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5日，西方的圣诞节，刘晓波先生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剥夺政治权利2年。听到这个消息，个人的情绪连续几天都很低落，当从一种莫名的痛苦中逐渐解脱出来后生活还得继续，觉得有必要写篇文章，用自己卑微的言语来纪念这次可以载入史册的良心审判，为了自己内心的宁静也为此次司法案件的幕后决策当权者能够提一个善意的醒，即使难以得到共鸣，只求无愧于自己一颗还算并未凉透的那颗心。
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这次宣判将使刘晓波成为中国的曼德拉，我个人对此持有保留意见，除了同为身陷囹圄的牢狱之灾之外，刘晓波和曼德拉的人生经历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曼德拉为世人所熟知是在当时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坐牢27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他出狱之后放弃仇恨用政治家的智慧与当政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奇迹般的共同缔造了南非的种族和解，曼德勒本人当选南非总统并与德克勒克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入狱之前的曼德拉却是一个“恐怖分子”，只是有别于极端恐怖行为，实施“有限暴力”尽量不伤及人的生命而只以建筑物为恐怖袭击目标，而刘晓波只是一个秉承非暴力宗旨，为国家大政方针建言的人文社会学者，顶多也就是对中国现政权的批评者和异议者。曼德拉是一个革命实践者，刘晓波只是一个政治言论表达的建言者；曼德拉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在种族隔离的南非为黑人族群争取政治权利，这无可厚非，而刘晓波却多次在著文中尖锐批判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除了战争状态外，对社会只能是一把单刃利剑”；曼德拉是一位政治倾向社会主义的左翼政治家，民族和解之后的南非，黑人有了政治权利，但经济地位较之白人还是有很大差距，作为黑人的政治领袖通过社会主义为黑人族群争取利益也合乎情理，而与之对应的刘晓波却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社科学者。另外两位曾经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捷克的哈维尔和缅甸的昂山素姬倒是与刘晓波的经历和理念有相近相通之处，三个人都是现代文明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的追求者，非暴力运动的践行者，自由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有过在极权社会受难的经历，也都是正义来临之前苦难的担当者。
今年的平安夜，也就是刘晓波被宣判的前一天晚上，我去了教堂，牧师讲道的内容是“信靠主的人内心有平安”，只有真正信靠主的人，他的内心才可能喜乐平安，一个人的内心是否平安是可以通过这个人外在的某些行为和语言表现出来，牧师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有人称赞一位女士“今天你很漂亮”，如果这位女士内心有喜乐和平安她一定会说“谢谢”，反之她就可能会说“你什么意思？是说我以前不漂亮吗？很丑陋吗？”这个小故事给我个人很大的触动和启示，也许这正是主通过牧师的口把他的话语传给了信众，使我得到了足可以受益终身的人生启迪和感悟，真的应该感谢主！一个人内心有了喜乐和平安，那么他一定是有爱的，反之则是内心被更多的恨所占据，一个人内心爱恨的多寡也就决定了这个人为人处世基本态度，如果恨占据了人的内心他就一定会认为“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即使碰到最值得可怜的乞丐他也会认为这是一个“可恨”的不劳而获之人而不会抱有丝毫的同情之心。如果一个人内心被更多的爱占据，他的行为处世的观点就会认为，即使最可恨的人也一定有可怜之处，即使是与自己为敌的人也要用心去爱他去宽容他，普遍的观点认为当下中国最可恨的人是那些贪官污吏，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是可怜之人，如果能够有一套诸如权力制衡、官员财产公示、接受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的有效机制，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会成为满有能力干练的社会栋梁之才。真正的爱应该包括所有的人，既有你的亲人也应该包括与你为敌的人。
对刘晓波判以重刑的幕后决策当权者的内心让人看不到有丝毫的爱、怜悯、喜乐和平安，感受得到的只有他们内心可怜的恐惧，房龙的《宽容》中说：“人之所以不宽容就是因为恐惧，恐惧才是不宽容的根本原因”。刘晓波和他发起的《零八宪章》使这些当权者恐惧到做出了足以让世人震惊的不宽容的极端判决，也可以让这些人动用庞大的国家机器对《零八宪章》几乎每一个联署签名者用“喝茶”的方式恫吓。前文提到刘晓波只不过是为国家大政方针建言的人文社会学者，《零八宪章》也只不过是在国际人权日60周年之际重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都业已签署并承认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中的关于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和宪政的现代文明社会普遍适用的一些基本价值理念，对国家前途未来忧虑而践行公民责任的一群人共同签名联署的民间建言。
