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分赃政治与其负资产
胡锦涛在其权力交棒之前仍保持着巨大的个人权威，尽管他不得不面对各分支利益集团精心包装的政治分赃要求。胡以「裸退」方式交出权力几乎震惊了世界，也大大地「羞辱」了恋栈的前任。习近平对胡锦涛赞以高风亮节来表达对后者「裸退」的感激，不言自明，恋栈者的反义情形是「低风暗节」。然而，胡还是留下巨大的政治负资产，或者说，对前任遗留下的政治负资产处理效果甚微，以至于无法遏止累加效应。这也成为胡发给继任者最后一项命令的理由。要大力解决公平问题，这是整个统治体系的当务之急【注一】。
一、招生腐败：唯一底线亦沦亡
在另一端，也有对中国不公平问题给予辩护的言论，而且影响不小。比如说，经济增长时期应当效率优先，相对地要牺牲公平，尽管不是完全不公平。此亦为政绩第一至官方非法行为（强拆、城管暴力等）的政治心理。更为极端的情况是国外学者为中国的不公平辩护，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社会不平等，而指称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西方言论均是抹黑中国的政治用心，是对中国模式的恶意否定【注二】。在我看来，这种行为不仅是跨国公司与全球民主化关系之学术研究项目，而且是对公平的巨大羞辱，对于中国根本不存在不公平的判断，恐怕前溯胡温今至习李均不会认同【注三】。
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公在持续地伤害着公众感情，尤其对底层社会的羞辱至深。也许高考是唯一被认为尚存公平因素的制度安排，以至于有人说：没有高考，穷二代暨农二代再无机会能与官二代（以及富二代）一拼平等。事实并非如此。高考加分机制的不透明以及户籍限制所造成的尊严伤害且不深论，仅看高校招生中的腐败现象就能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公平之处。如果一定说有，就是《环球时报》所言：雾霾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同样对待，中国人在雾霾里面可以找到公平【注四】。
高校招生腐败显然是让缺乏经济资源但拥有智力资源的群体处于竞争劣势，更何况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同等分数的地域差距本身就是一个应当以公平观念谨待的问题呢？正如有良心的媒体人所言：「就好比一个学生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学校考八十分，和一个在北京附中或人大附中的学生考八十分，其分数一样，但背后蕴含的潜力和素质完全不同。」【注五】
二、出卖公平：成为社会明规则
虽然高校招生中的腐败行为是潜规则的一种，但是其政治伦理后果却是公平被出卖。广及整个社会，出卖公平成为至少是统治集团的内部共识，进而，在金字塔权力结构中出卖公平之共识也会对社会产生显著影响，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明规则效果。「恨爹不成刚」是个过时的网络调侃用语，但它却能生动地刻画普通人群的励志学心态，即在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管道被堵塞后，社会变得「不正常了」【注六】。
明规则更能以政策的形式出现，用纯粹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表达，是为「政策向制度收费」。政策向制度所收取的费用之积累，若用于制度创新或重置，良好社会就有出现的希望，「旧社会」也不会出古典崩溃的可能；相反，政策向制度所收取的费用之积累若仅用于制度存续的维持（比方说，养活特殊利益集团或维持其福利水平），那么，不仅良好社会出现无望，社会大崩溃就会以机械疲劳的方式出现。这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也是中共十八后数十位知名学者向党权最高层提出建议的理论依据，因为他们已经模糊地感到了崩溃的前景，如言「如果改革的步伐停滞不前，官员腐败和社会不满情绪继续加剧迟早会引爆危机」【注七】，后果是整个社会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
然而，不管对现在制度体系尚抱希望的学者们如何恐惧于可能的社会崩溃，政策向制度收费的制度经济学行为在中国还是持续地服务于制度维持。一方面，旧有既得利益集团需要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避免受正式税收增幅降低的影响，于是，「罚款月票制」就成了政策创举，而不必考虑被罚对象群体的生存状况，哪怕出现自杀抗议的特例【注八】；另一方面，旧有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分化而产生更细化需求的新生代，用特例政策来向社会收取购买公平的费用，不仅关乎购买者的诉求实现程度，而且也反过来与政绩观念结成隐形同盟，如天津市的「蓝印户口」与高考移民、房地产业的「鬼城」之关系【注九】。
由是观之或实证政治学推导出的结论，就是：现有制度体系不可能为中国创造出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最高层权力体系也只能以维系权力生存为目的，而无意（当然也无力）于制度创新或重置。
三、模式忧悒：新加坡危机的含义
