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套”，语出19世纪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经典名篇《套中人》，作品深刻揭示了腐恶的政治环境，势利的官场潜规则，空虚低俗的精神生活状态，编织成一个笼罩社会整体的“套”。它既是精神枷锁，又是运作模式，还具有维系权势阶层既得利益的刚性框架的性质。这个“套”为了自身平衡的需要，它必须培养阿附权势的寄生虫类型的知识警犬，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辖制了一所中学15年之久的别里柯夫。此人把执行文化专制主义，灌输奴化思想毒汁作为自觉职能和精神规范，他自己不逾越，也不许别人逾越这个“套子”，压制自由思想和窒息社会精神贯穿别里柯夫的终生。出于利益需要和心理惯性，他恐惧新事物，仇视社会进步，永远以正统自诩，以蔑视他人而自矜高贵，以扼杀觉醒者而巩固其寄生地位，以自觉适应“套中”生活为荣。契诃夫此一作品警世意义之深，使“解套”成为远远超过俄罗斯疆域，也超出19世纪历史时段的全球性呼声。就中国而言，“解套”一词以其通俗生动而被广泛使用于政治生活领域和文化精神范畴，指的是从作茧自缚中破壁而出，摆脱那个窒息灵魂扼杀良知的“套”，求清醒，求生路，求生机，使民众获救，使官方搭梯子下坎，使决策层破因循守旧和庸碌无为之壳，激发胆识与魄力，作出历史建树，使国家民族得以进步和振兴。
本文写作的这番赤忱，与1886年二十岁的孙中山不揣冒昧而写《上李鸿章书》一样，只问耕耘，不计收割。李鸿章读来和老百姓读来，各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试看今日之域中，解套，真正有效的解套，难道不是人心之共盼？
从1976年抓四人帮算起，那个“政治半转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在这段三分之一世纪的历程中，牢牢套住中国社会的那个套子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远低于普通常识线，远低于时代理性及格水平，可笑而又可悲，荒唐而又实在的逻辑矛盾：既想砸烂桎梏以求社会进步，又硬要把制造这套桎梏的罪魁继续供奉，不断磕头；既要摆脱国民经济崩溃之困境而在生产关系层面加速新民主主义大补课，又不准财富的创造者即智力和体力劳动者咬破意识形态的茧壳以求精神自新；既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一“检验”就已尝到了它的巨大甜头，而又不准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和清理那个僵尸思想及其毕生作为，也不准检验官版史书的真伪，把党史国史继续罩在钦定意图的迷雾里；既要肯定并巩固改革成果，甚至说要深化改革，又要羞辱和迫害改革开放的两位主将，抹煞其劳绩甚至禁忌其姓名；既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建成学习型政党，又要抱住一株朽木深情怀念，乃至将其祸国殃民的全套货色贴上“科学”标签；既自称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又要竭力误导民众思维回归愚民政策的闷葫芦，维持思想和理论研究的禁区雷区；既要宣称宪法原则是施政依据，又要冰冻民主宪政建设，拘禁宪政论题一篇建设性意见书的执笔者；既要宣称提高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又要对青年一代灌输政治冷漠感，传授贪腐必然论，培养实惠追求癖，诱导势利成功法，造成私欲盛识，义士寒心，世风日下，国格沉沦，以为奴性化的民众才易于驾驭，利于维稳。总之，既要讲漂亮话，又要用不漂亮行为自戳谎言，自曝丑陋。——这些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矛盾，就是当代中国笼住全社会之“套”。它不仅是逻辑矛盾之套，更是政治生态之套，把国家民族套了三十三年而不得其解。
此套不解，中华民族前途无望，现在就已经国无宁日。
清醒地提出问题，也就解答了问题的一半。今日中国的解套之路只有一条：走出十恶阴影。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补课的第一步。
不揭露不批判这十恶，就无法重启正气和重塑民族精神。只有走出十恶阴影，才刹得住历史倒车，追回已被历史倒车误掉了的半个多世纪，救我中华。若不下决心迈过这道历史大沟坎，那么历史倒车将把我中华拉进黑金政治，而且黑的程度会超过拉美、印尼，因为人家那里还多少有点制约机制。
