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晓波和谭作人因言获罪、受到重判一事，《法兰克福汇报》驻北京记者认为，\”尽管中国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但中国人在国内政治方面仍然生活在令人窒息的时代\”。文章分析了这一\”政治僵化\”的原因：
\”中国走出经济危机产生的自我价值新观念是很多人容易想象的原因。正当西方、尤其美国似乎走向没落之际，中国的经济又增长了近9%。人民共和国已取代德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认为是一个从危机中拯救了世界的国家，不再需要害怕对抗。
“此外，中国的政策显然更多由领导层中的\’强硬派\’确定，这也许与面临权力交替有关。2012年，新一代领导人将接过舵轮。所以，能接触到中国高级领导核心的美国作家库恩预言，今后三、四年，中国将采取相对\’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不稳定的时代，没有人敢出头，为更为自由的理想打出自己的旗号。欧洲智库\’欧洲改革中心\’主任格兰特(Charles Grant)认为，北京的温和派力量正在后退，\’为了获得党内干部的支持，一些关键人物看来主张执行民族主义路线\’。
“中国领导人要显示自己力量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内政治和社会的不安定。过去两年西藏和新疆的动乱震惊了当权者，虽然他们靠军警控制了形势，但根本性问题和冲突的解决还遥遥无期。此外，全国千万起大小事件造成的社会形势紧张使人担忧，反腐败斗争进展缓慢也使政府头疼。
“互联网上形成了更多持批评态度的公众群体，它们虽然不否定体制，但对一些政治决策提出疑问，这就使得国内政治问题显得更有份量。也许北京的党内上层人物现在得出结论，认为过去一些年放松了缰绳。对社会和政治运动有可能成为共产党六十年权力垄断的竞争对手，他们私下里感到畏惧。判决刘晓波时，司法的目标肯定不只是他一个人，还针对民主宣言\’零八宪章\’ 的上万名签署人。\”
\”面对更为强大、但却很少有所顾忌、不愿开放的中国，世界其它国家，尤其西方国家必须考虑如何与它打交道\”，针对这个问题，文章最后写道：
\”无条件地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政策与\’静默外交\’一样，收效甚微，而孤立北京看来既不合适，也不现实。答案应在两者之间的某个点上，对中国的政策应该立足于批评性和坚定性，依靠这一政策使北京承担义务，保卫西方的利益和价值。所以，格兰特建议欧盟，更紧密团结在一起，要求中国逐个解决重大问题。作为\’极其讲究现实\’的大国，中国只尊重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