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题记
一、感谢胡适
可以说，就是在读到这篇文章后，多少改变了自己对蒋介石及其统治下的台湾的看法，意识到“蒋家王朝”统治下的台湾，即使从1949年5月20日在台湾实行戒严，也并不像我们不少人先前想象的那么黑暗，那么独裁，与大陆长期的宣传更不沾边。⑴不然，不仅不会有《民主潮》杂志的存在，更不会刊出这种思想自由的文章。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像我这种生在大陆者，能读到这篇文章，不能不感谢胡适先生，是他在生前最后一次日记中留下这篇文章的剪报。
胡适是1962年2月24日黄昏时分去世的。他留下最后一篇日记的时间是三天前的2月21日。胡适2月18日夜间读到这篇文章后高兴得很，第二天就给刊发这篇文章的《民主潮》杂志的编辑夏涛声去了一封信，这里谨摘录信的前两段：
昨夜读了《民主潮》十二卷三、四期的韵笙《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我很佩服作者的细心和苦心。这是近年来很少见（闵注：“很少见”三字下面标有着重号）的一篇用功构思，用气力作文造句，全篇没有一句草率的句子的大文字。
请你告诉我这位“韵笙”先生是谁？我很想见见他，很想向他表示我的诚心佩服。我猜想，因为他的造句太用气力，又颇太欧化了（闵注：“颇太欧化了”四字下面标了着重号），能读此文而欣赏他的人大概不太多。所以我要写这封信，表示我的一点欣赏。⑵
两天后胡适即收到编辑夏涛声的回信，而这两天后的最后一篇日记所记的也还是赞扬这篇文章及谈到他收到编辑的回信，得知作者叫“徐传礼，政大研究所毕业，现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兼新闻学校工课”。胡适觉得“政治大学”“居然能出这样一个人才！真使我惊异。”
由于这是胡适最后一篇日记，而三天后他就去世了，一晃五十年过去，作为这些年一个很难看到台湾那边“名人轶事”之类的大陆人，也不知道胡适生前与那位真名叫徐传礼的作者是否见了面。如果没有（猜想没有），不仅胡适会有遗憾，我想那位作者也一定会抱憾终生，没能亲耳聆听到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代哲人的教诲。
我们能读到这位被胡适大加称赞的“韵笙”即徐传礼的文章，当然还要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他们在2003出版44卷本《胡适全集》时，依常理，在“日记”卷中可以不录这篇长文。估计出版社也觉得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尽管长约14000字，还是附在了胡适这篇不过150字的日记后面，很难得。除此之外，从出版社编者对胡适这最后一篇日记的注释中可以看到：“胡适对这篇文章特别欣赏，不仅赞赏的圈、点、线不断，还对个别文字作了批改。在文章的标题上他圈去了‘或观念’和‘窒和简’，改成‘论思想的僵化’，使它更加鲜明简洁。”⑶
写到这里，忽发奇想，依推断，只要天假作者以高寿，这位名叫徐传礼的老先生今天仍在世的可能性很大。
所谓“政治大学”，很可能是蒋介石1949年败退到台湾后才设立的，这样，从这所大学毕业的作者，发表这篇文章时最多不过三十来岁。如果真如本人所想，那么，这位徐先生今年就很有可能也会写一篇纪念胡适去世五十周年的文章。这一切果真如本人所想，那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更有意义的是，谁都不能说台湾之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走上民主道路，与徐先生等台湾学人的努力无关，说不定他的这篇文章就起到过一定作用哩。
二、主题
书归正传。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篇文章呢，容本人摘录一些段落，以饷没有读到过这篇文章的大陆读者，并容本人“夹叙夹议”。
《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这篇文章因约14000余字，堪称“长篇大论”，胡适在致《民主潮》杂志编辑的信中也把它叫做“大文字”。
文章讲了人类之所以能从自然状态进入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生活，进入文明社会，“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思想或观念的形成或应用”。可正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是不幸得很，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当大多数的思想或观念模式发展到某一种阶段的时候，它们反而相反地成了它们自身发展的严重阻碍。这是说，它们在它们自身的形式条件的限制下僵窒了，甚至倒退了。”（着重号为原文章所带。考虑到我们现在很少使用这种标点形式，下文再引带着重号的文字，将此标点略去）胡适将这段话中的“形式”二字圈去。可以说，整篇文章就是讨论和论证这样一个“主题”，只是作者万没想到竟然论证得让胡适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佩服得很。
三、思想观念对人类心智的影响
作者先引恩格斯和马克思各一段话。
引恩格斯的是《法兰西内战引言》倒数第三段。恩格斯显然反对德国资产阶级乃至许多工人那种“从哲学转变为”“共同意识”的“对于国家的迷信崇拜”，同时也嘲讽“根据德国哲学的说法，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者翻译为哲学语句的话，是‘上帝在地上的统治’，在这个领域上，似乎实现着，或者应该实现出永久的真理与正义。”在恩格斯看来，人们之所以有“国家”这个概念，乃是除了上面所说，还“因为人们从出世以后，即习惯于那种思想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和利益，如不用以前的方法，即不经过国家及其高俸厚禄的官吏之助，就不能够实现与遵守；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国家的尊敬，就更容易地深入脑中。”