讨论至此，似乎没必要在乎那种以学术面目出现的对平等进行羞辱的行为，但是，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重大演进当中的一个应当关注的节点。简单地说，它关乎全球化暨全球民主进程。因此，新加坡模式的创立者李光耀在「竞争、公平与风险，民主的未来」话题下，对中国的政治腐败做出的「臣谏」式批判：「如果当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特权，他们必然会中饱私囊、提拔家人、偏袒朋友，这样就会侵蚀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像支撑一座房屋的大梁遭到白蚁的侵蚀一样。」【注十】
尽管李光耀在这段话里未对当权点名」，但其指江泽民集团无疑。因为江留给胡的最大政治负资产就是社会不公，而胡又无奈地把它推给习。
李光耀不仅创立了新加坡模式，它至今仍为中国统治集团学之未逮，而且他还是饱受中西文化交汇影响的思考者。如其上面这段话的政治伦理前提是「信托责任」【注十一】，而信托作为经济行为方式的创立一如麦克法兰所述，它是现代世界诞生里面的最重大因素之一，尽管这个「现代世界」其实是局限于英国的。简练而言，由于信托规避了王权而使公民社会成为可能【注十二】。但是，新加坡模式在全球化促动的全球民主进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不仅苛法生廉的公平制度安排出了弊案，而且如同阿拉伯之春的民众抗议也出现了。尽管贪腐似乎具有特例性质，但它预示着神话的忧悒；尽管民众抗议是偶发的，但却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注十三】。
现在预言新加坡模式经历一次危机即告破产尚为时过早，不过，这里面有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即便公平度已经很高的国家也会发生抗议不公的严重骚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公民社会不健全的国家必然会导致政治信托产生扭曲；其二，既然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那么，相对公平的认可程序（即社会共识）如何测量与取得？前一项是全球民主化或可慢慢解决的问题，而且基于知识链不断提升水平，人类也可以建立起排除少数强势集团（如只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的中共）的普世价值，最终实现多数人类的和谐。后一项，则寄托于宗教哲学（神学）当中「信仰真理与理性真理」之平衡，尽管我无意鼓吹建立一个基督教一统人类的终极模式。
结语：重新审视新教伦理
基督教体系确实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伦理基础，尽管「预定论」的神学观念并不完善。在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中，虽然推崇「预定论」对西方世界的世俗影响，但是他仍指出：「究竟预定论是归正教的核心信条还仅仅是附加条款，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注十四】但它确实给了个体以探求这个「定」的原初动力，因此，财产、身份、荣誉诸种差异下的个人自由暨寻「定」奋斗成为机会平等的原初动力。
人类种群各分支不管规模大小总要有一个校正机制，使社会精神与相对公平接近，如公元前八世纪的以色列先知阿摩司（Amos）与公元一世纪的宗教改革家耶稣均是这种校正机制的坚持者。阿摩司的公平观（AMOS，五章第二十四节）作为历史与伦理名方一直传颂至今，其曰：「But let justice roll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n ever flowing stream.」耶稣显然受到此种（《旧约》文献之一的《阿摩斯书》影响并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如云：「 So the last will be first, and the first will be last.」（MATTHEW，第二十章第十六节）【注十五】。
注释部分：
[一]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日文章《社会兴以平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作者：胡利奥•里奥斯）；中国新华社《参考消息》十月二十三日译介，《促进社会公平乃当务之急》，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二]参见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著《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汉译本，孙豫宁译），第五十四页；孙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三]参见拙文《「突访」茅于轼纪实——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面临挑战》，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号。
[四]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文章《报纸整版调侃环球时报央视网谈雾霾文章：高级黑》。所引报纸是《河南商报》，原题：两位大哥，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级黑（作者未详）。
[五]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报道《高校招生腐败链》（记者：刘金松；实习记者：李浩杰、彭梦飞），第一版。
