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左派的处境固然不是最艰难，但无疑是最尴尬。我这里说的左派，是指那些在经济上反对现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的人士，和国际上通行的左派右派的定义不是一回事。
例如不久前联名上书反对《物权法》的那三千多人就属于我所说的左派。在这三千多人中，有退休副部级以上官员近三十人，退役解放军将领十余人，中共党校教员五十余人。联名信发起人之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声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特别是国有资产被非法大规模侵吞，私有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员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这一切，现在都集中体现在他们要强行通过的这个《物权法》上。\”然而，左派们的联名信并没有获准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也没有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展开充分讨论。大会在最高当局的强力主导下以所谓高票通过了物权法。左派遭到严重挫败。
事实上，左派的挫败并非自今日始。过去二十多年来，左派一直在走下坡路。六四前就不必说了，意味深长的是，六四后左派的命运也没有得到好转，甚而每况愈下。特别是在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邓小平提出要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还说要不争论。这里所说的不争论，其实主要是针对左派的。因为在当时，自由派（当然不包括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打入另册，其言论空间极度萎缩；左派们的地位则未受波及，其言论又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当局既没法镇压，也没法驳斥，只有高挂免战牌，一方面封锁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再凭借组织系统把左派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左派的势力便日渐边缘化。
应该说，左派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为左派坚持一党专制，坚决反对自由化民主化，因此，一旦他们被逐出权力中心，他们就失去立足之地。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初邓力群大权在握，打压自由化民主化不遗余力，邓力群极力反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处处打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旗号压制不同政见。殊不知到后来自己被赶出权力中心，自己的主张也和党中央不一致了，结果就连想讲几句话也无处可讲了。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在大陆不准公开出版，只好在香港出版，最高当局怪罪下来，邓力群无言以对，只好推托说他也不知道书怎么会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不敢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辩护，因为他正是靠否定这些自由权利起家的。如果他现在又主张这些自由权利了，岂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岂不是和他一直反对的自由化分子站到一起去了？邓力群的遭遇正是典型的作法自毙，自作自受，毫无悲剧性，只是滑稽而已。
再回到这次反对物权法的联名信上来。平心而论，联名信的观点绝非一无是处。围绕着物权法的各种不同意见之所以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物权法能够强行通过，足以证明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不能真正的代表人民，因为它的代表并不是经由人民真正的选举产生。试问联名信的参与者们，物权法已经强行通过了，按照你们的观点，最危险的事情已经成为了现实，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办呢？时至今日，难道你们还不能醒悟到自由民主之可贵之必须吗？物权法的通过标志着左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业已陷入绝境。可以想见，左派阵营将发生重大分化，有的左派将从此销声匿迹，甚至干脆和他们反对的腐败集团同流合污，真正的左派则会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的行列，和我们一道推动政治改革。
这再一次证明，在今日中国，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其实都并没有多少意义。最重要的分别始终是：谁是站在自由民主一边，谁是站在一党专制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