而引马克思的一段话源于其《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七章。马克思认为，是“历史的传统，引起了法国农民对于这个名叫拿破仑的人的迷信，迷信他会行奇迹地来使他们得回光荣。……这个人就成为法兰西人民的皇帝。”为避免大段摘抄，自己擅自作主地作了省略，想读者能看明白就行，还望读者谅解。（胡适对作者所引这两段话，眉批“此二例很有趣！”）
作者在引了这两段话后紧接着说：“依据常理，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应该说出这样‘反动’语句的。但是那是事实，那是在那种思想或观念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事实，他们也无法予以否认。”作者的意思，连两位无产阶级导师（这当然是我这个大陆读者对这两位西方思想家的习惯称呼）也不能不承认是思想观念控制着人类的心智和行为。
但这种“控制”是否会永久呢？人类历史告诉我们：并不。作者对此又引了例证，这里略去不录。接下来作者就要讨论和论证人类是如何受思想观念影响的；而有些思想观念原本是错的，却又为何那么难以改变。
四、人类接受新学说需要根本变革
作者认为，无数的事实迫使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人类绝大多数的思想观念的活动，是因习性养成又受习性支配的，“凡是以往经过我们判断或认定过的见解，常常会很容易地通过我们的思想或观念，而且容易的程度是逐渐增加，一直到它们明白地呈现出来为止。”不仅如此，“凡是以往为某种见解所激发起来的情绪，当那些见解再行呈现时，这种情绪将会更容易地又被唤起，一直到我们认为这种情绪与这种见解间的关联为必然的现象为止。”
之后作者举了古人对宇宙的观念和认识，不仅是从习性下形成的，而且从孩提时代就灌输成功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无论这种观念和认识是多么地荒谬，没有一个根本的转变——用今天的话说，没有一次颠覆性的革命，很难改变人们旧有的观念和认识。
这让我想到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对一些大人物包括“大救星”及某些历史重大事件比如像“大跃进”时期几千万人饿死，还是保持着旧有的观念和认识，虽然与这很多人的自身认知能力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至今没有能像哥白尼那样对太阳和地球的认识来一个颠覆性地转变。既如此，我们只能期待，总有一天，人们会接受辛子陵、茅于轼等知识分子的观点，在思想观念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但在转变之前，这种旧有思想观念破坏性很大。在作者看来，“这种习性不但在消极方面有阻塞我们的思想或观念走向新真理之路的危险，并且还在积极方面把我们的实际生活推进了一个极其有害的陷阱之中。它使我们不自觉地站在一个特殊的立场，来判断一切的是非和问题，而这个立场又完全是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亦即我们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宗教、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我们自己的道德意识，或利害关系作出发点的。”
作者紧接着举了《资治通鉴》中的历史、西方天主教以及“雅各宾的法国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等例子。资治通鉴和天主教的例子这里不说，只说法国和俄国的例子都警示我们，革命一旦成功，革命中所行的很多东西都当随革命成功而去，然而遗憾的是：“实际上，那样的一个一致尊奉的权威，乃是世间一切革命者的共有命运，倘若他们在革命以后还存在的话。对于一切政治革命者，以至经济革命者，重建一个权威来代替他们所反抗的一个，总是便利的，所以雅各宾的法国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就很迅速地以服从为美德。”这意思，我们在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时也能感受得到。
再看中国大陆。即使到了今天，类似的例子依然“俯拾即是”。别的不说，不论是人民日报还是环球时报抑或北京日报，也不论是梅宁华、房宁、胡锡进们，还是戴着面具的秋实、郑青原、单仁平们，都在为上面所引的文字做着注脚。当然，谁都知道，倘若只是几张报纸几个人在那儿宣扬他们那些特殊的“思想观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代表着政府代表着今天所谓的“主流”，这样，他们这种原本已经要不得的思想观念也就成了“指导思想”，使得中国人不得不在这种旧思想旧观念的困惑中折腾。
作者紧接着更深一步地谈到，服从虽然是美德，可不幸的是，“服从是需要信仰的，而信仰的力量不但能够表现它本身有移山的力量，并且还具有使其信仰者‘看不到山’的力量。当然，如果我们就信仰来论信仰，这种现象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当人们信仰得看不到山外世界和山本身的时候，他们就必定会一点也不犹豫地排斥不同于己的思想，亦即排斥他们认为是‘坏’的一面的思想。他们不再容忍不同，不再允许批评；如果有什么批评和需要什么批评，也是由他们领导，批评他们所需要批评的东西。依靠经验和理智的证据，都将认为异端和反叛。……以至于任何违背这种信仰和教条形式的日常琐事，也都可能会使行为者遭遇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处置。某共产国家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条规定：‘短袜上有了横的花纹，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大家看看，用这段话对照我们，是何等相似乃尔。而我们的文革时代以至今天都完全可以为上面这段话提供“例证”。重要的是，作者认为，之所以有这一规定，不论就已有的事实，还是就绝对性的思想观念体系来看，出现这种结果都是不难想象的，因为这是这种思想观念体系最可能的推论。可见一个人一个社会，信仰错了，后果是很严重的，用二十世纪上半世纪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悉尼•胡克的话说就是：“在信仰上的错误比其它任何地方的错误都更要付出惨重的代价。”⑷
