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财委会经马拉松式审议669亿元高铁拨款，再度未能完成讨论和表决。时间的延后，对高铁工程获民意支持的趋向不利。日前民调显示，反高铁民意较半年前劲升2.8倍，使正反两派民意各佔四成，而调查发现，59%受访者自认对事件认识「好少」。从民意趋向来看，随着市民认识增加，很可能半年前对建这工程觉得无可无不可的人，转而採反对态度。
高铁工程的正反意见，本报昨天已概括列出五个问题阐述，兹不赘。由高铁引申的政治议题，倒值得在这里略作探讨。
首先，是建制派指立法会反高铁议员採取所谓「拉布」战术问题。立法会的职责在仔细审议，这种制衡行政的手段，自不可能如专权政治那样以高效率循例通过如仪。昨天议员提出的问题，大都是通过拨款前政府有需要釐清的。人们要问的反而是：为甚麽政府与建制派急不及待，要速战速决呢？无论立法会还是财委会，建制派都佔多数，如果他们的取态，与社会上民意的变化趋向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市民对高铁种种问题越知得多，反对的声音就越大，那麽最终即使拨款仍获通过，政府和建制派议员也要赔上声誉和公信力。
其次，社会上许多反高铁的声音，不在于高铁应不应建，而在于政府对这样大的工程谘询不足就仓促上马。港英时代对大型基建、重要交通网络，甚至教育改革、医疗改革，都会找香港以外的顾问公司（通常是与香港政商没有关联的如新西兰、澳洲的公司）先作可行性研究，再交香港的特设委员会审议，然后送行政局，有时还会出绿皮书或白皮书谘询民意。这些程序，在高铁工程中都消失了。政府文件提出的一些理据，多是先有结论才拼凑的非数量化空泛理据。这项大幅影响市民生活的工程，竟然没有真正谘询过市民，包括直接受影响的大角嘴、葵涌居民。是草率，还是有急速上马的难言之隐？
其三，讲到难言之隐，难免使人想到「一国」在香港的介入角色。中国要建立纵横的高铁联网，以炫耀国势，于是香港也就必须参与，不管香港是否有此需要。事实上，香港只要保持现有的自由、法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有金融业的角色。香港只要继续维持与世界连接的高效率的机场，香港就不会因为少了高铁而被边缘化。香港必须建高铁，及必须急急上马，若是中国的意图，那麽就显示「一国」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介入已不仅限于政改，而且触及基建与民生课题。港人治港也就沉沦为「自讲」矣。
其四，立法会对高铁拨款的审议，又使市民想到立法会功能组别存在的不合理。且不说功能组别议员中，是否有人或所属团体，涉及高铁工程的利益，就算从为工程界、建造业增加职位的角度来考虑，工程界和劳工界功能组别议员也会依从自己所属界别利益去投票，而不是从香港整体与长远利益着眼。这与普选产生的议员显然不同。因此，高铁争议也进一步唤醒香港市民争普选的意识。
其五，高铁争议中冒起了香港的80后。支付高铁建造费的公帑，主要来自50、60、70后的市民所缴的税金。高铁建成，老人可能享用不上或享用时日不多，而80后正经历“成长的烦恼”是高铁的受益者。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80后反而成为反高铁的主力。这说明，儘管政府垄断了资讯的发放，儘管多数媒体已受到北京和建制派拢络，但80后青年从网络上所得资讯，以及他们的独立思考与网络联繫，使他们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从高铁争议而催生80后的崛起，从高铁议题而带出的政府决策草率、立法会功能组别存在的不合理、中国对高度自治从政治到民生的干预等等政治话题，加上亲中人士恶形恶相的恫吓嘴脸，将促使香港政治生态发生变化──一股以青年人为主力的抗争洪流将告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