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维权运动从何处来
要回答维权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维权运动为什么会产生并能有风起云涌的态势，也必须搞清楚维权运动从何处来。
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是一个由权力为主轴的分赃体系，这个体系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分赃，而不是为了公正。因为分赃不均，或者另一种说法叫分配不公，这个社会就会分化成了两部分：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既得利益者阶层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家伙，他们在这个分赃体系里分得了很多，但是并不满足，总在而破坏这个体系以获取更多。不得利益者阶层连自己的法定权利都保不住了，不得不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他们在维护自己法定权利的同时总是不能如愿以偿，于是他们就发现根子在体制问题上面，然后他们也开始试图破坏这个分赃体系。这就是维权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这个大的分赃体系是制度化的结果，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经走向了反社会的方向，已经逐渐被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同时抛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民主的人们来说，这恰恰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维权运动以维护法律体系的面目在肢解这个社会，并促进整个社会走向公正，所以维权运动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运动。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与反对为主要特色的民主运动之后，迅速发现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在他们的推进下，维权运动从点到面的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的民主分子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使用过启蒙的方式，也使用过反对的方式，虽然成效显著，但是也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启蒙者在中国社会曾经遭受过巨大的困境，他们努力在启蒙别人，但是他们往往也成为这个社会最孤独的一群，甚至连家人也不能理解他们，很多所谓的民主人士都是妻离子散，这就是启蒙者的败笔。反对者在中国社会也曾遭受过巨大的困境，他们在以微弱的力量对抗整个体制，总是碰得头破血流，有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有的人不得不衣食无着，这就是反对者的惨剧。终于有这么一天，民主分子发现维权运动就是民主运动，并且是有效的民主运动，他们参与了进来。于是，中国民主运动增加了一种方式，参与的方式。
民主化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跳跃，通常是一个突变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民主制度的逐渐成熟和完善，通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从西方引进的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第二个阶段的理论，它几乎忽略了第一个阶段的存在。正是这种忽略使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处境极为尴尬，当然，这也是长期启蒙与反对所不能奏效的原因之一。因为自由主义者专注于研究和传播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他们忽略了怎么去建立这样的制度，也忽略了怎样在中国为这样的先进文化奠定基础，这就导致他们无力在中国建立自己所憧憬的民主制度。于是他们开始争吵，是美国的体制好一些？还是法国的体制好一些？似乎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是不共戴天的体制一样；一会他们又开始争吵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区别，使本来一体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成了相互征伐的敌人一样。这些争吵其实很可笑，就好像在天上飞着一只鸟儿，还没有打下来就争吵着是炖的好吃，还是炒的好吃。
现在有了维权运动这样一个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自由主义者也明白了许多。我的侄女曾经对我说：“我很佩服你，你写那么多文章，是用个人的力量在对抗十三亿人的社会，但你会失败”，我听了只能淡然一笑，这只能说明我的启蒙与反对根本不能建立社会动员，因为我连自己身边的人都动员不起来。在我参与维权运动之后，曾经幸会王德邦先生，就问他：“你平时多忙什么？”王德邦先生回答：“什么也不忙，我只关注维权”。那么这就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在整体上觉醒了，他们已经不再专注理论的纠葛，他们学会了为社会突变积累力量。也就是说，天上飞着一只鸟，人们知道它能吃，但已经不再争吵怎么吃法的问题，不是在争吵中坐等鸟儿飞走，而是在准备各式工具计划去打这只鸟了。
第二，维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作用
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跳跃，通常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当然，在实现突变之前必须有一个力量积累的过程。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有一个跳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专制社会力，力量的积累将怎么实现？答案已经出来了，维权运动是一个有效的方式。鲍比•甘迺迪曾说过：“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墙。”今天我们可以说，维权运动中的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很小的波纹，而千万个波纹就能形成洪流，冲垮中国的专制之墙。