可怕就可怕到这里。也就是说，上面所讲那种令人恐怖的规定，是这种思想观念体系最可能产生的结果，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仅曾经体验过而且仍在体验着。
五、有人在那创造自己想象的世界
为什么会这样？可以去想，把这种规定放在原始社会，他们也一定会笑话的。然而有些文明社会的人们却是一边在创造着，一边又在束缚着；一边严肃着，一边荒谬着，或者说严肃地荒谬着。
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倾向，尤其是现代极权主义思想或观念体系所共有的一种倾向，一种把自己的思想或观念体系看作是真理化身的倾向。这种体系的信仰者们，有意地把自己的一种特定的思想或观念，简化为一个具体而无所不包的学说，和把这种常说简化为一、两个单纯的公式，然后自己就躲在这种公式的架构里面，来创造他们自己所想象的世界。”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波普尔在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就曾批评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波普尔看来，凡是主张并相信历史决定论的人都是“懒汉”。我们谁都无法预知人类的未来，既然如此，历史又怎么决定。如果历史就能决定人类的将来，岂不是太简单了。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的恰恰是人类的将来无法预测，更没有任何东西能决定人类的将来。
作者对此带着一点嘲讽的味儿说道：“制造和发展这种思想或观念体系的人，原来是想带来一个千年福的，结果他们反而以另一个最愚蠢的错误，来代替了原来的那个愚蠢的错误。”作者的意思是说制造和发展这种思想观念原本就是错的，可没想到，由于他们又还想简化，甚至简化到一两个单纯的公式，就能制造千年的盛世，用这种愚蠢代替了前面的愚蠢。（胡适在读此文时也将“福”字改为了“盛世”。）
当时的台湾有人能写出这种文章，并且公开发表，这在大陆是不可思议的。要知道，当时的大陆与其说是马列主义，不如说是“毛泽东思想”已经一统天下。即使我们今天把当时思想最解放的文章找出来，也没有一篇可与这篇文章媲美。
六、制度惰性是思想僵窒的重要原因
作者认为，人们思想观念僵窒和简化，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制度惰性所导致。举例来说，“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够成立，和能够继续不断地存在，是因为许多人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缘故。”（当然，我们今天还可以说，有很多时候，人们接受某种制度是被动的，即强迫接受的，这里姑且不论）
作者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人们对于他们自己曾经用以达到过某种目的之方法，常常是偏爱和保持，虽然有着更好技术的发明，他们还是把它们视若为神圣而不予放弃；他们只觉得他们自己的，亦即那些对于他们自己非常习惯了的制度，才是做事的唯一正确而恰当的方法。从前拥护奴隶制度的人，就曾经称呼他们的制度为‘神定’的，一切批评它的言辞和理论都被认为是批评自然法则、理性和上帝的意旨。另一方面，拥护相反制度的人，又都以为自由劳工制度是‘天定’的，奴隶制度违反了自然法则、理性和上帝的意旨。同样地，相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人，都认为他们所主张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才是唯一正确而恰当的方法。因此，任何对于他们制度的挑战，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生活于他们文化环境里面的分子，看作为对于他们生活秩序的破坏和威胁。因此，当大多数人对于他们的制度，都如此想法的时候，他们的制度自然会长久地保存下去；他们不再顺利地趋于进步和变化，即使在使它们存在的条件已经消失了，有时候甚至连它们存在的条件都已经变成为一种讨厌而危险的现象以后，它们仍旧会有着生存很久的倾向和可能。……于是在那些人们的思想或观念中，也就无法再找出活泼新生的东西，来回应一些必将发生的改变。”
中国所谓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大张旗鼓地声称要实行市场经济也有二十几年了，期间还一再提出要“解放思想”。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人的共性和制度的惰性，中国的改革以及思想解放已经是步履维艰；而实行的所谓市场经济，更是遭到很多民营企业家以及那些思想比较解放的专家学者们的诟病。可以说，眼下出现的小微企业融资难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市场经济程度不够造成。