如何清理这十恶？请国人首先正视下列事实。
一、毛泽东欠下中国民众六千万条血债，五十年来吞吞吐吐不敢说清楚，现在愿不愿说清？敢不敢正视？血债的构成主要是三大笔：1、1959至1962四年内，大跃进背景下的人祸大饥荒饿死3755.8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也就是以不惜牺牲的农民战争为毛泽东夺来宝座的人。饿死的分省数字，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千秋功罪》一书第18、19两章有清楚的计算；2、文革整死2000万人，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正式宣布的数字；3、其他各次政治运动屠杀和整死300多万人，散见于已经解密的诸多史料。这三笔相加的6000万以上血债是保守统计，超过中国历代暴君屠杀人数之合，超过澳大利亚、加拿大、蒙古、南斯拉夫这四个幅员辽阔国家的人口之合。是否说清这些血债数，有个重要参照系：苏共官方从20大起，几次昭告天下斯大林欠下本国血债2200多万条，讲清了，算是与历史正式告别，算是向世界表明不再重犯反人类罪，而且提供全部档案给史学家研究斯大林时代，这叫光明磊落。中国这样做了吗？毛泽东血债向人民和历史说清楚了吗？不愿说清，不愿告别历史和不敢坦白历史，这就是提醒人民注意毛死后还会不会重演屠杀！这是第一块阴影，阴影就是政治氛围和后遗症，为什么舍不得丢掉？
二、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最大、最猖獗的反党分子，清理总结过没有？几十年来毛泽东整人一贯强加的罪名是“反党分子”，但是他比任何人更彻底地反党，1966年他亲笔写下《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向全党挑战，从那时起就用私权废掉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私自用江青的中央文革取代书记处。毛泽东、康生与王张江姚结成六人帮取代党中央，由此酿成十年浩劫。而在此之前他难道没有反党的先例？1956年八大闭幕未满一个月，决议墨迹未干，毛泽东一句话“阶级斗争为纲”就推翻八大决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定性，推翻八大对个人崇拜的警示，把整个党变成他的驯服工具，变成唯毛是从、连续制造人祸的工具。这个反党恶行一直没有说清楚，这才造成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的惨死和两千万人在文革中被屠杀。几十年来，被毛泽东诬指为“反党分子”的数百万受害者背黑祸，而最大的反党分子毛泽东则逍遥于党规党法之外，如此颠倒善恶而不说清楚，那么先锋队自身的稳定、自身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既然毛泽东已经用实实在在的强力来疯狂反党，那么毛泽东亲信集团就已经自外于中共，成为一个与中共敌对的邪教组织。把这个邪教头子继续尊为祖师爷，岂不是有点滑稽？
三、毛泽东是“辉煌六十年”历史时段中最大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尽管阐释不一，但是从1992年《南巡讲话》起，中国官方与民间的认识就统一到邓小平的权威定义“三个有利”上，小平清楚地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用邓小平的定义来检验28年中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那么他的一化三改造、合作化、反右运动、大跃进、人祸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一连串运动对中国生产力的破坏，对综合国力的杀伤，对人民生活水平的灾难性捣毁程度，难道不是前无古人？毛主政的28年中，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仍然造成了非正常死亡6000多万人，经济损失14200亿元，单是大跃进和文革这两次大折腾的损失，就超过前三十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用这样的破坏、杀伤、捣毁来反社会主义，全中国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上毛泽东？