[六]参见香港《经济日报》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文章《「恨爹不成刚」，倚仗父威成功》；同[一]译介报十二月十五日，《「恨爹不成刚」现象的背后》（作者未详）。
[七]参见《多维•新闻》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报道《中国知识分子联名上书：不改革则乱》（记者未详）；关于上书人（部分）姓名，可参见《美国之音网站》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道《知名学者推政改主张，促全民共识》。
[八]同[四]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报道《河南女车主不堪罚款服毒续：当地确有罚款月票》；转自新华社郑州同日电《永城车主服毒事件七名执法人员将被追究刑责》（记者未详）。
[九]参见《中国经营报》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文章《缺乏产业支撑必成「鬼城」》（作者：吴东华），第十三版〈区域经济〉。
[十]参见格雷顾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著《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汉译本，蒋宗强译），第一百三十八至一百三十九页；蒋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其中，「竞争、公平与风险，民主的未来」话题是该书第八章的题目。
[十一]同[十]，第一百三十八页。
[十二]参见艾伦•麦克法兰著《现代世界的诞生》（汉译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翻译暨主编），第一百六十六页以及第一百七十一页（特别是其注释二）；清华译编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十三]参见英国《每日邮报网站》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报道《新加坡八日夜发生骚乱，数百名外籍劳工焚烧汽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同[一]译介报十二月十日，《新加坡发生四十年来最严重骚乱》。
[十四]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汉译本，于晓、陈维刚等译），第七十四页；于陈等译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七。
[十五] 阿摩司是南以色列（犹大国）的牧羊人，耶稣则是北以色列的木匠，均出身微寒，因此公平愿望更强烈。两人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阿摩司被北以色列（以色列国）的伯特利大祭司亚玛谢控告并驱逐出境，耶稣则被南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宗教权贵判处死刑。
【未完，待续。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胡锦涛在其权力交棒之前仍保持着巨大的个人权威，尽管他不得不面对各分支利益集团精心包装的政治分赃要求。胡以「裸退」方式交出权力几乎震惊了世界，也大大地「羞辱」了恋栈的前任。习近平对胡锦涛赞以高风亮节来表达对后者「裸退」的感激，不言自明，恋栈者的反义情形是「低风暗节」。然而，胡还是留下巨大的政治负资产，或者说，对前任遗留下的政治负资产处理效果甚微，以至于无法遏止累加效应。这也成为胡发给继任者最后一项命令的理由。要大力解决公平问题，这是整个统治体系的当务之急【注一】。
一、招生腐败：唯一底线亦沦亡
在另一端，也有对中国不公平问题给予辩护的言论，而且影响不小。比如说，经济增长时期应当效率优先，相对地要牺牲公平，尽管不是完全不公平。此亦为政绩第一至官方非法行为（强拆、城管暴力等）的政治心理。更为极端的情况是国外学者为中国的不公平辩护，认为中国根本不存在社会不平等，而指称中国存在不公平的西方言论均是抹黑中国的政治用心，是对中国模式的恶意否定【注二】。在我看来，这种行为不仅是跨国公司与全球民主化关系之学术研究项目，而且是对公平的巨大羞辱，对于中国根本不存在不公平的判断，恐怕前溯胡温今至习李均不会认同【注三】。
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公在持续地伤害着公众感情，尤其对底层社会的羞辱至深。也许高考是唯一被认为尚存公平因素的制度安排，以至于有人说：没有高考，穷二代暨农二代再无机会能与官二代（以及富二代）一拼平等。事实并非如此。高考加分机制的不透明以及户籍限制所造成的尊严伤害且不深论，仅看高校招生中的腐败现象就能知道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任何公平之处。如果一定说有，就是《环球时报》所言：雾霾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同样对待，中国人在雾霾里面可以找到公平【注四】。
高校招生腐败显然是让缺乏经济资源但拥有智力资源的群体处于竞争劣势，更何况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下，同等分数的地域差距本身就是一个应当以公平观念谨待的问题呢？正如有良心的媒体人所言：「就好比一个学生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学校考八十分，和一个在北京附中或人大附中的学生考八十分，其分数一样，但背后蕴含的潜力和素质完全不同。」【注五】