我们对外总要求别人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实行的是不是“完全市场经济”或说能不能称作“完全市场经济”，一眼就能看出。难怪即使在国内的电视媒体上也能看到，有专家忍不住大声呼吁：我国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有可能实行完全市场经济。而在真正的完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眼下遇到的这些民营小微企业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更重要的是，根据市场经济以及民主的理论，如果实行的是真正的完全市场经济，也就等于宣布专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看一个国家是否存在专制制度以及专制的程度，就可得出这个国家是否真的实行了市场经济以及实行的程度。在这点上，说谎是没用的，只会自欺欺人。
七、制度创新与允许反对制度
正因为制度有惰性，制度需要创新。没有制度的创新，就没有人类社会制度的进步，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可不允许合法地反对一种制度，即等于不允许人们进行制度创新。这其实就是反对人类社会进步。遗憾的是，很多权威包括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去积极进行制度创新。
人们喜欢一种制度，是因为一种合理的制度可以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可以维持社会的秩序，让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作者认为，问题是当一种制度被人们普遍接受后，那些深信不疑的人们将不会“再顺利地接纳和创造新的制度、见解和事物”。这些人“只有忍受（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并且在忍受中，陶醉他们自己的那种习惯性的、莫名其妙的‘快感’。”中国眼下这种陶醉者正不知有多少。
当然，一种新的制度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正是因为它优于旧的制度，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利益或快乐，给社会带来更加蓬勃的生机。然而，制度，也如同宇宙万物，不可能“长盛不衰”，这也是自然法则。正如作者所说：“许多事物，起初俱是精力充沛，而最后又都无一不是锐气丧失的。它们随着时间的进展而式微。制度亦如此，在它们的起初期间，和它们推行已久之后，显然是发生了性质上的差异。很多时候，它们都变得腐败，把原始的目的忘却，以至最终的结果，可能和它们最初的愿望正相反。一个教会可以失去它本有的殉道精神，而仅存组织上的形式，使它的宗教热诚完全消逝。一个革命也可以被它的某一些部分，也就是它自己所创立的一些根据，譬如它的制度所征服，而失去它本有的社会意识。”
抄录至此，忽又联想，既是如此，那么可不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真正进行改革创造者，正是那7000万所谓“先锋队”之外的人民大众。再直白点说，今天的中国，其实是非共产党人在创造着，在支撑着。是很多普通人民群众以吃苦、吃亏，乃至受罪、受难等方式在维系中华民族的存在。如果依靠那7000万，特别是依靠官员，今天的中国很可能会更糟。
八、存在不等于是合理的、必然的
西方解放思想的人们有句名言：圣徒的话是不可信的。而悉尼•胡克说的是：“经不起研究分析的一种信仰一定是要就导向感伤主义，要就导向盲目的狂热。”⑸
作者徐传礼认为“人创造了制度，可是不适用的制度，及其僵窒了的惰性，却促使了人思想或观念的简化。”还不止此。在僵窒和简化的同时，也还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幻想。一种僵窒和简化了的思想观念“使得人们对于他们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和制度，产生了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想，一种美丽得宛若长虹般幻想，着魔似地以为自己所信仰和持有的那些东西，能够解决宇宙间的一切难题。”可是，“由于它们是人们的情绪、想象、和美感交织而成的，所以它们经不起人们深入堂奥地来察看它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和人们再期待它们能够说出什么新的意见。因此，它们唯一待做的事，就是证明它们本身存在的合理。”
远的不说，即使自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至今，或者就说最近一年半载，一些据说负有“指导”中国人生存、生活的媒体如“人民”如“环球”，和一如“梁效”之流而戴着面具的“郑青原”、“秋实”们，以及房宁、梅宁华、胡锡进、“单仁平”们，他们的哪一篇文章不是要“证明某种制度本身存在的合理”呢？
并且又因认为是“合理”的，于是，即如胡克所说：“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他们的理论都是对的。”⑹并且还“总是以深信总有一天将使一切成为和平、富裕和自由的保证来安慰我们。”⑺
然而，如果一个“存在”，即使曾经是“历史的选择”，如果今天不能证明是必然的，尤其已经被现实社会证明是不合理的，那么，你再怎么用文字证明它的合理性，也徒劳无益。这一点，恩格斯论述得再清楚不过。
恩格斯在他的名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著作开头不久就认真地谈到这个话题。大家知道，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有一道著名的命题，这就是“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可恩格斯在引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就说：“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绝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同时是必然的东西”，而“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恩格斯通过对一系列历史重大事件的分析，得出无可辩驳的结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因此，“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存在的，都是应当灭亡的”。⑻
