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最后一周对刘晓波所进行的因言获罪判决，宣告了对言论和思想的打压无法实现奴性与臣服效果以后，在公民意识日益觉醒的社会对抗背景下，一个政权不得不绝望地以狰狞面目示人的挫败与悲哀，也结束了六十年大庆的饕餮盛宴之下，一年来诸多惨烈的官民搏杀的梦魇。
 
在公众对刘晓波因言获罪的汹汹舆情和世界舆论谴责之声的不绝于耳之中， 2010年全国宣传部长参加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会议，对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进行了新的部署。

“宣传思想文化”会议在“引导”舆论、“牢牢把握舆论方向”、控制“话语主动权”上，颇多讲究与要求，而对于如何“服务人民”则只是蜻蜓点水一带而过。显然，服务人民只是其次，或者纯粹就是一个名头，在“高举旗帜”“服务大局”的目标下，研究“正面引导”“宣传思想文化”的技术方法才是目的。
 
如此一来，“高举旗帜”的定位就只剩下“教育人民”接受为政者居高临下的指示，而很难在研究如何听取民众心声、尊重社情民意上真下功夫。如果强权下的宣传机器不是出于于对公众利益呼声的尊重与维护，迫使民众臣服与忍让就将成为暴政的必然。
 
“宣传思想文化”会议强调要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建设，但撇开公众利益诉求的声音，蔑视民众的言论、思想自由和创造力，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来源于哪里呢？以中国社会目前普遍性的金钱至上、官场腐败、民众冷漠、官员荒淫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现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影响力到底在哪里呢？高调年年唱，决心天天表，却不见腐败减少、道德回归、官民和谐。谎言说多了，即使听众不厌烦，说谎者难道自己也不觉乏味吗？
 
2010年元月8日的中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通报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时透露，近30年来，中国政府的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平均每名出逃贪官携走资金近人民币1亿元。

公众在2009年一年内获知的腐败“业绩”是，一年内被曝光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就有17名，根据中国社会的官场常识，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曝光的贪腐案例，仅仅是中国腐败现实的冰山一角。

另据中国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以来，中国行政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1000多亿元人民币。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每年将近9000亿元人民币。
 
腐败数据显示的是怎样一种触目惊心的权力罪恶，这样一种高频率的腐败现实，怎么让民众信服那些在台上振振有词地作指示的“伟大领导”们的人格与诚信，权力普遍的淫欲成性，又有什么资格凌驾于公众之上，去“教育人民”“引导舆论”宣传！

在中宣部、政法委召开会议要求加强领导能力和舆论管治的同时，公安部提出了对QQ群、微薄等新兴网络媒体进行监控、侦察和管治的特务思维，在已经广泛开展的服务器管理、论坛评论删管、“低俗”举报等舆论封锁措施之后，毫不掩饰地直接奔向侵犯宪法赋予中国公民通讯和言论自由权的歧途。
 
2009年12月1日，北京市委宣传部下发《轨道交通站内报刊发售问题会商会会议纪要》，禁止在地铁内出售娱乐信报以外的其他媒体刊物。在一个并不成立的安全借口之下，公权力要对北京地铁这样一个日均客流500万人次以上的庞大人群实行信息控制。如果社会没有进一步的抗争，这种“先进性”的管控措施，下一步必然进一步向全国辐射。
 
如此“最先进性文化代表”的管控，不知是民众的悲哀，还是当权者的疯狂！难道如此管治下去，还会使中国回复到信息化之前那种任由专制绝对愚弄的蒙昧年代！而在那个民众曾经完全失去话语权的社会，执政者自己也承认是一个虐杀了数千万中华儿女生命的权力斗争的疯狂年代！想退回到那种疯狂的社会浩劫中，恐怕只能是邪恶极权者一厢情愿的意淫吧！
 
元月12日，谷歌高级副总裁、公司发展和法律主管 大卫•德鲁蒙德在谷歌官方网站发布公告，透露2009年12月中旬谷歌公司的网络架构遭遇来自中国大陆大规模的、非常复杂的、目标精确的攻击，一些公司知识产权被盗。攻击者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从事人权活动人士的Gmail帐户。根据谷歌的最新调查，攻击目标并未实现，但已发现几十个在中国从事人权活动的Gmail用户，其账户设在美国、中国和欧洲，显示出经常被第三方侵入。

针对人权活动的这些攻击和攻击所暴露出的监视行为，以及过去一年中国政府试图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行动，促使谷歌决定对中国业务运营的可行性进行评估。
 
谷歌作为搜索引擎中全球最成功和最完美的网络服务商，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网络审查的紧箍咒下，竟然不得不作出准备退出中国市场的无奈表态。在一个权力政治高于社会利益，连科学技术和民众诉求也必须屈服于执政者的政权利益这个所谓“核心利益”的独裁思维下，不管是如何领先的科技水平，还是多么完善的服务理念，都将无一幸免地遭到权力大棒的封杀。
 
谷歌的不屈和可能绝尘而去的悲剧结果，不仅是中国互联网技术发展前景、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权的一场灭顶之灾，对全世界所有信仰自由民主的人士，也将是一场考验人们捍卫科技进步和自由尊严的严重挑战。
 
致力于维护新闻自由和记者权益的国际组织记者无国界，发表的2009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报告中，中国排名倒数第八，中国政府控制新闻、封锁网络、抓捕持不同政见者和人权活动人士等问题，使得中国新闻自由的排名，在175个国家的名单中居于第168位，倒数第八，比2008年的排名还倒退一位。