维权运动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它解决了民主精英们多年来苦思冥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向下的动员能力的问题。以启蒙的方式动员，没有太大的成就，以反对的方式动员，也没有太大的成就，现在看来，以参与的方式动员前途是光明的，而且参与本身也意味着启蒙与反对。以维权运动为战场，建立中国民主的动员系统，这已经成为运动中人的广泛共识，并不是什么机密问题。可以观察到，连当局都惊呼，维权运动被别有用心的人主导了。别有用心的说法，有一些维权人士在极力回避，但这个说法已经被全面证实，无可回避了。
有人说维权运动是在维护现有的法制体系，对中国民主没有什么促进作用，这是错误的。首先，民主不是空洞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公民权利的总和。如果通过维权运动能够多实现一些权利，那么民主的因素就多一些，如果通过维权运动人们不能实现一些权利，那么反对专制的力量又能大一些。另外，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通过维权运动，我们的权利一点点积累得多起来，多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必然的，只要多到足够多，就足够我们用了。德国的柏林墙推倒二十年了，中国民主派妒忌的同时，也应该努力，我们的柏林墙不是那样倒塌的，必须用中国的方式推倒，中国的方式就是维权运动。维权运动是启蒙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新成果和新的运动方式，包含着启蒙运动和反对运动。
更重要的是，维权运动在在具体行动中掩盖了自己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这就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维权运动之前的中国民主运动主要是少数民主精英的运动，缺少社会的广泛参与。但维权运动一出现，情况就变了，实际上有更多的国人参与到政治中来了。权利就是政治，维权就是政治活动，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参与，那么，中国民主算是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第三，维权运动往何处去？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治家的工作就是将宏观的目标化作一个个微观的行动，并实现它。那么，维权运动向何处去？大方向其实已经解决了。通过个体的维权达到集体的维权，通过朴素的维权达到理性的维权，最终我们要通过共同行动，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
在自由主义基础上去建设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这里面的重要路径就是维权运动，但是维权运动必须要有思维清晰，有政治远见的人来主导。维权运动确实重要，可是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突破，人们还是会按惯性思维走，这就注定不会走得太远，难以实现中国民主的目标，这就牵扯到维权运动中的政治操盘问题。全球化，互联网，宗教力量，这些因素明显促进了维权运动的成熟。但是中国目前的维权运动要想继续升华，完成与民主运动的完全接轨，那么就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维权运动向何处去？这还需要我们确定一些小的方向，以使大方向最终能够走对。
首先是思想建设方面，维权运动需要上纲上线。中共当局其实已经有意识有计划地在限制维权运动的发展，维权人士不断锒铛入狱，维权机构不断遭到压制和取缔，这就说明当局已经将维权运动上纲上线了。作为民间的对应，维权运动也必须逐渐亮明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告诉人们：维权运动就是在追寻普世的人权和公民权，维权运动就是要促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和宪政变革。随着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维权运动的意识形态色彩将越来越浓厚，那么它还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分化，从而分化并摧毁在利益上铁板一块的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在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时候，意识形态分化也是必然的。
其次是组织建设方面，维权运动必须对自己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维权也需要集体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在维权运动中，聚集了许多觉悟了的人士，他们不仅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在捍卫别人的权利，他们成了人权捍卫者。所谓久病成良医，这些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有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他们了解了许多关于人权的知识，他们也掌握许多的维权技巧，共同的不公正经历使他们对其他人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互助是他们最终的选择。可以说，维权运动在为中国的社会运动建立一支又一支小型团队，在为中国的变革积累组织资源。那么传统的启蒙者和反对者也应该以自己的角度参与这个运动，有准备地在这个运动中灌输公民和公民社会的思想，使之成为维权运动的主流思想。事实上，维权运动也需要自由主义者参与进来，充当自己的领袖团队。
维权运动如果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能够进一步发展，那么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更加清晰。中国的民间力量只要通过维权运动建立自己的动员能力，那么它变革社会的能量将是非常可观的。只有民间力量壮大起来了，我们才能谈得上怎么与权贵集团去做有效的对抗，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妥协，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和解。
2009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