恩格斯说得很全面、很周延。本人只是为了避免大段摘抄让读者感到枯燥，不能不分开摘引。恩格斯指出：“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
又说：“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⑼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北京日报，以及这些报纸所谓“特约”的作者们，但凡肯读一读恩格斯这些论述，也不会还炮制出笼那些让读者一眼便知是胡说八道的文字。
九、“在魔鬼里找天使”
作者认为僵窒的思想观念必导致思想观念的简化，而思想观念简化的结果是极其可怕的。作者引了历史上的例子：“当基督教徒在君士坦丁宗教会议上，对教皇的淫乱表示不满，并哭诉有道德改革的必要时，大主教达爱依（Piere d’Ailly）向他们呼叱道：‘现在只有魔鬼本身才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却要求天使。’”
对此作者指出：“是的，所有的简化思想者都是在魔鬼里找天使的，他们丢不掉自己那个沉重的包袱。他们要以没有思想来拯救思想。他们死抱着这块灵牌，真有其事地以为自己在维护这块灵牌，而自己所做的，却又无一不是在毁弃这块蛀虫早已经挖空了的灵牌。”
精彩啊精彩！太精彩了！要知道，这是五十年前台湾一名不见经传的学人在一本民主党派的一本普通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五十年后读来，怎么就那么像是在戳大陆社会的脊梁骨呢？怎么就那么像是今天大陆的写照呢？仿佛作者五十年前就看到或说预见了似的，而且预见的竟还如此准确。难道五十年前的台湾社会一如他文章所写？难道眼下的大陆一如五十年前的台湾？
作者紧接着又说道：“不错，在某种情形下，这种方式的思想，的的确确能够凭藉着某种‘力量’，来制造一些冠冕堂皇的‘成绩’；其信仰者也能够轻易地向人们宣告它可以解决所有已有的、或将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任何明白的人，都必定会知道，那绝不是问题的真正解决。他们唯一的收获是：除去能够使他们自己所固执着的思想一时不发生突然的崩溃外，他们是无法使它们不慢性地瘫痪和腐溃的。”
在魔鬼里找天使，在腐败制度中找天堂，用没有思想拯救思想，这简直就是现实中国的解说。我们现在知道，两位“无产阶级导师”对资本主义的“预见”，还在恩格斯活着的时候，就发现“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显然并非按照两位导师的预言去发展的，然而二十世纪上半世纪包括二十世纪初一些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预言，倒是全都兑现。这实在太神奇了！
类似如此解放思想的文章，我们直到1978年才出现，并且几乎也只是昙花一现，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思想解放的环境不复存在，也就很难再读到这种文章。其实，现在看来，就是那篇被人们极力赞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按当时年份计算，与台湾近二十年前的这篇文章两相对照，我们这一篇的思想解放性显然还是要弱化得多。
十、可笑的“更糟”论
“许多事实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任何一件东西不可能永远产生出预期的效果，如果它真能够永远而且完全地取得到预期的效果，则我们今日的世界上，就不会有这样多的问题。”
然而，这类简化思想的例子，在作者看来“比比皆是”，并随后举了印尼农村经济的一个例子。这个村子的人在收获时，把他们获得的粮食分为两部分。先拿一部分酿酒。然后就是畅饮这些酒。之后再把余剩的粮食分给每个人作口粮，大家靠此度日，直到下次收获时。可是粮食往往管不到下次收获到来时就没了。这时人们就只好过着穷到极点的日子。这样，就导致全村的人像野兽一般，要到丛林中觅食来维持生存，而一些身体较弱的人也就饿死了。
看得出，问题并非完全出在粮食的多少上，而是出在这个村子人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上。原本勉强能够生活的粮食，却非要先拿一部分去酿酒，过一段醉生梦死的日子。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遇到这种人，我们绝不会去同情他，并且只会认为这种人是傻瓜，是自作自受。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是不智的，或是在心理上有毛病。”问题是“对于那些依照着他自己落伍的思想方式、风俗制度过日子的人们，也许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的想法。”
他们想什么呢？作者认为，“也许他们相信，如果他们不用许多酒去祭祀主宰收获的神，那些神就会使下届收成一点也没有；因此，在他们看来，消耗一半食粮来大喝特喝，倒是经济的。”而这在没有他们这种思想、这种迷信、这种风俗制度的人们看来，他们虽然很穷，却也不至于弄得如此不堪。
作者举这个例子，无非想说：“所有的简化思想者都是这样。即使是某些被称为‘文明人’的人，与那些落后地区的人，在本质上也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也只是文明人把野蛮人崇拜的那一套“涂上一层令人悦目的油漆而已”。
