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日莫名兴奋，乃至中断写作，原因是我终于读到了卡普钦斯基的书。
晓得卡普钦斯基是在去年。5•12大地震爆发，我深入灾区访问，正忙得喘不过气呢，《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傅好文（Howard W.French）率众找到我，一起工作了4天。某次途中对谈，他突然说：廖亦武你和一个波兰人很像。接着就开始滔滔不尽。比如卡氏身为红色波兰记者，却跑了几十个国家，还到过中国和印度；比如卡氏出生入死，多次涉足非洲战乱，四次被判死刑，又奇迹般脱险，因此近距离接触了若干独裁者。他的代表作《皇帝》正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传记。
我不得其解。因为和见多识广的卡氏相比，我的文字领域单调而可怜。我多年不能出国，我想即使能出国，脱离了母语环境，也差不多沦为哑巴。不过面对热情洋溢的傅好文，我宽容地笑了，这根一米九三的美国竹竿，跟卡氏倒很像，至少10年扎在非洲，也曾拜访过不少独裁者，包括蒙博托，包括那个以吃人肉而著称的中非皇帝博卡萨（傅好文说没吃）。
随后我从网络晓得，卡氏2007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75岁。他曾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6年那次已进入决赛，却败给土耳其的奥罕•帕慕克。
再随后，我的《地震疯人院》中文版由台湾允晨文化推出，我与出版人廖志峰隔海结交，成为好友。我在书中以较大篇幅写到卡普钦斯基。较近一次聊天，廖志峰说，他们刚刚出了一本卡氏的书，想给我看看。廖志峰的卡氏书评，结尾极其浪漫：跟着卡普钦斯基的这场旅行，在阅读和冥想中进行，时而心绪激昂涌动，时而叹息低回，掩卷时，月落星沉，我像穿越了时空来回数次，又好像从没离开过。
于是我等候着卡氏的书，如等候神交已久的异国情人。过了半月，廖志峰来邮件询问，我答没收到；又过半月，依旧渺茫。廖志峰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哥你另外写个地址，我再寄。
可又过一月，仍泥牛入海。后给他的朋友地址，与本人八竿子打不着啊。廖志峰分析说，卡氏倒没啥，估计是随同卡氏寄来的《地震疯人院》出问题了。我恍然大悟，记起3年前，台湾麦田出版社将拙著5套15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寄到我在云南丽江的朋友处，也被查处。可气的是，大理海关还送达一封公函，申明“违禁书刊，依法没收，如有不服，可在几月几号至几月几号行政上诉至云南省海关”。
而在去年春天，作家余杰随身挟带美国出版的拙著《最后的地主》数套，企图蒙混过关，不仅书遭查处，人还被留置讯问两小时。我不禁感叹书籍变炸弹，令当政者草木皆兵，廖志峰接嘴：那我们出版机构就成恐怖组织了。
浑浑噩噩数日，彼岸的廖氏恐怖组织真派人接头来。这是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在成都远郊的温江汽车站，把住一黑衣高个男人的胳膊。我献殷勤，想接过对方挎包，却遭断然拒绝。我们一同回到家中，黑衣人才搓搓手，从挎包内挖出拙著《地震疯人院》5本，康正果著《出中国记》1本，卡普钦斯基著《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1本。
我感激之余，要泡茶待客。黑衣人却松口长气，称正事儿完了，也该走了。我问咋个带进海关的，黑衣人答：你没瞅见每本封皮都包得密密实实？机器上照不出啥，除非重点盘查，才会露馅，过关时我紧张得浑身哆嗦呢。我连连哎呀，恨不得当场跪倒，磕3个感恩响头。我说：我、我、我请你吃饭。黑衣人却说：不必，还要赶回成都呢；君子之交淡如水，亦武兄多写好书，就是对老朽莫大的慰藉。
当晚净手拜读来之不易的卡氏的《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这是他最后一本书，却是从终点到起点的回溯，恰如回光返照。卡氏首次意外出国，是1956年，共产暴君斯大林死，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社会开始解冻，拖了好几年不能出版的远古巨著《历史》勉强面世了。
