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0-01-02] | 来源：作者来稿 作者：杜光 | [字体：大 中 小] |
本月22日、25日下午，27日上午，我先后参加了三次年终的友谊聚会。新朋旧友，欢聚一室，说东道西，评长论短，交流思想，各抒己见。因为时届年末，话题也就自然地集中在对即将结束的2009年的回顾和评说上。在这三个不同的场合里，我也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事后回味，感到有必要把这些看法写出来，供更多朋友参考。但因为都是即席发言，有长有短，有时只是几句插话，比较零乱，所以这里不分说话的场合和先后，就按问题加以整理，并作一些补充。不当之处，请朋友们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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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辉煌蓬勃的一年。面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却很快复苏，继续保持着社会的繁荣，并且拉动各国经济走出困境。这是三十来年改革开放的硕果，它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在外交活动中的地位。炎黄子孙无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但是，在表面的繁荣辉煌的下面，却掩盖着全面的社会危机和改革的倒退，表现为：
（一）经济上“国进民退”，垄断加剧，削弱了市场机制。如：
1、由于政治权力的干预，2009年出现了国有企业吞并民有企业的高潮，最突出的例子是经营不善、亏损严重的山东钢铁集团兼并了发展良好、颇有赢利的日照钢铁公司。其他如鹰联航空公司被国有的四川航空重组，宝钢集团以20亿控股宁波钢铁等，都表现出国进民退的气势。更令人侧目的是山西以政府的名义发布正式文件，推行在煤炭行业的兼并重组，让国有企业吞并数以千计的小煤矿。由于这种兼并重组有利可图，内蒙、河南、山东、黑龙江等省也都跃跃欲试。据有关信息报道，国务院发改委还准备在全国推广这种“山西模式”。这一计划如果落实，煤炭行业中的民有企业即使不至于全军覆没，也将会在国有企业的垄断威胁下气息奄奄，一蹶不振。这个由国家机器策动的全行业的国进民退，意味着改革的大倒退，其他行业是否会起而效尤？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2、国家为解决金融危机而拨出的4万亿元和银行发放的近10万亿元贷款，绝大部分都落在国有垄断企业的账上，大量嗷嗷待哺的民有企业，却无从染指。这笔巨款，除了部分用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投资，以缓解危机外，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权贵资本家手里的游资，转移到极具投机性而利润丰厚的地产业上。几个大城市的地产招标，在权贵集团的操控下，实际上起着哄抬地价、房价的恶劣作用，而以最高金额中标的“标王”，大部分是不务正业的国有垄断企业。一旦房地产业的泡沫破裂，将会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3、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解决发展的若干意见》，允许民营经济进入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金融及国防科技工业等垄断行业，有些部门和地方还制定了一些贯彻这个文件的具体规定，却遭到垄断行业及其主管部门的阻挠，以致民营企业家有“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之叹。即使经过多道门槛进去了，也随时有被挤出来的危险。今年就有一些民航、石油、金融等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被迫退出或宣告破产，所以又有“弹簧门”的说法——进去了，又被弹出来了。这个“两门现象”是国有企业挤压民有企业的生动写照。
这些“国进民退”现象，以政府措施和垄断行为取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扩大了垄断领域，削弱了民营经济，吞噬了经济改革的成果，加深了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
（二）在政治上，随着民间政治体制改革的呼求不断高涨，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声浪今年进入高潮。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观察，可以说，2009年就是在呼求政治体制改革和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对抗中度过的。去年开始的对普世价值的批判，就是权贵资产阶级抵拒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表现；当年12月《零八宪章》发布后，更增加了权贵集团的危机感。在这一年里，许多报刊和其他媒体紧锣密鼓地批判普世价值，批判三权分立，反映了权贵集团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民主的反感和恐惧。
2009年也是政治迫害十分严酷的一年，特别是为受欺凌的老百姓仗义执言的维权人士和律师。继前几年的高智晟、陈光诚、胡佳之后，黄琦、谭作人都在今年被判刑入狱；在严酷的政治迫害之下，高耀洁被迫出走国外，冯正虎有家难回；对《零八宪章》起草者刘晓波的迫害，则贯穿了整个2009年。
