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晴，物价更贵，与昔相比，不啻十余万倍。……照此物价高，成本大，利息重，本年营业未看乐观，只有苦守坚撑，……但政府实行统制，原料不足，捐书频加，无异置工厂于绝地。……

五月后，物价如疯狂上涨，生活指数逐日频升，工资亦高，支持困难。此时物价已臻最高峰矣！米每石六千万元，油每斤十五万元，面粉每包二千四百万元，原棉每百斤四亿元，面纱每件二十四亿元，利息每万元每天六百元，木工工资每工七百五十万元，普通女工每日亦在五百万元左右。就是会计方面，也觉麻烦不堪，难以计算。纸张、笔墨、人工消耗均极可观。如此数字，真是痴人说梦。通货膨胀，达于沸点。”

这是荣德生自订行年纪事“1948年”的记录。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戡乱”的同时实施“经济戡乱”，外汇管理、进出口贸易管理、花纱布管理、工业贷款停止，抗战胜利之初曾经许诺，“所有接受的敌伪纱厂，二年后一定全售给民营。”没想到此时，就连民营纱厂的生产竞争权、营业自由权都被剥夺了。荣宗敬之子荣鸿元在年初《大公报》召开的“花纱布管理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充满了怨言和失望。他在上海市参议会提出临时紧急动议，速请政府废除管制政策，确立整个生产计划，以挽救危机；速请政府开放外销，换取原棉器材，以维生产命脉。他在“国民大会”提出的两个提案，也是呼吁放弃花纱布管理政策，从速开放工业贷款。面粉业也同样受到管制，面粉同业公会多次向粮食部要求准予自由转口，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荣毅仁在面粉业危机座谈会上痛言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进则无资金可以运用，退则无法供应民食。这些声音如同一滴水落入了茫茫大海，无声无息。

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以币制改革来扭转通货膨胀，结果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不可收拾。以抗战前1937年1月到6月的物价指数为基期，这年8月上海的物价指数涨了五百万倍，五金器材涨了一千一百万倍。“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市场投机盛行，正当的工商业已经难以维持。这年10月28日永安公司郭琳爽给父亲郭泉写信说：“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货日轻，难以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为继矣。”12月19 日，商务印书馆开股东常会分配上年盈余，上一年帐面的盈余法币48亿元，当年股本为100亿元，年利润为股本的48%。然而根据汪家熔在《抗战胜利后的商务印书馆》研究，因为币制改革，48亿元法币折合金圆券仅1600元．纯利的45%作为股东的股息和花红，只有金圆券733元，全部股金为法币100亿元，分为10亿股，每10万股可以得金圆券7分3厘3毫，如果1万股，连最小的1分辅币都拿不到，只能决议当年不发股息。

对荣家而言，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多难之年。荣德生的六子荣纪仁主持荣家发家企业茂新面粉一厂的重建，遭遇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心力交瘁，最后竟开枪自杀；三子荣一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试图扩充海外业务，以维持大局，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遭遇空难。连丧两子，对于74岁的老人无异如遭霹雳，痛不可言。大侄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入狱，实际上只是为维持企业生产，订购外棉而买了点外币，犯了禁令。这位荣家长房大公子、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入狱77天，被勒索的面粉、棉纱和棉布栈单等约相当于50万美金，才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两年的“宽大”。

痛苦的不仅是一个荣家，蒋经国在上海逼企业家们交出黄金美钞，“猪鬃大王”古耕虞就说自己随时准备进特刑庭的监狱。一心办企业的刘鸿生，到这一年依然不死心，“大中华火柴”收购苏州的民生火柴厂，标购青岛火柴厂，另办了供应原料的福华梗片厂、中联化工厂，解决问题。火柴卖给经销商一般要打10到20天的期票，等到兑现，所得货款已远不足成本，可是货压在仓库不卖又不行。就在刘鸿生的大多数企业几乎都已陷入死谷的这年，他被当选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不知道对他算不算一个小小的安慰。

经过企业界多年的争取，“工业会法”于1947年10月正式颁布，当年在重庆成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因为没有“工业会法”，只能称“协会”，按学术团体登记。1948年11月，中国工业总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省市的工业会、各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共派出了154位代表。这是民国企业史上最后一次盛会，火柴业、棉纺业、营造建筑业、面粉业、电工器材业、水泥业、丝织业、制药业、造纸业、酒精工业、电气工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金属品冶制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几乎都到场了。

当时有五个人有意竞争理事长的位置，吴蕴初、刘鸿生、陶桂林、潘仰山、李烛尘，其中最有竞争的是吴蕴初、刘鸿生。国民党表面上似乎倾向于吴蕴初，幕后真正想推出的人选却是陈蔼士，此人是陈英士的弟弟，字其采，陈果夫、陈立夫是他的侄子，曾任中国银行总文书、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副行长等职，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宏丰实业公司，有几家加工厂，但在企业界的资望不够，为此国民党方面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并希望吴蕴初、刘鸿生斗个两败俱伤，将他推出。所以，在成立大会前夕，刘鸿生获知这个信息，曾对吴蕴初说：“我们两人好似蟋蟀，有人拿了草来挑拨，要我们两人斗起来。”

 国民党方面的盘算最终落空了，全国工业总会的理事、监事毕竟是代表选举产生的，不是他们指定的，背后的工作不是毫无作用，但影响有限。在当选理事的45人中，多数都是企业史上人们熟悉的名字，就不难看出选举结果大致上还是企业界的自主选择。刘鸿生、胡西园、李烛尘、李国伟、章剑慧、陶桂林、潘仰山、荣尔仁、缪云台等人都在其中，也有钱新之、杜月笙、束云章、徐学禹这些人，他们中再选出15个常会理事，并选出得票最高的刘鸿生为理事长。吴蕴初、陈蔼士等15人被选为监事。这个结果当然是国民党方面不满意的，这些以办工厂为业的企业家，没有屈从于权力的压力，不将权力属意的人选抬出来，为企业界存了一分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