1月12日，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独立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表了最新年度世界自由度调查结果，在涉及全球194个国家和14个有争议地区，针对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做出自由、部分自由、不自由三类级别评价的排行中，中国被列入不自由国家名单，显示出中国社会基本政治权利缺失，基本公民自由受到系统、广泛否定的耻辱状况。
 
社会是公众之社会，国家是民众之国家，一个声称执政为民的政府，最大的旗帜应该是服务于社会公众，没有任何人物、理论、主义或者撇开民众诉求的其他目标会比民众的利益呼声更加重要。硬要搞出一个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的“特色”旗帜，这种为小集团执政利益制造的理论，如何指望它去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又如何化解日益动荡的社会形势，又更何谈让公众接受一个喧宾夺主牵强附会的“大局”理由！
 
即使你挟持的专政工具有多么庞大和先进，你劫持公众利益而攫取的财力有多么雄厚，逆人类正义而动的控制都只能是一种徒劳的挣扎。历史上东厂西厂的专横、苏联克格勃特务的诡异、盖世太保的强大、萨达姆的暴政，哪一个不是挟持国家机器而曾经强盛一时，但有哪一个能逃脱了覆灭的耻辱命运！
 
网络封锁也好，“正面引导”也罢，亦或是特务监视的大行其道，无论理由有多么堂皇，手段使得多么高明，检验其施政正义性的标准却只有一个，只要背离社会公众利益这个权力正义，那就是专制强权对社会正义的奸淫，就是自私霸道对民众利益的不法侵害。
 
讲真话，才能取信于民，施政的缺点和失误也可以得到公众人之常情的谅解，而欺骗、黑暗、甚至罪恶基础上的宣传、引导，不仅不能疏导民愤，反而会酿成更大的动乱、灾难甚至死亡的覆灭结局。失误或者能力不及只是一个应该接受批评或下台的问题，而明知背离公众利益却勉为其难地不思悔改，或者将失误演变成权力罪恶，那就是不可饶恕，是无法得到社会原谅的犯罪与邪恶，必然受到历史的最终审判。
 
在这个信息化的地球村时代，人类的生活圈和思维视野早已融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中国人的自私、隐忍、冷漠在专制的毒药下变得完全失去血性，也还有世界文明这个人类社会的庞大背景。在全球化的文明背景下，关起门来虐杀民众的所谓管治，早已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可以单独面对的反动。
 
自以为可以通过封锁信息、言论打压和切割人类文明的等卑劣手法，就可以继续愚弄公众、强奸民意，实行愚民统治的思维，只能是自甘将无耻与疯狂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必将引导整个文明人类的鄙视与惩罚。

2010年新年伊始就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宗旨应该是研究如何在世界民族之中建立国家威信，传播中华文化的一种努力。但如果不是建立在顺应民意，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全民思维角度上考虑，所有的宣传努力都只能是劳民伤财的白费。

要想赢得国际社会信服和尊重，就应该真实、客观、为民谋利。比如对刘晓波理性推进社会进步的行为进行审判，已经日益强烈地遭到国际社会维护人权尊严的谴责和抵制，重新拾回自尊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撤销非法判决的野蛮判决，还刘晓波和所有理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民主人士以天赋人权，这是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基本前提。
 
否则，顽固坚持专制暴行，你喊哑了嗓子耗尽光了国库银子，也不可能让国际社会认同一个指鹿为马的政权颠倒黑白的极权作为。或者继续用什么“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之类的老调去忽悠民众，显然不可能真正达到维稳的治理目的，相反只会更加撕裂社会，激化矛盾，制造仇恨、对抗和血腥。
 
历史从来就是民众智慧创造的结果，也是民心不可欺的自然演变，历史文化就是民众智慧的社会成果。所有建立在专制思维上的所谓教育人民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仅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对民意的肆意践踏与奸淫，也是对“宣传”者强奸民意的强盗行径的控诉。
 
贪腐、犯罪、自杀、灭门，这些野蛮、血腥事件往往来源于权力的喧张与作恶，来自于官员的穷奢极欲为非作歹。因此，真正需要接受教育和监督的主体，应该是官员，是权力意识，权力观念，而绝不是勤劳善良的社会民众。中华民族的主人向来是勤劳自立的全社会民众，社会进步的智慧与动力也只能是来自于社会公众，勤劳自强的中国民众从来就不需要什么“正面舆论引导”。
 
新的一年，胡锦涛向全党发出了做一个学习型政党的号召，公众怀着良好的愿望，期盼这是执政党正视现实，并自我反省的一个伟大转变的开端。在九届上海市委十次全会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关于“要群众相信你，必须对群众讲真话，特别是要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言论，市长韩正关于“政府网络时代要适应信息公开”的说法，似乎也反映出执政者尊重民意的一种反思。
 
有关领导的讲话，从表面上看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施政现象，如果得到真正的落实兑现，2010年就或许可以成为中华民族面临转变的关键年头。实际上，所有中国人都在热切期盼中国社会一个伟大转折的开始，而这种转变，完全可以从刘晓波先生的命运遭际上得倒的纠正中反映出来。冯正虎被阻挡在国门之外的流氓施政，也是检验上海领导人有关“讲真话”、“承认错误”、“适应网络时代”言论真假的一个试金石。
 
如果执政者以向来奉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维惯性，一边好话说尽，一边却走向更加极权，更加背离公众意愿的迷途，那么“学习型政党”、“讲真话”、“适应网络时代”之类的指示说教，就只能是在“善用媒体”的借口下，以“正面引导”之名，行封锁打压之实的权力作恶，必然制造一个更加动乱的对抗时代，一个更大的愚蠢错误，也就将一步步引导执政者引入一条与民对抗的不归之路。

20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