现在竟然有人不顾这个基本史实，编造弥天谎言说毛泽东制造灾难是为了探索什么通向崇高理想的道路，发明这种“探索论”的御用文人竟然接着编造毛泽东也有什么“科学发展观”理念，那么我们要问：这31年改革我们改的究竟是谁的反科学决策及其劣迹与恶果？既然毛泽东也有一套科学发展观，那么只须照他的轨迹继续开历史倒车就是了，又何必搞什么改革开放？如此自甘放弃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自甘放弃话语权，自甘推倒31年改革成果，岂不意味着为了维持这尊僵尸神位而甘愿赶快认输，赶快悔罪，回到毛派方案上去？在这个基本逻辑问题上都犯了如此低劣的错误，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批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四、毛泽东全盘继承蒋介石“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法西斯政治遗产，并且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将这笔遗产的反人民性质推到极致，使蒋介石望尘莫及。《人民日报》前总编辑、九十高龄的胡绩伟先生点破此一要害，使我们得以从深层次上认清这个众目睽睽的事实，认清毛泽东的人生理念和行为性质。1949年建政以前，毛泽东对蒋的咒骂就主要集中在“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上，毛把它称为“法西斯的三个一”。当年就凭这个咒骂而获得民众支持和知识分子拥戴。现在我们要问：毛泽东咒骂政敌和招兵买马的当时如果就讲出真心，讲出他“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抢过这“法西斯三个一”，以变本加厉建立独夫专政，实现窃国野心，残害同胞到如此程度，耽误国家民族发展时机到如此程度，那么有几个人肯报名跟着“法西斯三个一”走？毛的核心成员和基本队伍又有几个甘心紧跟？蒋介石本人就葬送在“三个一”上，其亲生儿子经国先生比谁都深知其弊，深知这套“三个一”荼毒国家民族和残害基本民众，深知“三个一”与普世价值和人类主流文明为敌的必然败局，于是儿子否定父亲，毅然抛弃独裁模式，抛弃“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法西斯命根子，才换来了台湾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繁荣富庶。某些人过惯了独夫专政下的顺民生活，出于奴才意识而讥笑“蓝旗绿旗政坛乱局”，此类人不敢回答一个简单问题：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之下，能够像台湾这样动真格反贪腐、肃吏治、打扫卫生、清查陈水扁案件吗？能够象韩国那样传讯和审判三届总统吗？能够创建四小龙经济腾飞，并且有效提升民众生活福祉和民主宪政水平吗？是公开的政坛论争好，还是党军保驾下一言堂的假团结假稳定好？“法西斯三个一”自我感觉可以长期遮蔽腐恶，就不惜以耽误国家民族的前进作代价，这究竟是代表什么人的根本利益？1949年建政之后出版的毛著，偷偷地删除了他当年讲过的大部分民主漂亮话，这种不光彩举动反映出“大救星”的什么真实心态？
五、不把人当做人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反右运动是这个内核中分泌出来的毒液，终身不改。从最高决策层成员到十几亿民众都只能“夹起尾巴生存”，也就是丢掉人格苟活，当然不成其为人，“万物皆为刍狗”。“人民”这个概念究竟指谁？敢于用史实来印证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虚伪理论吗？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已经不是人民，试问全国还有谁是站起来了、当家作主的人民？因此，本文只讲“民众”，不敢也不忍心用“人民”一词。自觉夹起尾巴者大受毛泽东赞赏利用，于是痞子恶棍流氓打手组成了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最得力的基干力量，由这样一套对毛驯服、对民众凶残的基干在1957、1958年制造反右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字狱，其第一效应就是确立了“优汰劣胜”用人原则的牢不可破。任何具有民主意识，或者被认为有可能产生和接受民主意识的人，就成为反右运动这部大型绞肉机里的牺牲品。按思想划阶级、以言论治罪，当然不敢诉诸法律，于是完全撇开司法来残害公民，来完成长达21年的迫害与株连，这是毛泽东向中华民族身上杀得最深的一刀。1957、1958，成为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刻。从那时起，中国人失去了人格与尊严，失去了讲真话的权利，失去了保持自己良性素质的权利，举国上下被迫跟着党报说谎。中国社会丧失了诚信，丧失了人际关系最起码的信任，告密成为求生手段，卖友求荣成为晋升之阶，善恶颠倒，是非倒置，人与人关系变成狼与狼关系，一切服从于巩固独夫专政和加深精神奴役，数千年的民族道德积累毁灭殆尽，从而形成28年僵尸统治模式对中华历史的最大亵渎。