改革和反改革的对决不仅存在于朝野之间，而且也出现在高层的领导机构内部。进入2009年后，权贵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决策的主导权，改革派则被日益边缘化。这个趋势加上“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和“中国工人（共产）党”的成立，使执政的共产党内出现三股政治力量：一是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他们坚持深化改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既得利益的权贵资产阶级，他们力图维持现状，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三是以两个新党为代表的毛左派，他们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希望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不过两者在策略上有很大不同，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要“誓死推翻中国共产党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中国工人（共产）党则主张“帮助中共努力走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三派力量，四种主张，这个格局，意味着共产党内隐然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分裂危机。
（三）在文化领域，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和新闻管制日益严密，封闭网站、惩罚报刊的消息时有所闻，大量重要信息被严加封锁，许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历史价值的著作被扼杀。文化专制主义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一方面，文化管制和新闻检查空前紧密，几乎是滴水不漏，而且范围越来越大，凡是触动他们那根政治神经的文章、书籍、电影，无不遭到封杀。这说明他们的神经越来越脆弱，使他们感到恐惧的文化作品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他们的心却越来越虚，要查禁文章或书籍时，不是发布正式文件，堂而皇之地宣告查禁的理由，而是一个电话打到有关的出版社或报刊编辑部，传达中宣部或新闻出版总署的指示，或不许出版、发表某个作品，或申饬某条禁令，限期整改。他们虽然代表官方下令，却往往埋头藏尾，不敢自报姓名身份。这就说明连他们自己也知道文化专制主义的这些下贱动作不得人心，理不直，气不壮。这个现象，恐怕在全世界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千古奇谈。
文化专制主义在2009年的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音乐、特别是歌曲的导向和控制。一方面，是去年末兴起的唱“红歌”的活动，在今年泛滥蔓延，尤其在重庆，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下，所有娱乐场所，都大唱“革命歌曲”；所有舆论工具，都被用来鼓吹这个活动。固然，在这些老歌里，颇有一些是声文并茂、慷慨激昂、能够给人以鼓舞的好歌，值得传唱；但也有一些是歌颂个人迷信、歪曲历史真相的颂歌。而被重庆官方看重的，恰恰是一些鼓吹个人迷信、违背真理的歌曲。另一方面，与大唱“红歌”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严禁“黄歌”。文化部去年曾提出开展名为“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的建设工程，要求全国各地的KTV场所，在2010年前一律要安装这个系统。首先启动这项工程的，也是重庆。据有关报道，重庆有176家大型歌城，都已经在今年安装了这个管理服务系统，河南郑州也有51家娱乐场所安装这个系统。这个系统的作用在于，一旦有人点唱所谓的“低俗违禁歌曲”，文化执法部门的中央监控系统，就有红灯自动闪烁报警，点唱者将受到罚款处分。
在全国范围内，运用政治权力来推行唱“红歌”禁“黄歌”，意味着文化专制主义在全面控制了新闻、出版、电影、电视等文化形式之后，又要控制民间的歌唱活动，进一步压缩人们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空间。在民众的社会生活里，怎样分辨红歌和黄歌、高雅歌曲和低俗歌曲的区别呢？没有什么标准，只能是文化执法部门说了算。这就为那些文化虎狼“创收”大开方便之门。所有与此有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也将在福利彩票、广告、歌曲版权等项收入中，分得一杯浓羹。安装一个“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既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又有可观的经济收益，2009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真可谓政治经济双丰收啊！
文网空前严密的结果，促进了“山寨文化”的勃兴。正如同古代的蚩蚩群氓被压迫得无法忍受皇家的管制，只好落草为寇、占山为王一样，许多不能见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文化成果，只能在合法的狭隘空间以外，开辟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作为一种文化新品种、新形式，山寨文化就应运而生。
山寨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
一是由“山寨春晚”首开记录的山寨艺术，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大熟悉，就不说了。
