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的时候听了房宁的一个讲座，题目叫做《民主的中国经验》。作为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房宁算得上是中央的高级智囊，他曾放言，“民主还是中国的好”，如此“人物”，我岂能不慕名而去，给房先生找点麻烦。可赶得不巧，那天房宁一讲就是两小时，耗去了所有的提问时间，还没讲完，甩甩手走人了事。没有了提问的机会，今天总算腾出手来，可以谈谈我对讲座的看法了。
房宁在讲座中，多次提到要“保障民权”，而诡异的是，他同时又强调，现阶段中国要将“保障民众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同时进行”。我们知道，在房先生瞧不上的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民众权利与国家权力乃是处在此消彼长的博弈之中，要更大的保障民权，那么只有减少政府干预、缩小国家权力一条道路可走。不知道两者之间怎么可能“同时进行”？
房先生公然提出，权利不是“天赋”，甚至也不是“争取”而来，而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获得。因此在现阶段，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要心甘情愿的“牺牲部分权利”，以成全国家的稳步发展。我不知道实现权利是否就意味着国家不稳，我只记得胡适先生对学生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争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的！”应该是黑格尔吧，说的更为明确，“有没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房先生自称懂得“民族大义”，不像骂他的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想，他的“大义”就是说，瓮安民众、陇南群众、石首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也要顾全“大局”，牺牲小我，不要为政府制造麻烦。邓玉娇、孙中界、王帅们，就该老老实实的服从政府管教，不要“滋生事端”！
房先生说，“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命根子”、“美国的路走成了，我们跟着它走，却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是社会主义，我们是最优秀的”。不知道说完这话，晚上会不会做噩梦。既然是社会主义，既然李敖都说大陆宪法是世界上规定权利最全面的宪法，可为什么我们还要暂时“牺牲”一部分权利？社会主义宪法难道是一纸空文？这就是“最优秀”？
社会主义诚然是好的，北欧、西欧都在努力践行，可是我们比得了吗？当然，房先生也不会去比那些“国情”不同的地区，他们研究所研究的是印尼、泰国和台湾，拿起步不久、尚未成功的“民主”去验证民主在亚洲行不通。我当时就想问问他，新加坡多大，你中国多大，也想长期搞一党专政？你能做得像行动党那样好？
其实，同样对“民主”心怀疑虑的王绍光先生在《民主四讲》一书中，已然用大量数据证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并不存在线性关系。房先生幻想着，通过经济发展，可以逐步实现民权，不知道是不是痴人说梦。难道他认为执政者会自愿的给民众以知情、以自由、以言论、以选举的权利？不去争取，又如何可得？
总之，我相信，人权天赋，与生俱来，民众需要一个政府，就是要让它保障人权。人权高于一切，不是民众为政府而生，而是政府为民众而存在。空空的GDP除了能满足执政者的虚荣心，还能做什么呢？房先生好意思拿这种东西出来说话，不被人骂又如何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