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的维权人士倪文化先生日前在江苏南通维权，遭到当地警方非法抓捕、关押。因为抓捕没有任何法律上的理由，倪先生随即被释放并向警方讨要说法，南通警方称由于信息失误抓错了人，记者随即两次打电话采访执行抓捕任务的南通警察孙玉林，但是孙警官拒绝接电话。
为此，记者采访了倪文化先生。令记者惊讶的是，孙先生与南通的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他这次纯属是免费为他人维权。
据悉，在中国大陆，这种无利害关系的职业维权人士各地都有出现，如北京的周莉、杭州的邹巍、四川的刘正有、山东的代子平等，他们大都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经过长期跟官权的博弈，他们从维权群体中脱颖而出，成为维权领袖。
倪文化先生对记者说，他本是济南一名铁路职工，退休后自学法律，给弱势群体维权。为此他不仅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还时常遭到来自官权的报复和骚扰。倪先生说自己之所以走上这条道路，其一是出于仗义执言、嫉恶如仇的秉性，第二是为了匡扶正义，捍卫人权，维护法律的尊严。
倪先生走上维权之路十几年，打赢了50多场跟政府和法院的官司，被山东、江苏的维权人士称为我们的“赤脚律师”。熟悉倪先生的朋友告诉记者，山东济南的法官们有一个“潜规则”，就是从来不给当事人或者律师、代理人送法律文书，总是打电话让人家自行到法院来取。倪文化认为，法官亲自给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是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官擅改法律，给自己行方便，是一种不能允许的违法行为。于是他拒绝去法院拿传票，一定要法官亲自送过来。一开始的时候，法官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争辩起来，法官说，你这样不给我们面子有什么好处？难道你以后就不求我们行个方便？倪文化说，我当然不会求你们给我方便，也不打算给你们方便，我们都得依法办事。大家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践踏法律的规定，法律的尊严何在？
由于倪先生铁面无私、为国护法，从那以后，济南的法官没有谁敢打电话让倪先生自己去取传票，都亲自上门去送传票。
不过，倪先生也为自己的维权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先后几次被各地警察非法限制自由，家里的电话也经常被监听，参加维权让他成了敏感人物。
山东另一个维权人士代子平先生从事维权20多年，与政府打过一百多场官司，在当地享有巨大声誉。代先生认为，各地的维权人士正在发生一个变化，就是关注制度转型。数年前维权人士大都只关心自己的案子，关心自己的权益是否得到保护，以及采取哪些措施去实现自己的诉求。维权人士之间虽然也进行联络，也经常团结起来显示力量，但大都是为了各自具体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不公、地方政府黑社会化程度越来越严重，一些维权人士中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公权力之所以越来越猖獗，弱势群体的苦难越来越深重，关键就是社会在转型，而制度却没有随之转型。这就使得在市场积极条件下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都被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垄断性公权力瓜分和占有，导致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残酷的事实教育我们，只有改变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社会体制，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否则，不过是头痛医头，脚头医脚，甚至头医不好，脚也医不好，其他的部位也开始溃烂，整个社会肌体开始死亡。
代先生说，我们维权者必须从自发的阶段走向自觉地阶段，从具体利益层面走向宪法和法律权利层面，不仅要求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还要在维权的过程中组织起来，实现我们的政治诉求。
在谈到政治诉求的具体含义时，代先生很干脆地说，政治诉求就是要求制度转型，维权群体必须走出寻求清官为民伸冤的传统思维，切实通过维权促进制度更新。他说，民进官退，权利是我们自己争取的，没有强大的民众压力，权贵阶层不会让步，公民权利不会自动落实，民主制度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据悉，2005年赵紫阳先生去世的时候、2008年杨佳被审判和这次刘晓波先生的案子开庭，都有大批维权人士到现场示威，表达自己要求改革政治体制的意愿，这被认为是大陆维权从利益层面走上要求制度转型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