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民族都会产生自己的领袖，产生自己的英雄，而每一个民族的领袖又是非常的不同。俄罗斯这个民族很有意思，它的领袖人物往往做出一些非常之举，让世人大跌眼睛。我以为这些政治领袖之所以能做出一些非常之举，是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能将个人的荣辱得失放在第二位，而把民族的发展和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可一直追溯到彼得大帝。彼得大帝贵为一国之君，为了向西方学习，寻求俄国的发展，竟然孤身一人前往西方进行实地考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搞不好就会死于非命。可在清朝，可从来没有一位皇帝愿意跑到西方去学习，那怕是去访问一下呢？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也是如此。为了民族的发展和国民的利益，不惜亲手葬送自己好不容易获得了巨大权力的那个制度。他们在这个制度下成长起来，维护这个制度对他们的个人利益最为有益，但是，他们也深深地了解这个制度带给国民的苦难并且会继续给国民带来苦难，为此，他们做出了将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二位的伟大选择。
赫鲁晓夫也勉强算一个。
为什么俄罗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领袖呢？而中国不能呢？我以为有二个关键因素：
第一，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精英往往就是政治精英，文化与政治没有分割得很厉害。这个意思不好表达清楚。这么说吧，在中国由于潜规则太多，而潜规则从来不会写进正面的书籍中，所以一般文化知识高的人往往反而对潜规则不太敏感，拎不清，搞不定。所以，中国政治领袖往往文化知识都不高，相反“社会知识”就是对潜规则的认识与运用水平却相当高。比如说刘邦、刘备、宋江之流。中国过去的儒生虽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且不管这个天下是谁的天下，却从来没有一个儒生们做成过皇帝，儒生只有辅佐皇帝规劝皇帝为皇帝所利用的份。现在的知识分子也还是这样，甚至比过去的儒生还不如。中国这种现象是“外儒内法”的必然结果。而俄罗斯不是这样。因而，在俄罗斯一旦文化精英同时也是政治精英，他就能认识到问题的所在，而且可以发动与采取政治行动。
第二，领袖的产生机制不一样。前苏联虽然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有许多的层级结构，但也能产生出年轻的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任总书记时是54岁。年轻，升得快，在升迁过程中没有经历过多的等待与折磨，那么他就容易有勇气做出大的改革，愿意接受更大的风险。相反，等升到最高位置，年纪大了，又经历了太多的等待与折磨，多年媳妇熬成婆，来日不多，就不那么愿意去冒更大的风险，还是稳扎稳打，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权力要紧。
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