中国现在有些人的思想观念与作者所举印尼那个村子的人又有多大区别呢？他们尽管也认识到我们的制度存在缺陷，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却又觉得如果不实行这种制度，不是这种生活习惯，说不定我们的社会会更糟。然而，这在没有我们有些人这种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人们看来，是很可笑的。
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思想观念显然是人类的宿命，只是更像是中华民族的宿命。作者下面这段话指出了这种思想观念对人类的损害：“历史上记载着，人类的生活和文化，经常是不合理的思想方式和制度支配的。很少情形，人类能够用自己明彻的远见，把自己从一种渊源于自己的那种简化了的思想方式，和失去了存在条件的制度解放出来；必须等到那种思想方式和制度，已经不能够再起丝毫作用了，人们才感觉到它们是一些很难割治的毒瘤。可是这个时候的发现已经太迟了；它们使人们所遭遇到的损害已经太大，和不应该有的损失已经太多，虽然这种思想方式、和因它而来的制度，最后仍旧免不了要整个地解体和崩溃的。”
中国清朝政府最终被推翻以及推翻之后的中国历史，显然都在证明着作者的判断。当然，也正如作者紧接着又说的一句：延迟不等于不发生。
十一、失败和崩溃迫使人们承认改革的必要
一种制度往往来自一种思想观念或叫“指导思想”，而任何一种思想观念包括“指导思想”，都有它的时代性、局限性，更不可能因为“历史的选择”而亘古不变，成为真理，绝对正确，用波普尔的话说，“没有一种理论是终极的理论”⑽。特别是当一种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僵化后，又不能进行必要的改革，这种制度往往也就走到了尽头。而制度的崩溃最终会迫使人们承认制度改革的必要。温家宝总理好像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
当然，作者认为一种制度的失败往往与这种制度的简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制度简化，特别是简化为若干方便的公式后，也就很难解决再遇到的新事物、新问题，这时，就会让原先信仰这些制度的人们也失去了兴趣。对此，作者这样说道：“我们很可以看出，当这种思想或制度，已经没有能力去处理新生的事物，或变化的时候，不但是信仰它们的追随者，无法以几项失去内容的教条来解释新生的事物和问题，即使是起它们的创始者于地下，也是无法以什么‘神力’来成就更大奇迹的；因为它们，甚至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那些新生的事物和问题。新生的事物和问题，使旧有解决困难的方法失效了，而那些迷信‘祖宗’传下来的思想或制度为灵丹妙药的追随者，却仍旧要以它们来解决他们所正在面临着的一切事物和问题，所以他必定失败的命运，也就被他们自己给创造了出来。”看来这是必然。是那些“追随者”自作自受。不管一种僵化制度的维护者多么卖力地维护，既然僵化的制度一定会被新制度所代替，那么僵化制度的维护者也就一定会随着制度的失败而失败，并被维护新制度者所代替，这虽然仍然不过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普通常识，可简直就像自然法则一样，没有例外。
然而，令人痛心，同时也令人痛恨的是，中国今天那些所谓的“追随者”似乎始终不明白这一点，就是要做一种僵化制度的“殉道者”。不过，这些人除了给这种僵化的制度送上一曲又一曲“挽歌”外，毫无意义。
我们当然不知这有些人是如何想的，一如作者所说：“如果时间是静止的，环境是不变的，自然不需要什么改革，和什么新的思想；相反地，时间是在不断地奔驰，环境也在不断地改变；在这种情况之下，设若还墨守成规，以一个固定的思想方法来限制一切，则它们所引发出来的混乱，较之任何改革所引发出来的，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任何一位可以称之为科学化、或学术态度和立论公正的理论，必须是一个能够经得起核对事实的理论。否则，就是空论。……设若只为着尊重那些‘祖宗’传下来的，或权威的方法和理论，觉得过去自己所喜爱的的体系，对于某些事物的解说，是似乎可通的，就把它应用到所有的事物和问题，则这种学说顶多只能够算是一种信仰，而不是科学。”
尽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有限度地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由于我们一直不敢或不愿彻底摆脱类似“祖宗”的“指导思想”，不允许对这种“思想”进行彻底地讨论，一直不愿承认1949后的27年是极端专制的，不愿意承认毛泽东及其代表的中共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一言以蔽之，不愿意从内容到形式抛弃那些只能称之为“信仰”而不是科学的理论，所以，我们至今都一直很“纠结”。与其说是由于“信仰”的关系，不如说是自欺欺人的缘故。我们的方向是不明确的，也不可能是明确的，因为我们已经不大相信原来确信的东西了。我们明知如果不能真正实行完全市场经济，那么连这种有限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却仍然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明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实行的是市场经济，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主体就应该是私有经济，而不是国有经济，国家的政策自然也应该倾向私有经济，却偏要去大力扶持国有经济而弃民营企业于不顾。