二是网络文化，它既包括山寨文化，也包括导向文化。但与繁花盛开、缤纷灿烂的山寨文化相比，导向文化就显得太贫弱了，不仅数量悬殊，而且内容也显得苍白无力。网络上出现的山寨文化的代表作，是今年春天出现的《草泥马之歌》，它是高雅和低俗的奇妙结合。它的歌词既低俗又鄙陋，却有着清新高雅的曲调，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涵义；它集中了嘲讽、讥刺、谐音、隐喻等传统文化手法，对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愤怒的抗议和挑战。这是山寨文化在2009年开出的一朵奇葩。继它之后涌现的“躲猫猫”、“俯卧撑”、“妈妈喊你回家”、“被自杀”等网络语言，也以它们的山寨形式，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这可以说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副产品吧。
三是山寨出版物，包括自费出版的各种回忆录、传记文学、政论、野史，以及定期或不定期的刊物，等等；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翻印、复印在香港或台湾出版的书籍，主要是一些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和学术水平，而又被禁止在大陆销售，甚至从港台带回也会被海关没收的书籍，偶有逃脱海关和邮局的检查而流入大陆的漏网之书，就成为人们热烈搜求、阅读的对象，复印港台书籍，或送货卖，就是为了适应民间的这种需求而出现的。被复印的，还有一些是国内已经正式出版，后来又被禁止发行的书籍。山寨出版物虽然违反法律，但由于我国宪法有着出版自由的明确规定，那些不是为了保障、而是为了限制公民出版自由的法律，本身就是违反宪法的。依宪违法，似乎十分矛盾，却是山寨出版物得以存在，并在2009年获得显著发展的政治空间。
（四）在社会领域，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结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则遭到公然的践踏。在保证建国六十周年大庆顺利圆满的借口下，加紧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对维权运动和家庭教会的镇压迫害也空前严厉。去年四川震灾后，在官方大肆开会庆功之后，却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豆腐渣工程”的责任，死难学生真相，都应该揭露澄清，向灾区人们做出交代。但地方政府总是力图掩盖事实真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难题拖延过去。有些维权人士自愿赴灾区调查，当地政府却百般阻挠，出动警力扣押维权的志愿人员，甚至罗织罪状，把他们判刑入狱。
长期以来，信访一直是维权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同时也是受到压制最频繁的领域。各地政府近几年来都在北京派驻公安人员，负责把信访人员抓回本地。于是在一些信访部门的门口或附近路口，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便衣或穿警服的人，如狼似虎地把上访人员押走，人多时还开来警车、卡车，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这些上访人抓上警车或卡车。押回当地后，有的还遭到殴打、搜身、抄家、关押。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截访”，这是打压信访维权者的政治杀手。
为了规范信访工作，国务院在今年1月10日发布新的《信访条例》，自5月1日起施行。新条例有一些保障信访人员权利的条文，同时也对信访作出新的限制。半年多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新条例中保障信访权利的条文，如“不得压制、打击报复、迫害信访人”，对失职、渎职的信访部门官员要追究责任，信访人享有信访事项提出权、不受报复权等，并没有得到贯彻，而新条例里的禁止围堵、冲击国家机关，堵塞、阻断交通等六类行为，却成为打击信访人的合理借口。新条例还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这就严重地束缚了信访人行使权利的范围，成为压制信访维权的法制性的依据。
继去年的杨佳刀杀公安人员之后，2009年又发生了邓玉娇刺杀企图强奸她的官员。本来，暴力维权并不是值得提倡的维权方式，但它是在弱者被强者逼到墙角后的过激反应，是因为遭受压迫和欺凌而作出的本能的反抗，所以具有十分宝贵的意义。它警告那些压迫、欺凌弱者的有权有势者，施用暴力者将遭到暴力的反抗。谓予不信，请看杨佳、邓玉娇！
维权运动在2009年还有一个新现象，就是自残维权。河南青年孙中界，因上海公安人员“钓鱼执法”，诬赖他开黑车，他为了证明自己清白，断指鸣冤。广东东莞一位保安因为勤勤恳恳工作一年，一天也没有休息，却拿不到加班工资，愤而剁下小指，向公司讨要加班费。还有一河南青年张海超，因长期在耐火材料厂劳动，被郑州和北京的几家大医院诊断为患了“尘肺”，但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坚持患的是肺结核，因而索赔无门，他没有办法，只得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要求开胸检查，动了手术，才确诊是“尘肺”。以上三例青年人都是通过自残才讨回公道。一个人要自残才能还以清白，说明当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多么尖锐地程度，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当权者的自责自惭和深刻反思吗？
