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与几个朋友一直在从事国内民运的横向联系工作。“八九”民运失败之后，民运的火种撒播到了全国各地，在每一个省市甚至每一个县市都有许多人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而受到当局的清查甚至迫害，例如据我了解，仅湖南省各市县就有上百人遭到关押或判刑。在“八九”之后的九十年代初期，北京的李海作为一个民运有心人，一直致力于收集和联系各地受迫害的民运人士，这是李海对国内民运的重大贡献。但是李海与各地民运人士的联系主要是一种单线的直接联系，各地民运人士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联系和交流，所以当时国内的民运力量显得非常松散和弱小，王丹就曾经为此感叹：“我们的力量在哪里？”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1994年开始，我与几个朋友用了几年时间寻找和联系各地的朋友，到1997年时，我们已基本上成功地建立起了国内民运的横向联系，这是后来国内组党运动能够风起云涌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从事这种横向联系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湖南的民运朋友。
1995年，我非常偶然地从一个重庆朋友那里知道了湖南两个朋友的情况，其中一个叫胡卓毅，他在长沙，另一个朋友在湘潭。于是我决定尽快到湖南找到这两个朋友。根据我在重庆寻找朋友的经验，我知道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顺藤摸瓜地将一大批朋友找出来。“五月镇压”之后，我因为与王丹关系密切而受到当局的追捕，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到了湖南。我先从重庆乘船到了岳阳，然后乘汽车来到了湘潭，准备先找到湘潭的这个朋友。但是当我找到这个朋友的住址时，却得知他正在坐牢。于是我当天晚上又离开湘潭来到长沙，我以为找长沙的胡卓毅肯定也不会顺利，没想到一个传呼就联系上了他。当时胡卓毅在长沙的一个公司打工，收入很低，仅够维持自己的生存。
他见到我时非常高兴，喝酒吃饭之后，我就与他一起住在那家公司的一个小房间里，并非常愉快地进行了沟通交流。自从公开从事民运活动以来，不管是对于认识还是不认识的民运朋友，我几乎都抱着坦诚相见的态度，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对方的信任，如果我处处设防、言辞闪烁，别人就会对我产生误解。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将当时国内的民运状况和我们的主要思路都告诉了胡卓毅，他听了之后感到很振奋。后来他就告诉我说，湖南的朋友很多，全省各个地方都有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而受到当局迫害的人，许多人已经出狱，但这些人出狱后彼此之间联系很少，与其他外省朋友就更没有交往，所以当时的湖南民运圈子是比较松散和封闭的，我算得上是到湖南的第一个外省民运朋友。
第二天，胡卓毅就约了几个朋友与我见面，他们与胡卓毅一样都不是学生，好像是“工自联”的人。由于我后来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太长，记忆力受到了很大损害，我现在已经记不住他们的名字了，我只记得其中有一个朋友姓周，胡卓毅对他评价很高，说他是湖南民运圈的一个核心人物。接下来胡卓毅又介绍我认识了刘建安，他是一个中学教师，因参与“八九”民运而坐过牢，这时他刚从监狱里出来，正在找工作谋生。我在刘建安家里住了两天，与他谈得非常愉快。刘建安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朋友，他不主张与当局严重对抗，而主张做一些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事情。所以十几年来，他没有再进监狱，但他却一直在发出自己的声音。2008年我出狱后，我还经常看见他在网上发表的时政文章。为了帮助他们走出封闭的状态，临走前我将四川、重庆、西安、浙江、杭州的许多朋友的联系方式告诉了胡卓毅和刘建安，并将外国主要的驻华媒体以及海外“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电话告诉了他们，以便他们遇到事情能够得到外界的关心和援助。后来，胡卓毅和刘建安就根据我提供的联系方式与各省民运朋友和刘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湖南的民运力量就此融入到了全国民运之中。
在湖南的时候，胡卓毅曾经告诉我说，湖南的民运人士很多，湖南的民风也特别剽悍，他说在未来的民主运动中他们湖南一定能够扮演重要角色。果然在1998年的组党运动中，湖南的组党活动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浙江组党之后，湖南的民运朋友一开始也与我们一样只是予以密切关注，但是当我们四川在1998年10月公开组党之后，湖南的谢长发、邹佩夫、刘力平、周大觉也到湖南省民政厅递交了“中国民主党党湖南筹委会”的注册申请书，从而掀起了湖南的组党运动。不久，湖南大学的佟适冬教授等人又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湖南大学筹委会”。在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被当局逮捕之后，甚至还有几个朋友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长沙筹委会”。在湖南的组党运动中，谭力、金继武、周敏、张帆等人也表现得很活跃，他们几个也是湖南民运圈里很有影响的人物。一时间湖南群雄并起，迅速成为了国内组党运动的重镇。不过我对他们都不太熟悉，我一直期待着与他们见面交流。