传统社会通常把“恐惧”作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中国传统的法家尤其擅长此道。在中国历史的兴亡周期律中就暗藏着一个恶性循环怪圈，当权者播撒恐惧的种子试图治理国家维持一般的社会秩序，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让平民百姓由于惧怕恐惧而逆来顺受，但也同时在民众间留下了社会群体性的内心不宽容的阴霾，平民的逆来顺受又会使官僚特权阶层为了小集团的既得利益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官僚阶层对平民的肆无忌惮以及同僚之间内部无规则的争权夺利都会危及使制造恐惧者自身更加恐惧，由于整个社会爱的匮乏和不宽容会使人们恐惧叠加，整个社会变本加厉的恐惧直至由于利益极度失衡而导致危机临界点的到来，结果只能是王朝非正常交替循环。刚开始播撒恐惧的种子期望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但生出的却是不宽容的“恶果”，这也是最终导致社会动荡的制度性根源。
现在的中国官方提到最多的是稳定和和谐，笔者对于稳定和和谐的提法并不反对，但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稳定和和谐？中国当局维持稳定和促进和谐的手段和措施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制造恐惧来维系社会基本秩序，这个时候的稳定和和谐就成为了一个幌子，掩藏它后面的都是国家机器制造出来的“恐惧”。从对刘晓波的重判到对《零八宪章》联署者的“喝茶”恫吓，从暴力拆迁到对网络发帖者的“跨省追捕”，从遏制上访维稳到对维权运动的刻意打压，无一不是制度性人为制造恐惧。还有那些由于不禁合理的政策导致的诸如高税费、高房价、高学费、高额医疗费，造成的经济隐形恐惧也同样不可忽视。穷人为了生活劳碌奔波，富人为了防止“仇富”而提心吊胆，权力所有者害怕非正常失去权力的巨大落差以及同僚之间的相互倾轧，在中国几乎没有人可以拥有免于体制性恐惧的自由。我们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也不少讲到“爱”，但那种爱是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和虚无缥缈，口口声声高调爱国的人却都是以不宽容手段对待意见不同者的信奉者，但我们的恨却总是实实在在的，总能找到具体某个人进而对其采取尽可能的严厉措施。
只有现代文明才有可能破除“恐惧—不宽容”这个怪圈，用良性循环“免除恐惧的自由”的制度设计代替“恐惧治国”的恶性循环。只有人们有免除恐惧的自由，人的内心才会有更多的喜乐和平安，进而有更多的爱和宽容。也许你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你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你有很多金钱财富，但只要制度性的播撒恐惧种子没有终止，社会就还没有“进化”成为现代文明社会。如何从传统社会恐惧的恶性循环过渡到现代文明免于恐惧的良性循环，这是需要政治家拿出政治大智慧来解决的一个国家社会的历史大时代命题，每到社会遇到危机的时候，也就是到了是要和解还是革命抉择的关键时刻，而这个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当权者自己手中，如果当权者能够拿出政治大智慧主动实现现代文明的转型则是国之大幸，反之如果面对危机当权者以更大的恐惧强化稳定，那将离革命不远矣。而革命的爆发又会将由于恐惧造成的不宽容叠加加倍释放，后果难以估量。是以世人尊敬的蒋经国和德克勒克为榜样，还是做遭人唾弃死于非命的齐奥塞斯库，这应该由当权者自己抉择，既关系到国家社会也关乎到个人的身家。最近几天发生在伊朗的民众示威应该给某些人以警醒了，伊朗也是一个依靠“恐惧”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国家，有人对民众街头暴力行为报以掌声寄望以此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我本人对伊朗的前景并不看好，因为无论是当权者依靠恐惧继续维持局面还是革命者依靠街头暴力实现所谓正义，都很难改变伊朗民众内心的那种由于恐惧造成的不宽容社会基本状况。以和解的方式完成现代文明的转型尽管很艰难但却是社会成本最小的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方式，而成功推动社会转型的人即使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过犯，也是值得历史尊重的。如果那些当权者还真正的爱这个国，也为了你自己身家的前途命运，那么就请你拿出真正的政治大智慧让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享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不再因言入罪的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免于饥饿的自由，而不是仅以小聪明修修补补继续维持“恐惧治国”以维系小团体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也有一个梦想，真心期望刘晓波能够成为中国大陆这片具有悠久历史的土地上因言获罪身陷囹圄的最后一人，也期望当权者不再播撒恐惧的种子，为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也为你你自己内心不再恐惧，而拥有更多的喜乐、平安、爱和宽容。
2009年12月30日晚完稿于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