对公民社会的破坏和民间社团的迫害，是2009年的另一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最典型的是对“公盟”、“天益”、“益仁平”和《往事微痕》的打压。其中“公盟”和“益仁平”都是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为了给处于弱势的公民通过法律援助，先后在2005年、2006年建立的。就其性质来说，应该是社会团体，但由于国家颁发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而他们只是民间的志愿人士，哪里有什么“业务主管单位”？没有办法，只好用企业的名义在北京市工商局登记。他们在成立后的几年来开展许多有益于社会的活动，帮助处于弱势者维权，成效卓著，这就引起了当局的注意。今年7月，他们先后遭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民政局、文化市场执法总队等权力部门的查抄，劫走许多文化用品和出版物。公安部门还扣押了“公盟”的法人代表许志永。
“天益”是一个民办网站，几年来惨淡经营，成功地办成为国内最具活力的学术平台和理论园地，是中文互联网里少有的彰显理性、格调高尚的佼佼者。这样一个正在为当代我国的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为广大知识分子欢迎的网络平台，却在7月中旬被取缔。
《往事微痕》是一些曾经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老人创办的民间刊物，主要发表老人们回忆反右运动和二十多年的艰辛生活历程的纪实文章。从去年8月创刊以来，受到许多读者赞赏。今年四五月间，有关部门竟发文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缴《往事微痕》。
民间的社团、网站、刊物，是公民社会的重要载体，它们被取缔、收缴，意味着对公民社会的迫害和破坏。近几年来，公民社会不断发展，来自民间的呼声，干预社会生活，过问政府行为，压缩了专制主义的空间，使统治当局不胜恼火，这才有了对民间社团、网站和刊物的取缔。
对民间社团的迫害，最为严重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几起因结社组党而被判刑的案件：2001年3月13日，4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因成立“新青年学会”被判处8至10年的徒刑，后来徐文立在北京、王有才在杭州建立民主党，也被判刑入狱。进入2009年后，10月16日，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因组建新民党，在关押将近一年之后，被江苏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10年徒刑，郭泉不服上诉，南京市高级法院12月25 日终审仍维持原判10 年。这些案件说明，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完全是一纸空文。
社会领域的危机，还表现在对家庭教会的迫害上。我国近几年基督教发展迅速，据说现有一亿教徒，大多数没有加入“三自”系统，礼拜天主要在家庭聚会，所以通常被称为家庭教会。他们不一定有什么组织形式，但因为有共同的信仰，凝聚力极强，经常在一起聚会礼拜的信徒，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一个一个特殊的群落，带有浓厚的社会团体的色彩。当局对他们很不放心，总是担心他们会被“敌对势力”利用，力图把他们纳入“三自”系统，以便控制。这种干预宗教信仰方式的政府行为，今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许多地方都发生聚会场所被拆毁，信徒聚会被驱散，教牧人员和印发《圣经》者被拘捕、被判刑，等等；有的地方发生抗议迫害的维权行动，结果遭到新的镇压。
但是，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是自由的，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完全是自由选择的产物，任何权力都不能强迫别人信仰什么宗教，或不信仰什么宗教，也无权迫使信众采取哪一种信仰方式。运用政治权力干预宗教信仰，既违背宗教信仰的自由本质，也使信徒产生对政权机关的离心倾向。类似山西的临汾教案，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宣教教会、温州白象教会受到的骚扰、搜查、迫害，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一次又一次的宗教迫害，把千千万万基督教徒驱赶到对政府不满的地步。搬起石头砸宗教的脚，这是何苦呢？！！
总之，我国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2009年已经达到空前尖锐、空前激烈的程度。维权运动、民间社团、宗教信仰，都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减压阀，构建和谐社会的木石砖瓦，本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而当局的所作所为，却与此背道而驰。2010年如果不知改弦易辙，后果将不堪设想。希望当权者有所醒悟！！
简短的结语
2009年是令人提心吊胆的一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成就，掩盖不了全面危机的深化。但是，危机也是生机，在危机深化的同时，依然发展着积极的因素和健康的力量。经济领域的民有企业，政治领域的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文化领域的山寨出版物、网络文化，社会领域的维权运动和公民社会，都是值得重视的因素和力量。今后是继续压制这些积极因素和健康力量，让危机深化恶化，还是调动积极因素和健康力量，缓解危机，以期朝野齐心，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深望明智的当权者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