终于在1999年1月，我再次来到了湖南，成都女记者袁亚娟与我同行。在此之前我与谭力有过一些交往，共同组织过一些重大的签名活动，因此到长沙后我们就首先找到了谭力。谭力与我年纪相仿，也因参加“八九”民运坐过牢，出狱后开有一家金银首饰店，生意还相当可以。见面后，我们就在他的这家店里愉快地进行了交流，他不仅在外表上显得温文尔雅，而且他的思想也与我一样比较理性，所以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当时我身上带有一本亨廷顿的《第三波》，谭力翻看之后十分喜欢，我就当作见面礼送给了他。当天下午，谭力又把我们带到一间茶楼，在他的组织安排下，很快胡卓毅、刘建安、周敏、佟适冬、姚小舟等人也到来了，使一间不大的房间显得有些拥挤。胡卓毅和刘建安对我特别热情，不停地感谢我上次到湖南促进了湖南民运局面的巨大改观，我听了之后很是高兴。但让我更高兴的是，这时胡卓毅和刘建安的经济情况比几年前已经有了很大改变，说起话来也比以前更有底气。佟适冬教授也显得很兴奋，在此之前我们在电话上有过一些交往，他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年轻。不过姚小舟与我比起来就更年轻，他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当有人说他是长沙民主党“筹委会”的成员时，我感到非常吃惊。整个下午，我们就在房间里一直讨论组党方面的事情，我记得佟适冬和周敏发言最积极，谭力和我只是偶尔插进去讲两句，姚小舟则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瞪着一双好看的大眼睛认真地听。虽然无论从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来说当时已是萧杀的寒冬，但我感觉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此感到害怕。
按照原计划，我们本来只准备在湖南待一天，但是当天晚上一件让我意料不到的事情打乱了我们的行程。那天晚上谭力将我们安排在一家旅馆住宿，没想到半夜突然遇到警察查身份证，我开始以为是冲着我们来的，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那几天京广线上连续发生了几起爆炸案。由于我的身份证在此之前已经被遂宁公安局抄走，因此我和袁亚娟就被警察带到了派出所盘问。为了证明我的身份，我只好说我是四川遂宁人，因为参加“八九”民运而坐过牢，这次到长沙是旅游访友，然后我将自己户口所在的派出所以及谭力的电话告诉了他们。盘问完后，他们就将我和袁亚娟关进了一间拘押室里，当时里面还关有几个与我们一样没有身份证的人。袁亚娟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显得有些沉不住气，她居然流泪了，我只好不停地安慰她，说最坏的结果是把我们送回四川。第二天上午，派出所终于查明了我们的身份，在让我们写了一份不会在长沙违法犯罪的保证书之后就将我们释放了，看来这件事情并没有惊动遂宁公安局。我们一走出派出所，就碰到了谭力、胡卓毅、姚小舟等人，他们已经在外面与派出所的人交涉很久了，而且他们已经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刘青和“美国之音”。由于火车的班次已经过了，我们只好继续留在长沙，没想到这一留居然让我见到了几个重要的朋友，其中就包括湖南最重要的民运人士谢长发。
从派出所出来的当天晚上，谭力提到刘青很关心我，于是我就与刘青通了一个越洋电话，刘青在电话中转达了魏京生对我的问候，我就建议刘青转告魏京生，说我希望他也能像徐文立一样来领导国内的组党运动，刘青就决定让我与魏京生谈一谈。第二天上午，我在姚小舟的家里与魏京生通了一个电话，谈了国内组党运动的基本情况，并谈了我的那个想法。由于海外民运很复杂，后来魏京生并没有出来领导组党运动，但在几年后当我在监狱里时，他却给我颁发了一个“人权斗士奖”，以表彰我在组党运动中的突出表现。
当天胡卓毅又告诉我，说张帆回到了长沙，希望见我一面。于是在第二天上午，我们就与张帆一起吃了早茶。我上次到湖南的时候，我就听胡卓毅讲到过张帆这个人，说他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强，是湖南民运圈内的一个核心人物。果然在这次见面中张帆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年龄与我差不多，但性格比我沉稳大气，对民主理论和民运状况也十分了解，是一个少见的民运大将。于是我就告诉他，说湖南的民运圈子山头比较多，希望他能够将湖南的民运圈子整合起来，他说他一直也在致力于这件事情，但困难很大，因为湖南人受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小毛泽东。于是我就讲了一下我们四川在这方面的一些经验。与张帆见面后，刘建安又说湘潭的金继武想见我，于是当天下午我们就乘车到了湘潭。与金继武见面后，我们又对国内的组党运动交换了看法。金继武这个人比较直爽，他当面向我指出，说我各方面都可以，但似乎还缺少某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我后来猜测他指的大概就是所谓的领袖气质吧。