这套模式不清理总结和取缔，那么中华民族以什么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六、谎言治国，公开编造党史国史军史，以遮盖劣迹，掩盖血腥，愚化民众，自欺欺人。毛泽东文化专制主义创建的此一可耻传统，集中凝结在“舆论一律”四个字上。出典是1955年春夏在制造胡风冤案时，毛泽东以人民日报按语名义而写下的圣旨：“必须舆论一律”。从那时起不但成为绞杀真实信息，统一说谎口径的圭臬，而且直接用按语代替判决书，来实施胡风冤案株连2100多人的残害。12年后的1967年，正值文革高峰，毛泽东得意忘形之时，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谢胡讲了同样的话：“在我们这里必须舆论一律。我宁肯拿出两个省给别人去管，也绝不允许在自己辖区内出现什么言论自由。”换一种说法就是：只要让谎言穿上权力的袍服，独夫专政就可以永固。史实证明，谎言之所以能够“治国”，就因为权力支撑着谎言。
对这种治国模式不清理总结，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专政只会有增无已。
七、先框定罪名，强加罪帽，再歪曲事实和捏造材料来坐实罪状，达到迫害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毕生经验中的得意之作。从三十年代残杀“AB团”，四十年代“抢救运动”，五十年代虚构“章罗联盟”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六十年代编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直到1968年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整死刘少奇。这些压得党史国史喘不过气来的罪名，哪一桩不是出自毛泽东亲自虚构？又有哪一桩没有用歪曲捏造来填充？相比之下，秦桧害岳飞的那个“莫须有”三字，在毛泽东面前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此种卑劣行迹不清理总结，中国的冤假错案能避免吗？
八、政治上永远处于进攻态势，以先发制人的豪强手段掩盖自身的不称职。这是毛泽东把军事对敌的致胜之道移用为暴政祸国、暴政殃民的经验归纳。要害在于永远以仇视眼光对待一切人，永远与人民为敌。“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少年毛泽东诗中那尊“虎踞”形态的恶蟾蜍是把一切生物视为吞噬对象的。用敌视人民的态度“治国”，怎么可能不搞大跃进？怎么可能对民众疾苦萌生半点怜恤？在治国上既不称职，又在1957年11月挟反右得胜的杀气在莫斯科党首会上公然放言，准备以牺牲中国人口的一半来完成“世界革命”，以充当国际共运领袖。对于毛泽东的此一毕生轨迹，中国老百姓该不该问这么一句：谁给你如此疯狂杀人的权力？
九、永远把知识分子视为仇敌和羞辱对象，而且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这是毛泽东毕生的精神死结。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无一例外都是要在上次杀戮的伤口上再加一刀。这里且不说梁漱溟、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马寅初、储安平、葛佩琦、老舍、吴祖光、翦伯赞等人的悲惨下场，这里单以党内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残害下的命运而言，从长征起步到延安小朝廷奠基，张闻天这位知识分子算是对毛泽东竭尽支持、扶掖、提携、忍让，做到仁至义尽了吧？但张闻天的大仁大义落得了羞辱至死的悲惨下场！从一整部党史每寸印迹所证明的事实看，周恩来这位知识分子算是对毛泽东肝脑涂地了吧？