二、出卖公平：成为社会明规则
虽然高校招生中的腐败行为是潜规则的一种，但是其政治伦理后果却是公平被出卖。广及整个社会，出卖公平成为至少是统治集团的内部共识，进而，在金字塔权力结构中出卖公平之共识也会对社会产生显著影响，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明规则效果。「恨爹不成刚」是个过时的网络调侃用语，但它却能生动地刻画普通人群的励志学心态，即在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管道被堵塞后，社会变得「不正常了」【注六】。
明规则更能以政策的形式出现，用纯粹制度经济学的术语表达，是为「政策向制度收费」。政策向制度所收取的费用之积累，若用于制度创新或重置，良好社会就有出现的希望，「旧社会」也不会出古典崩溃的可能；相反，政策向制度所收取的费用之积累若仅用于制度存续的维持（比方说，养活特殊利益集团或维持其福利水平），那么，不仅良好社会出现无望，社会大崩溃就会以机械疲劳的方式出现。这个深刻的经济学道理也是中共十八后数十位知名学者向党权最高层提出建议的理论依据，因为他们已经模糊地感到了崩溃的前景，如言「如果改革的步伐停滞不前，官员腐败和社会不满情绪继续加剧迟早会引爆危机」【注七】，后果是整个社会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
然而，不管对现在制度体系尚抱希望的学者们如何恐惧于可能的社会崩溃，政策向制度收费的制度经济学行为在中国还是持续地服务于制度维持。一方面，旧有既得利益集团需要在经济下行的环境下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避免受正式税收增幅降低的影响，于是，「罚款月票制」就成了政策创举，而不必考虑被罚对象群体的生存状况，哪怕出现自杀抗议的特例【注八】；另一方面，旧有既得利益集团不断分化而产生更细化需求的新生代，用特例政策来向社会收取购买公平的费用，不仅关乎购买者的诉求实现程度，而且也反过来与政绩观念结成隐形同盟，如天津市的「蓝印户口」与高考移民、房地产业的「鬼城」之关系【注九】。
由是观之或实证政治学推导出的结论，就是：现有制度体系不可能为中国创造出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最高层权力体系也只能以维系权力生存为目的，而无意（当然也无力）于制度创新或重置。
三、模式忧悒：新加坡危机的含义
讨论至此，似乎没必要在乎那种以学术面目出现的对平等进行羞辱的行为，但是，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重大演进当中的一个应当关注的节点。简单地说，它关乎全球化暨全球民主进程。因此，新加坡模式的创立者李光耀在「竞争、公平与风险，民主的未来」话题下，对中国的政治腐败做出的「臣谏」式批判：「如果当权者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特权，他们必然会中饱私囊、提拔家人、偏袒朋友，这样就会侵蚀了现代国家的基本结构，就像支撑一座房屋的大梁遭到白蚁的侵蚀一样。」【注十】
尽管李光耀在这段话里未对当权点名」，但其指江泽民集团无疑。因为江留给胡的最大政治负资产就是社会不公，而胡又无奈地把它推给习。
李光耀不仅创立了新加坡模式，它至今仍为中国统治集团学之未逮，而且他还是饱受中西文化交汇影响的思考者。如其上面这段话的政治伦理前提是「信托责任」【注十一】，而信托作为经济行为方式的创立一如麦克法兰所述，它是现代世界诞生里面的最重大因素之一，尽管这个「现代世界」其实是局限于英国的。简练而言，由于信托规避了王权而使公民社会成为可能【注十二】。但是，新加坡模式在全球化促动的全球民主进程中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不仅苛法生廉的公平制度安排出了弊案，而且如同阿拉伯之春的民众抗议也出现了。尽管贪腐似乎具有特例性质，但它预示着神话的忧悒；尽管民众抗议是偶发的，但却是四十年来最严重的骚乱【注十三】。
现在预言新加坡模式经历一次危机即告破产尚为时过早，不过，这里面有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即便公平度已经很高的国家也会发生抗议不公的严重骚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公民社会不健全的国家必然会导致政治信托产生扭曲；其二，既然绝对公平是不可能的，那么，相对公平的认可程序（即社会共识）如何测量与取得？前一项是全球民主化或可慢慢解决的问题，而且基于知识链不断提升水平，人类也可以建立起排除少数强势集团（如只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六的中共）的普世价值，最终实现多数人类的和谐。后一项，则寄托于宗教哲学（神学）当中「信仰真理与理性真理」之平衡，尽管我无意鼓吹建立一个基督教一统人类的终极模式。
结语：重新审视新教伦理
基督教体系确实提供了相对公平的伦理基础，尽管「预定论」的神学观念并不完善。在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中，虽然推崇「预定论」对西方世界的世俗影响，但是他仍指出：「究竟预定论是归正教的核心信条还仅仅是附加条款，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注十四】但它确实给了个体以探求这个「定」的原初动力，因此，财产、身份、荣誉诸种差异下的个人自由暨寻「定」奋斗成为机会平等的原初动力。