《历史》是2500多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唯一作品，主题是战争，它在西方的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史记》。不过这个希罗多德同卡氏一样，也是旅行家，隔着浩淼的时间河流，两人的共同特点是，边走边追究形形色色的道听途说，尽可能临场发挥、添油加醋，这倒是符合我国司马迁以降的“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作风。两人都唠叨着“跨越边界”，可边界在天际？还是在人心？探险家、独裁者和文人们对“跨界”的贪婪，是否大同小异？
卡氏指出，希罗多德在2500多年前，就在从事“反革命影射”，所以苏联不解冻，《历史》就永远搁置。相关段落是这样的——希腊城邦科林斯（Corinth）的暴君之子Periander继任，派遣使者到另一城邦米利都（miletus)，向另一暮年暴君Thrasybulus请教如何维持专制统治。老暴君一声不吭，却带着使者来到城外的麦田，并步步深入，将麦田里那些高出整体的麦穗一个个掐掉，反复几遍，直到弓腰瞄眼，也扫不着一棵冒尖的。使者困惑不解，只得回去汇报。而少年暴君却心领神会，立马开展“镇反”，历经几年，终于把他老爸还没来得及剪除的异见人才，一个不剩地杀光，赢得数十载连狗都不敢乱叫的“太平盛世”。
头皮阵阵发麻，庆幸自己没生在希罗多德的时代。卡氏解释，擅长揭短的《历史》著者没掉脑袋的原因，是居无定所，也没几个人有耐心读他的书。
包裹在雾气中的太阳，犹如从古烂到今的红桔，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霉味儿。我自书面抬头，眺望了几秒钟窗外，再转向电脑——《远东牧羊人》快写完了，可“侯悟灵”这个名字，老是挥之不去。
从基督教长老吴永生口中，我首次听说侯悟灵，一划而过，闪如流星，没留下啥痕迹；稍后夜读“内部交流”的《大理基督教历史》复印本，再次重温侯悟灵，可惜只寥寥数笔，还闪烁其辞，令人顿生疑云。于是我再三求教于著者吴长老，以及前辈教徒多人，依然不得要领，似乎这是块必须小心绕过的雷区。
我从事底层访谈多年，晓得同时代人之间，种种龃龉难以言表。只得放弃追索，转托经常上教堂的弟兄鲲鹏，在星期日礼拜之余，向吴长老打听侯悟灵家属的下落。书上写得明白，1980年代，宗教政策落实之际，侯悟灵的《平反通知书》由他寄出。
毫无结果——外交手段灵活的鲲鹏久久才回话——吴长老回忆了半天，也记不起侯悟灵女儿当年的地址，更别提电话了。他说已经二三十年不来往，只有天上的主，能看清谁谁的下落。
我说你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难道大理和成都的教会不通音讯？鲲鹏无言。唉，太苛求人了吧，我想，倘若吴长老出于种种顾虑，彻底不提侯悟灵，那今后的大理古城，就再没任何基督徒晓得这个名字——他将被活活掐掉？如希罗多德笔下的“冒尖的麦穗”，肉体、履历和思想，一概不留痕迹？
如果侯悟灵活到现在，应该和吴长老的岁数差不多，可1948年，他接替温春融，担任大理中华圣公会牧师时，正年富力强，适合在动荡的政局中，为主辛勤放牧。圣公会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从湖北武昌南迁大理的华中大学播下的种子，创办人为蔡永春和吴盛德教授。1943年，两人用总会提供的资金，买下古城内的土地10余亩，房屋20余座，改建为礼拜堂、孤儿院和惠榆小学，加大福音的传播力度，使教会一度进入鼎盛时期。
侯悟灵临危受命，接管了积累数年的教产，以及数千惶惑的信众。此后，1948至1952年之间，是一段无任何记载的空白。但其他同代人的旁证，却透露了改朝换代的混杂背景。敲锣打鼓，杀人如麻，红旗升天，白旗落地，帝国主义被撵跑，各色人等粉墨登场。神的体系转瞬崩塌，叛教者们痛哭流涕，当众忏悔，要与不光彩的过去，与自己敬拜了多年的耶稣，一刀两断。
侯悟灵消极观望。神是公正的，开头他想，国民党、共产党，既不靠拢也不疏远，教会总有生存空间。稍后受到逼迫，教徒一个个跑掉，他又想，这是神的旨意么？恩宠有限，我只能放牧这么多羊。最后只剩他们夫妻，他还想，放牧不了别人，就放牧自己吧，心是牧羊人，身体是羊。
可这种步步退让却注定了他的悲剧。侯悟灵到底要干啥？向人民挑战么？县统战部开会时，有人这样质问。侯悟灵却迟迟不答。其实他已经用行动说话了——我只求信主，我只求为主看守门户。据记载，至1952年深秋，曾拥有数万信徒的大理教会，敢于公开信主的只剩4人——侯悟灵夫妇、李全本、杨凤珍。
政治运动的活靶子竖起来。“沉默的羔羊”侯悟灵，在12年间，竟遭受了几百次批斗。1953年，政府强行接管圣公会名下的惠榆小学，改名为大理第二完小。侯悟灵的抵制，换来的是变本加厉，政府命令，已失去经济来源的教会代缴照明电费，代修授课设施。愤怒之余，侯悟灵剪断电线，并当众宣称，侍奉主的人，内心正大光明，所以不需要外在的照明。
