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来以打黑运动，引起中国社会广泛瞩目；但与打黑的同时，这位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回归当年党领袖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做法，也引起社会的极大不安。围绕着所谓唱红歌和打黑帮之间的联系和联想，德国之声中文部记者一通专访了同样出身共产党高层的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的女记者戴晴，向她询问了唱红和打黑的各种关联和关窍。
德国之声：戴晴，重庆打黑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更引起注意的，是在这之前，成立红短信办公室，发红短信，唱红歌。这两件事情，在你的眼睛里面，有什么关系吗？
戴晴：\”我觉得现在的当局，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他一党专制的这样一个集权的政权。每个人就想自己的招儿，就是说用什么办法。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认为我就让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发展，这样看起来这个国家越来越强大，用这个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那有的呢，因为你光说经济发展，有人富了有人穷了，那么有人就说我们打黑，我们为了民众，这样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怎么办，有的人就说我们可以引进，你们爱玩儿什么就玩儿什么，什么吸引眼球啊，大片啊。有的就说我们再回过去，再唱红歌。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发泄。都是想出一种招法来，最终的目的，通过巩固这个合法性，来维持一党在这个国家的集团统治。\”
德国之声：红歌往往让人们想起比如文化革命这样让中国人记忆起来很极端的时段；红短信让人想起来语录。网上现在也有人说重庆打黑已经有点文革的味道了。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言过其实了呢？
戴晴：\”很多人感受的，是今天的社会不公。怎么我这么穷，他们怎么那么阔，他们凭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历史是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大家像德国那样，公开讨论，把所有掩盖着的事情，揭发出来。然后我们全民一个反省。所以对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还是比如说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或者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还是留在那个宣传的阶段。对现在那些对贫富不均感到非常愤恨的人，这个红歌短信，让他们回忆起来的不是1950年代，60年代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不是大饥饿，饿死了多少人。而是我们曾经有过毛泽东，一个美丽的毛泽东时代。\”
德国之声：唱红歌或者发红短信，在民间也引起另外一种联想，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廉洁，干部为群众，大家虽然不是很富，但都差不多得穷。那么现在重庆打黑，唱着红歌，虽然不能叫做打土豪分田地，但起码是打恶霸。最近李庄的案子，也提起来公检法联合办案，专案组。唱红歌还算是情绪的一种发泄，一种娱乐；但是要到联合办案组，专案组，这恐怕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吧？
戴晴：\”这就是薄熙来他聪明的地方：他知道他做了重庆的一把手，他要得民心。他要有自己的力量，他就用这个办法。可是他没有想到用这个办法，你还是权力集中在你的手里。并不是使这个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宪政社会发展。他表面上虽然也是用的法，什么检察院，等等，但这个实际上是掌握在政府手里的。实际上是掌握在重庆的党的手里。\”
德国之声：比如说像广东的汪洋，他也在用比如短信的形式，或者习近平最近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的短信联系。但起码在网络上，在中国社会讨论中，不怎么让人家想起这些跟过去毛泽东时代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薄熙来会想起来用接近或者至少让人们想起来毛泽东时代的各种方法来动员民意呢？
戴晴：\”我觉得这是他的资源，而且也是他比较熟悉的一种手段。\”
德国之声：他父亲薄一波在文革当中，也受到红卫兵的冲击。甚至他的母亲当时受迫害自杀。这些东西对他没有什么影响，他拿起来就可以用？
戴晴：\”但是我觉得他在比较他的现实利益和他自己个人经历上的那种痛苦的回忆。那非常明显：你看王光美的行为，就是看得很清楚，她说和毛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不计前仇。这个实际上是为她现得的政治利益啊。如果她站在了反毛，把这个整个的法统，站在了反毛的法统这个方面，那么她现在自己的，刘家的现得的利益也没有了。\”
德国之声：利用毛泽东时代的这种人脉呀，这种对文化的这种回忆，现在在中国整个的动员潜力有多大呢？能不能认为因为中国社会从来都没有对文革进行过深入的反思，所以用文革的一些东西在全国动员也有可能，也就是说重庆也可能成为中国其他地方的一个样板？
戴晴：\”我觉得他要在重庆比如说要再玩儿一遍文革的那种动员，是不可能的。他没有那么大的动员力量。而且重庆也不可能影响到全中国。但是对要维护集权统治这种政治目标，以政绩的合法性，政绩里面也包括比如说受到人民的拥戴，唉呀，你简直就是一个新的薄青天啊！用这个政绩的合法性，来保证自己在比如说在仕途上一步步往上走。我觉得这是他用的一个办法。\”
德国之声：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办法，但给人们的一个普遍的感觉，毛泽东，就像毛泽东自己在文革写的信里面说的那样，欲要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就变成了一个钟馗，有没有可能形成借助毛泽东，也来排挤自己政坛上的对手呢？
戴晴：\”这是非常明显的事。这也是邓小平和他的同志们非常不彻底的一点。他们在共产党做反省的时候，他们并不像你们德国的默克尔对整个东德政权的一个反省。他实际上是维护了这个法统：我们共产党打天下，打到了一切。毛泽东只能批评到什么地方，什么问题只能说到什么地方。邓小平甚至说：不讨论，然后我们发展经济。这是他自己给自己打得这个死结，他现在走不出去。\”
德国之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所谓社会科学界也有向毛泽东时代转移的迹象。比如说社会科学院政治所的房宁也讲了这个专制体制的一些好处，也得到相当一批学者的支持。像这样政坛上有人要用这样的资源，学界也有人给他做解释，这个你感觉到在中国社会里面到底能有多大的响应成分呢？比如说城市的中产阶级对这种东西到底会接受到什么程度呢？
戴晴：\”我觉得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讨好今天的领导层。讨好领导层，他们就会得到一系列的好处。这一系列的好处可能是暂时的，比如说你就会得到一个任命，或者说你就会得到一个工程。下面，你任命了，可是这个社会会发生动荡；你拿到了工程，你对环境和工程会有什么破坏，他们就不再去想了。我觉得中国现在有一批卖身投靠的所谓的知识人，每一个人都是反面角色。我觉得底层民众都非常知道他们讨好当局，用他们所谓的知识，来为当局出台的政策做解说，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现得。他们和毛泽东时不一样的。毛泽东当时，他要发动文革，他要世界革命，毛泽东是发自真心的，他就相信以他一言九鼎的准皇帝的位置，来实现他心里那种所谓的革命浪漫。那么现在的这些人，我觉得除了一些脑子进水的，大部分知识界的人，在他们内心深处，有着深深的功利主义，他们知道以这种办法，来讨好当局，他们是一个现得。\”
德国之声：但是现在中国城市社会也发出了另外的声音。这次李庄事件引起的广泛社会讨论，也表现了这样一种倾向。现在的一些城市中产阶级对这些东西，也是心怀非常深刻的。。。。。。
戴晴：\”在李庄这个案件中，有两个声音特别强大。一个声音是对这个钱权交易，就是有害者。他觉得太可怕了。你把一个城市弄成这样。所以薄熙来你无论用什么办法，只要你打黑，我就支持你。你就是为了我们百姓。这个声音非常强大。还一个声音就是实际上支持李庄的声音，所谓的法律界的声音。他们觉得中国在法治上，在依法上一点一点往前走，李庄就算他不是个东西，他这个人又贪财好色，等等，但是他没有罪呀。他在维持一个程序，在走这个程序。这两个声音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强大，你说的那种担忧，反而是中国不太听得到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