可也正因此，才弄得作为私有经济的无数小微企业几乎难以生存下去。可以说，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民营小微企业融资难、民间借贷混乱的现象，更不会弄出一个吴英案⑾来。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吴英在庭审过程中交代了一些官员参与高利贷活动的事实，以至于十多位官员集体向上级写信陈请，希望严惩吴英，这些人才是杀死吴英的“凶手”（当然，这些，浙江高院是不会承认的）。更有专家指出：“民间融资活跃，是因为正规金融单一及较强的政策性垄断局面、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市场化程度低所致，客观上增加了非法集资的机会。”
说到底，这都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实行或没有实行完全市场经济的原因。最近浙江省政协常委、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院长钱水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但金融业总体上来说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制的行业，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可以说没有民间金融就没有民营企业今天的贡献。”还说，“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民间融资必然存在。因为银行的资金供给里面，它的对象就锁定了，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的资金。但是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
更可怕的是到了今天这种地步，仍不知悬崖勒马，彻底改变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认识，真正实行完全市场经济，而只是在那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这最多只能减缓当前一些私企老板的“跑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更坏的是，这样做，只会鼓励那些国有企业，打击私有企业尤其是打击准备创业者的信心。
可要知道，中国经济的活力，再说大一点，中国能有今天，完全依赖前些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前一二十年无数中国人的努力创业。没有这些人的创业，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们现在这样对待他们，无异于过河拆桥。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只会倒退，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将消逝殆尽。
十二、真心的怀疑胜过半心的信仰
我们知道，按今天理解，柏拉图是一位“专制主义”甚至“独裁主义者”，他希望依靠“哲学王”治理国家。然而，即使这位独裁主义者在《智者篇》中也还是提出“我们必须承认驳斥是最伟大、最主要的净化。没有受到过驳斥的人，哪怕他是一名伟大的国王，也处于一种可悲的不洁状态”⑿。而中古基督教会有一种制度，称作“魔鬼的辩护士”。这种制度规定，中古教会每讨论一种教义，必要有一个人担任反驳此种教义，让大众尽力批驳他。还有一本谈犹太人智慧的书中这样写道：“判处死刑的时候，如果裁判所的所有审判官意见一致，则判决无效。”
前面说了，我们事实上已经没有了什么信仰，只是台面上不承认罢了。七千多万党员，真心信仰者有多少，只有天知道。这一点比信仰的东西是否值得信仰更坏。因为这么多人都是半信半疑，甚至完全口是心非。这里仅举一例：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造成2名村民死亡，17名村民、41名公安民警受伤，成为一起影响极为恶劣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藏匿着腐败”，云南省纪委在“7•19”事件发生后成立了专案组深入展开调查，挖出了一系列串案窝案，共有33人涉案，其中厅级干部3人，处级干部11人，科级以下19人，涉及违纪违法资金近1亿元。这次归案的孟连县委原书记胡文彬案发时刚满42岁，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干部。查办发现，胡文彬不仅作风飘浮，生活糜烂，而且大肆收受贿赂，甚至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通过透视这些腐败案件，专案组组长、云南省纪委常委和正兴很有感慨地说：“事实又一次证实，理想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仰的危机是最致命的危机。”⒀报道中还说“基层干部腐败很严重”，云南省纪委常委和正兴感到痛心的是，“7•19”事件一个口子居然就牵出这么多的腐败官员，“令人咋舌，令人难以置信”。可领导中国普通百姓的正是这样一些“基层干部”，你说我们还能好到哪里去？
作者在文章中引用19世纪有“桂冠诗人”之称的英国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话说：“相信我吧，真心的怀疑比较那半心的信仰，有着更多的信德。”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认真怀疑者的品德或叫诚信度至少要高于那“半心的信仰”者。那些“顺嘴打哇哇”唱着颂歌的人，绝不会比因怀疑而持批判态度者好到哪里去。作者紧接着说，这位桂冠诗人的意思，显然并非不让人有信仰，而是要看看信仰者是否真的信仰，以及他们所信仰的是否值得信仰。
可见，即使真心的信仰，也还是要建立在怀疑的前提下。这是因为“任何事物的进步，都是靠思考、商讨和辩论获得的。如果要进步，就需要暴露并查验所有的事实，而不是只需要某一种教条的那些事实。一个不能够从客观态度承认失败的人，是不能够谈真理的。”