对此我没放在心上，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民运领袖，我只想为了早日实现“八九”民运的理想而不断努力。最后，金继武说谢长发正在湘潭，问我是否愿意见他。谢长发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他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并且因为参与“八九”民运被劳教了两年。对于这样一个让人尊敬的老运动员，我当然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于是金继武亲自带我们去见了谢长发。
我开始以为谢长发就住在湘潭的城里面，没想到他这时却躲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乡镇上，因此我们走了很久才在一间破旧的民房里见到了他。谢长发年纪比我大十几岁，满脸络腮胡子，看起来像一个草莽英雄。我对他躲在这个地方的这种行为很不理解，虽然进行自我保护是他的权利，但我们既然是公开从事组党活动，我们就应当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我们应当以一种无畏的勇气压制住对手并影响民众。由于我们交往还不深，我就没有把我的看法告诉他，但很快我们就因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争执起来，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民主自由。
尽管我这个人性格温和，与许多人都能合得来，但是在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我却从来不会让步，我立即表示我不赞成暴力革命的方式，说暴力革命不仅会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灾难，而且会使本来高尚的民主运动异化变质，从而最终违背我们自由民主的理想。更何况在以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面前，我们采用这种传统的密谋暴力手段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根本就不是中共的对手，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斗争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我还特别指出，中国民众本身就崇尚暴力，在未来的民主变革中，用不着煽动和组织，民众就很容易走向暴力，作为这场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化解民众中的这种暴力情绪，带领民众行使自己的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使中国社会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如果我们还想像共产党以前那样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么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就很可能会是一场吞噬一切的灾难。但谢长发的这种暴力革命的思想根深蒂固，我当时并没有说服他。所以这场见面最后让我们不欢而散，此后我就离开了湖南。
不过，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这场辩论对他有所触动，后来谢长发并没有继续在暴力革命的歧途上滑行。据我了解，在我入狱之后他一直在从事公开的民运活动，并且成为了组党运动后期的一个重要领袖。出狱之后，我的妻子告诉我，说我在监狱里的时候，谢长发曾经两次到遂宁来看望过她和我们的女儿，并与陈卫和欧阳懿见过几次面，而且还帮欧阳懿买了一台电脑。去年“5•12”地震后，他又在网络上大力抨击灾区的“豆腐渣”工程，为此他终于被当局抓捕关押，并在前不久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这是继十年前佟适冬教授因为组党而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之后湖南又一个因为组党而受到重判的民运人士。十三年，这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数字了，十年之前我与徐文立正是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了十三年有期徒刑，这是九八组党人士所遭受的最重的刑期。同样的罪名，同样的刑期，这充分说明了这十年来中国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权进程中没有取得任何进步，充分说明了这十年来这个政权的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这也告诉今天的人们，中国的人权民主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
写于2009年10月29日
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