断电当晚，侯悟灵点燃蜡烛，独自在礼拜堂祷告。破晓时分，民兵们破门而入，将他抓走，扣上“反革命破坏”的帽子；紧接着，“三反运动”开始，政府盘查教会账目，罪名又变成“反革命贪污”；再接着，又被指控“奸污未成年孤儿”。频频更替的罪名终于导致他正式逮捕，坐牢一年，却因证据不足释放。
不识时务的侯悟灵，依旧跑回教会，做主的看门人。教会的另一个看门人叫李惠君，1953年，她带着10多岁的女儿，自老家云龙来此投靠，得到侯悟灵的接纳。可没过多久，她的女儿因肺结核死掉，而她也自身难保，被本地居委会查出“地主”背景，随即解送回乡。由于受不了毒打，又两次逃回教会，闭门不出。捉拿她的民兵搜遍各个角落，最后却在藏书室隔壁，搜出悬吊在房梁的尸体。她吐出来的舌头早已风干，脖子挂了3个十字架，身体干瘪，经解剖，体内没一粒粮食。
这是1964年。李惠君自杀。侯悟灵也相继弃世。他已经什么都不是。因为抗拒“三自爱国”，不加入集体投诚，教会同仁就通过大会表决，撤销其牧师职务，中止圣餐。紧接着，宗教系统反右，他又被划为右派，1958年，大理县政府征用圣公会的全部教产，用来办化工厂，统战部要员威协侯悟灵，不搬家，就判刑坐牢。于是“内外交困”的前牧师，只得放弃他守了10年的圣公会，被安排到职工宿舍，天天接受监督改造。
3年大饥荒接踵而至。人们饿得东倒西歪，可批斗会照旧进行。大伙没气力打人，就掐，就咬，他浑身青紫，却忍住不吭声。有人说恨不得分吃帝国主义走狗的肉，大家就围上来，绿着眼笑，老运动员侯悟灵，此时也起一身鸡皮疙瘩，直呼“我这条走狗太瘦了，没得吃头”。到底挺过来，市面上渐渐有东西吃，人们在毛泽东退隐、刘少奇主政的间隙，允许做点小买卖。侯悟灵也替中国人民念叨了几千遍“感谢主”。却不料风云突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卷土重来。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在1964年，李惠君自杀不久，侯悟灵也在大理县公安局组织的一次右派学习现场，脑溢血发作。
历经数不清的审讯和批斗，人生却嘎然而止，除“掏出十字架，当众滑到地下”几个字，再没留下任何记录。据说参加那次集中隔离学习的，有几十名右派，难道都集体失忆了？会议是咋开的？领导是谁？日程密度？按狱中昼夜24小时的统一管理，吃喝拉撒睡都有人监视，那么侯悟灵发病前有无异常？
按说他早已身心麻痹，不可能因为多遭几盆污水，就热血沸腾。但是掏出十字架的举动，证明他的确热血沸腾了。谁的发言刺激了他？谁的批判勾起他的思绪，间接杀了他？几小时后，他的遗体被火化；几天后，其妻从成都赶来，领走骨灰盒。她没法问，也不敢问丈夫的猝死。也许事后她要暗自庆幸，主在文革开始前，将他招回天家，是不忍他陷入更深的劫难。
1980年，大理县统战部的一纸《平反通知书》送达刚刚恢复的教会，并由教会长老吴永生转寄成都的侯悟灵女儿侯美恩收。吴长老说，他晓得侯悟灵妻女都在，但近30年，却没接到任何回复。我问：除了一纸文书，就没其它补偿？吴长老答：没一分钱补偿。侯悟灵困守多年的圣公会教产，也被政府全部变卖。化工厂停办，2007年改建为大理市第二人民医院内科楼。
眼球酸胀。我再度脱离电脑，眺望窗外。我想，侯悟灵妻女与我同处一城，或许同处一区，却咫尺天涯，无缘相见。此刻她们在干啥？看书、呆坐、睡觉？敬拜上帝么？可上帝并没有让侯悟灵、让成千上万敬拜祂的个体幸免于难。恰恰相反，祂需要人间的苦难来证实“拯救的必要”。需要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萨达姆以及河蟹社会的某某，需要若干能量超强的撒旦，来证实“拯救的必要”。假如都像美国那样，总统是基督徒，就职之日，还按住《圣经》起誓，信仰就太普通，如阳光、爱情、星星、花朵、家庭、流水，大家随意享受就够了，谈何“拯救的必要”？
要不红色波兰的卡普钦斯基，为啥渴望“越界”，朝更野蛮的非洲专制国家跑？部落之间的仇杀，动不动就要人命，卡氏如猎物，在其中厮混、奔逃、记录。而在他之前一两百年，法国传教士就沿尼罗河播种福音，替黑人们取名“约翰”“彼得”“保罗”了；在他之前2500多年，希罗多德就从地中海走到非洲和亚洲的地缘，采记“夺土又开疆，杀人如割草”的丰功伟业，影射独裁，影射茫茫乱世中人和神错位，以及相互依赖。
倘若侯悟灵、卡普钦斯基、希罗多德的在天之灵在此刻相遇，他们会通过我的写作，相识于云端么？这残缺的文字将如何弥补？愿两位天才史家托梦指教予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