人类种群各分支不管规模大小总要有一个校正机制，使社会精神与相对公平接近，如公元前八世纪的以色列先知阿摩司（Amos）与公元一世纪的宗教改革家耶稣均是这种校正机制的坚持者。阿摩司的公平观（AMOS，五章第二十四节）作为历史与伦理名方一直传颂至今，其曰：「But let justice roll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n ever flowing stream.」耶稣显然受到此种（《旧约》文献之一的《阿摩斯书》影响并有矫枉过正的倾向，如云：「 So the last will be first, and the first will be last.」（MATTHEW，第二十章第十六节）【注十五】。
注释部分：
[一]参见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日文章《社会兴以平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作者：胡利奥•里奥斯）；中国新华社《参考消息》十月二十三日译介，《促进社会公平乃当务之急》，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二]参见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著《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汉译本，孙豫宁译），第五十四页；孙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
[三]参见拙文《「突访」茅于轼纪实——中国自由知识分子面临挑战》，载于香港《动向》杂志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号。
[四]参见《网易•新闻》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文章《报纸整版调侃环球时报央视网谈雾霾文章：高级黑》。所引报纸是《河南商报》，原题：两位大哥，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级黑（作者未详）。
[五]参见《经济观察报》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报道《高校招生腐败链》（记者：刘金松；实习记者：李浩杰、彭梦飞），第一版。
[六]参见香港《经济日报》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文章《「恨爹不成刚」，倚仗父威成功》；同[一]译介报十二月十五日，《「恨爹不成刚」现象的背后》（作者未详）。
[七]参见《多维•新闻》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报道《中国知识分子联名上书：不改革则乱》（记者未详）；关于上书人（部分）姓名，可参见《美国之音网站》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道《知名学者推政改主张，促全民共识》。
[八]同[四]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报道《河南女车主不堪罚款服毒续：当地确有罚款月票》；转自新华社郑州同日电《永城车主服毒事件七名执法人员将被追究刑责》（记者未详）。
[九]参见《中国经营报》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文章《缺乏产业支撑必成「鬼城」》（作者：吴东华），第十三版〈区域经济〉。
[十]参见格雷顾姆•艾利森、罗伯特•D•布莱克威尔、阿里•温尼编著《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汉译本，蒋宗强译），第一百三十八至一百三十九页；蒋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〇一三。其中，「竞争、公平与风险，民主的未来」话题是该书第八章的题目。
[十一]同[十]，第一百三十八页。
[十二]参见艾伦•麦克法兰著《现代世界的诞生》（汉译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翻译暨主编），第一百六十六页以及第一百七十一页（特别是其注释二）；清华译编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三年。
[十三]参见英国《每日邮报网站》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九日报道《新加坡八日夜发生骚乱，数百名外籍劳工焚烧汽车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同[一]译介报十二月十日，《新加坡发生四十年来最严重骚乱》。
[十四]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汉译本，于晓、陈维刚等译），第七十四页；于陈等译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七。
[十五] 阿摩司是南以色列（犹大国）的牧羊人，耶稣则是北以色列的木匠，均出身微寒，因此公平愿望更强烈。两人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阿摩司被北以色列（以色列国）的伯特利大祭司亚玛谢控告并驱逐出境，耶稣则被南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宗教权贵判处死刑。
【未完，待续。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