但从1958年南宁会议的公开羞辱，到授意恶犬柯庆施公开叫板和准备取代总理职务，这一系列恶行哪一点找得出毛泽东对周的鞠躬尽瘁怀有半点感激？最后又以限制医疗而促成周恩来先死，这位千古国士在临终前那两个月的深沉愧悔表达出不该助纣为虐的至诚之心，字字血泪，撼人心旌，这一切说明了纵然是诸葛武侯再世，如果遇到的不是宽仁厚德的刘备，而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暴君，那么最理智的办法应该怎么办？今日回首，毛与周皆成历史了，但“以史为鉴”，我们该学到什么？“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举国悲痛，那种深沉感情一半是悼周，一半是恨毛，这是20世纪中国史上最强劲的一次民情喷发，势如火山，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人心褒贬？
十、由党天下过渡到毛天下，是毛泽东的最后追求。对此无须多讲，只须看他临死前公然指定江青、毛远新这两代承续党主席，连张玉凤都竟然名列政治局常委（辛子陵：《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从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遗产中难道能够找出半点不肮脏的东西？难道这也是伟大领袖出于什么崇高目的而去探索什么道路？集权专制的本质是权力的私有化，毛泽东集团中为瓜分这种私有化的份额而殊死搏杀，这就是毛林康和江青团伙最终作鸟兽散的原因；而稍微抵制过这个权力私有化过程的刘周结局惨淡，说明由党天下过渡到家天下才是毛泽东毕生功业的主线条，为达到家天下的目的，任何战友任何功臣都在必须消灭之列。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明确宣布江青、毛远新为反革命分子，而毛泽东恰恰是在江青、毛远新作案犯罪最疯狂的1976年颁密旨要这两个人先后接班为党主席，那么，请问下这个旨的暴君自己难道不是反革命罪魁？这个反党的毛泽东集团，难道还不是邪教组织？
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在《千秋功罪》最后一章《毛死江囚》中，语重心长地写下这段话：“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人民既已觉醒， 继续把毛泽东的肖像悬挂在天安门，继续把毛泽东的遗体作为神物供奉在纪念堂，就有些落后于群众了，应作妥善处理，使我们的国家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段话反映了中国民众的强烈愿望，反映了中华民族前进的客观要求，或迟或早必然实现。只不过毛派既得利益者和复辟狂为抗拒或延缓这一天的到来，正在作拼死挣扎。2008年，这伙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蠢人宣布组建所谓“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宣誓以恢复毛时代一切倒行逆施为奋斗目标，宣布他们已经和国内所有新老左派找到了共同语言与人类普世价值为敌，并共同供奉毛泽东偶像。与此同时，他们的庇护者耗资数百万元民脂民膏在山城重新树起一座37米高的罪魁塑像，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塑像来引导13亿人重返文革灾难，重返毛时代28年血腥历史之中。由于这伙人荒唐地低估了中国民众的判断力，玷污了山城重庆的精神空间，其卑劣行径恰好起到激发民愤，更深入更彻底地清算毛泽东罪孽的作用。
本文作者只能在罄竹难书的毛泽东罪孽中择要归纳出上列十条。不走出十恶阴影，当代中国能够解套吗？现在应该请毛泽东残渣余孽中的最死硬分子站出来公开讲，这十恶之中，哪一条是不实之词？哪一项属于虚构？你们能够驳倒本文的哪一条立论？毛泽东的独夫专政使中国历史开倒车难道不是确凿事实？你们还准备抬着这具反人类的政治僵尸招摇到哪天？
我们大家少年时代懂得的一个简单常识是：人类文明史证明，一切好的制度和好的执政者的基本要素在于，能够给生灵以关爱，给社会以正义，给人以善良，给大自然以生机。这个小学生常识，为什么身居庙堂的伟人老是搞不懂？老是反其道而行？“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为什么许多起初是顺时而谋者在利益到手之后顷刻变成了逆理而动者？为什么他们一直要等到时代报应带来灭顶之灾后，才把总结教训和清算恶行的事交给后一代人？
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