公务员为主体的财政供养人口约7,000万人消耗国家财政收入的58%左右（约占GDP总量的15%，超过国民工资占GDP比例的13%）、统治集团的高度腐败，等等。只不过，种种不满声音正被中国当局铁腕无情地钳制着，当局努力让世界看到的是其运用各种手段涂抹出来的“经济奇迹”。
两德统一之后，东德人从言论自由的钳制下解放出来，部分东德人尤其是前东德共产党官员群体的不满从来就未曾消失过。我在2004年的德国之行中充分体认了这一点。但不满归不满，却极少有人希望回到东德的极权体制下生活。但这种不满并不专属东德人，西德人也有不满。比如尽管总体上实现了言论自由，但在对两德历史的看法上，西德人也得克制自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教科书对东德历史的解说。在大约300种经许可的中小学历史书中，为了全德意识的缘故，部分书中牺牲了对东德不公正体制、尤其是国家安全部的全面描述。但是，只要有民主政治体制保障的言论自由，所有的不满得以倾诉，不公正现象可以留待未来慢慢改正。因此，控诉极权政治黑暗的电影如《柏林生活》、《逃出柏林》、《一墙之隔》、《再见，列宁》、《窃听风暴》等影片不断出炉，都可看作德国人通过艺术形式在控诉极权政治的罪恶，在纪念柏林墙的倒塌。
但德国人在控诉的极权政治，正是中国共产党当局极力想维护的中国现存政治体制。近几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宣传“美国霸权衰落与自由主义式微，导致全球乱象丛生，世界不断沉沦”，“中国模式”正在崛起。从胡锦涛上任伊始宣称要走“延安道路”开始，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急剧向左转，先是于2005年发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宣称中国“已经建成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接着又与俄罗斯普京联手防止“颜色革命”，一步一步地向左转，直到2008年公开表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可以说，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德先生”登陆中国以来，它目前在这块土地上遇到的阻力仅次于毛泽东统治中国的28年。就在前不久举办的第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极权政治控制言论与没有出版自由的事实被揭露并遭到批评之时，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还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意识形态不应成为交流障碍”。
三、推翻中国的“柏林墙”是人权进步的始点
只要将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德国现状与中国的真实状况两相对比，就知道柏林墙究竟应不应该推倒。
衡量一种政治模式是否成功应该有几个指标。政治标准关键要看主权是否在民。在中国，权力属于少数精英，普罗大众处于无权状态，至今还无真正的选举权，必须毫无选择地由中国共产党“代表”自己。而德国则是主权在民。西德民众本来就有选举权，东德民众在柏林墙倒塌之后获得了选举权，来自东德的默克尔总理就是民选总理。她在政治上的脱颖而出是个极好的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下的贪官污吏的横行与官黑结合，更是成了社会公害。
社会公正方面，要看贫富悬殊是否过大。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32，在正常范围内；而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8，80%的人口的总收入在全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到50%，权贵们掠夺社会财富使用的种种暴力手段引发的社会仇恨与社会矛盾，已经使中国达到社会动乱的临界点。
中国模式所创造的“经济奇迹”更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因为这种成就是以严重透支中国环境生态为代价的。中国人现在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工作环境都不安全，癌症村遍布全国。中国人现在连最起码的饮水安全与食品安全都成为大问题。
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表明，中国政府早已堕落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软力量的缺陷表现在道德和制度合法性两个方面。这一缺乏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的“中国模式”，不仅缺乏自由世界的认同，更缺乏国内民众的认同。所以，对中国来说，纪念柏林墙倒塌的意义，不是满足于挑人家头上一两个小疮疤来论证自己满头癞痢的合理性，而是先让本国人民拥有正视并批评自身满头癞痢（即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推倒中国政府动用一切专制手段构筑的“柏林墙”。只有当这座由贪官污吏特权阶层加上“金盾工程”等高科技手段共同防守的“柏林墙”被推倒之后，中国人才能够获得起码的人格尊严与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