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31日岁末那一天，我和先玲两人终于了却了多年来久藏于心的一件大事。

2003年5月下旬“六四”周年前夕，江棋生坐满了4年刑期出狱，我们便收到他交来的一条“六四”遇难者寻访线索。一张纸条上没有死者名字，也没有遇难情况，唯一可确定的是死者的家在东郊农展馆附近的××里××楼×号。这年秋天我和我先生回了江苏无锡家乡，临走时我们就请先玲按此线索去寻访。她在农展馆附近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询问了好几位当地居民，他们都说这里没有××里。此时“六四”惨案已过去14个年头，说实在的，人们对当年那场惨案的印象毕竟已经淡漠了——至少是表面上的。 再说，农展馆附近偌大个地区，实在不好打听。

这条线索只好暂时搁置起来，那张纸条放到我的文件夹里，这一放又是好几年过去了，然而我心里总存着那一件事。一次，我见到江棋生，我对他说：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恐怕是找不到了。我又问他：这一家还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情况？江棋生略一思索，才对我说明了这条线索的来源：原来，江棋生在中共大牢服刑期间，同一囚室里有位因经济犯罪的死刑犯，当他获知江是因纪念“六四”而入狱，遂心生敬意。以后他知道了江入狱前一直向“六四”死难亲属提供同命运者的线索，或许是出于对江的信任，或许是出自对“六四”死难者的同情，就给江提供了他遇难邻居的线索。不久，这位死刑犯被处决了，至今已去世十来年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情况。这位死刑犯在离开人世前终于做了一件善事。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当他提供这条线索时，他已知道来日无多了。

我听了真是感慨万千，不胜唏嘘！得知此番隐情后，我更不甘心轻易放弃这条线索了。

2009年3月3日，我们十几位难属在八宝山灵堂送别难友段宏炳先生时，我把这条线索托付给了老周夫妇，他俩比我年轻得多，且热心群体的公益事情。我说：“你们是老北京，街道熟，这个地址不确切，农展馆那里没有××里，我们实在找不到了，这件事或许还有希望，拜托了！”

没多久，老周夫妇就传来了消息：找到了。原来××里并不在农展馆附近，而是在劲松附近。老周夫妇先是与我们一样，在农展馆周边寻找，找了好多地方还是找不到××里，后来偶遇一位路人，告诉他好像劲松那里有个××里。老周夫妇随即赶去劲松，果然有个××里，再按×楼×号，很快就找到了。叩了许久门，房主才挺不愿意地开了门，让老周夫妇进去。

这是个典型的北京工人家庭，老两口是退休工人，三个儿子也是工人。遇难的是次子，遗孀几年前已带着遗孤改嫁。老汉卧病在床，室内陈设简陋，看样子生活挺困苦的。

老周把简况告诉了我们，并向我提供了具体的行车路线图。我和先玲有好多次准备去拜访，但2009年情况特殊。“六四”20周年，共产党“建国”60年，一道关，一道坎，都由国安、公安部门把着，无奈之下，只好等冬天再去了。这一拖就拖到岁末的一天，我推掉诸事，与先玲约好上午10点钟在劲松地铁站见面，不见不散。孰料，我第一次乘坐地铁10号线，从城西北至城东南，绕城大半个圈，结果先玲在劲松站等了我半个多钟头。我们一起来到了刘家。

遗憾的是，我们来迟了，未能见到刘老汉。他已于2009年4月间病故，因此只有难友老周还见过他最后一面。由于老周曾给刘家留下话，说我们要去看望他们，所以这一家一直在等候着我们。

初次见面，开始不免有些拘束；看得出来，他们对于我们两人造访还存有一些顾虑。我俩才进门时，家中只有老太太和她的长子两人。聊着聊着，老太太知道她与我同岁，都属鼠，我们比先玲大半岁，可以说我们三人都是同龄人，而且都是丧子的母亲，这么一说彼此的距离就拉近了。我们告诉她，我们遇难的儿子都是高二学生，老太太告诉我们，她的遇难儿子当年26岁，已娶妻生子，一岁多的孩子刚会叫爸，这爸夜晚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现在孙子随着母亲走了，好在每年还会回来探望奶奶。刘老太太边说边哽咽得说不下去了，眼圈也红了。显而易见，这位老太太是位心地善良、吃过大苦、耐过大劳的典型的中国妇女。

我们正说话间，刘老太太的小儿子推门进来。此前，先玲曾与他通过两次电话，所以见了面并不陌生。他的性格比他长兄开朗得多，给我们讲述了一些伤心的往事。原来20年前的6月3日那个可怕的夜晚，他的二哥在家吃完晚饭还洗了澡，说是出去看看就回来，孰料这一去就……。因为他身上带着身份证，6月6日或7日（家人已记不清了） 由北京医院通知所在工厂，家人才得知消息，前往医院认领遗体。又是腹部中弹，不治身亡。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从人世间消失了。至于他是在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中弹枪杀的，已经无从查找了。祸从天降，20多年了什么说法都没有。一家人，还得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现如今，这个工人家庭又面临新的灾难。两个已经成家、生子的中、壮年儿子都被工厂买断工龄赋闲在家，再一细问，每年工龄价才1000元，20年工龄也就是两万来元。工厂倒闭，卖了地给房地产开发商，可工人们赖以维持生存的工作岗位从此也没了，那点少得可怜的工龄费，又能维持多久？小儿子的家又面临拆迁，过几天他就要打道回府，来老妈这边挤着住。真是屋漏偏逢下雨天。

眼看着这两个儿子和他们的老母亲，我们无言相慰。得知老太太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我们只得紧握她手道声珍重，怀着一种无法说出口的歉疚告辞回家了。

我和先玲结伴乘坐地铁在途中一路沉默，心里堵得不想说话。在这岁末除夕，欢度新年之际，我们两人突然访问这个家庭，到底是使他们勾起往昔的伤心事，陷入更深的悲痛呢，还是给他们稍稍减轻一些哀伤呢？

几天前，我们接到刘家传来的讯息，老太太表示，今后愿意参加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公开信签名活动，并郑重委托我们替她签上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