在中国，这种“不能够谈真理”者多多。之所以不能够与他们谈真理，这是因为这种人不仅“不能够从客观态度承认失败”，还因为“一切的追随者、依附者、模仿者，都喜欢循行旧路，尤其是那些已经行不通了的旧路。他们喜欢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并且这些人动不动就喜欢“旗帜鲜明”地说话，你说与“旗帜鲜明”者怎么去谈真理？于是我可怜的中华民族我可怜的中国人民，只能是不喜欢也得喜欢。
十三、结束语
说了这么多，有些人有些政府之所以即使“在魔鬼里找天使”也不回头，一是不承认事实，二是把自己坚持的东西看得比真理还重要。这种人往往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或者就是无可救药，并对社会有很大的破坏力。
“我不是不信宗教，而是坚决反对利用信仰做幌子，来愚弄别人、控制别人和要挟别人。信仰自由为什么到了信仰的至高境界，就不容许自由思想了呢？人间的许多暴君，往往说神授权，要他们施暴作恶的，你想想看，有没有那样的残暴神明？”
作者在引了19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贾多西的这一小段话后，紧接着说道：“是的，我们也同样地不相信上帝（如果有）会虚荣到，只因为人们怀疑他而被他惩罚。如果一种信仰，一种思想观念体系，和一种见解是合理的，拥护它的人，就应该拿证据，而不是拿迫害来支持它。如果论证对于自己不利，就应该放弃它。”
“帮助一个人，帮助一个社会，并不是统制一个人，统制一个社会；一个真正关心别人，和关心社会的人，必定会对个人的特点、需要、思想方式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所客观的了解和认识，也就是要诚意地讨论和接受或扬弃正在面临着的种种事实。”
“大多数承认事实的人都能够体察到：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里面，不同的人必定会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人们也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来应付和解决由不同的事实和不同环境所发生的不同问题。如果只因为一个见解是是自己的而坚持它，这显然是把自己看得比真理还重要。所以永远不改变自己固执见解的人，是永远无法发现到自己错误的。这种人的思想，也就永远不能够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作者说的这些，已经够可怕的了。当然，有这种思想的，如果只是一个没有多大能量的普通人，还并不怎么可怕；但如果这是一个权势者，或者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一个执政党的思想，你说该有多可怕。
然而，更可怕的还不是上面说的这些，是作者紧接着说的一句：“事实上，一切把自己的思想或观念视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最后必定是会把他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起来，不管他们自己的行为是怎样的不合理，或怎样的残暴。”
大半个世纪来，尤其是经历过1957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这样一句话想来一定是感受太深太深了。
2012年2月上旬，中旬修订
注释：
⑴ 据知蒋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后次日，台湾官方媒体公布的《“总统”蒋公遗嘱》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尽管这份“遗嘱”遭到众多质疑，但根据蒋介石有立遗嘱“习惯”，经研究者分析，“1975年蒋介石最后遗嘱应当是真实的，绝非‘伪造’。当然，不排除发表时文字上有修饰增删之可能。”（引自陈红民《蒋介石遗嘱探秘》，见《凤凰周刊》2012年4期）而1949年后大陆去世那么多“老革命家”中，有哪一位遗嘱中谈到为“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
此外，1957年2月8日胡适日记只摘录了一则《我国报纸杂志均有言论自由》，是“中央社讯”。另附有两则剪报，其中一则题为《总统主持国父纪念月会，阐释民主自由真谛：遵宪法轨道发扬民主，循法律范围维护自由；争取民主自由，为国民革命一贯奋斗之目标》，载“二月十一日《中央日报》”。本人认为，即使是作秀，也很难得。至今大陆连这种秀也不愿作。
⑵ ⑶ 见《胡适全集》34卷第784页、第785页。又，因引《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文字较多，不另加注。
⑷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⑸⑹⑺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142页、第106页、第111页。
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第211、2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⑼ 同上，第212页。
⑽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3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⑾ 吴英父亲对二审判决中说的吴英“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极其愤怒：“所谓的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完全是无中生有、随意捏造。她没借过银行一分钱，哪里体现出来国家有重大损失？当地银行的利益可能受影响，因为他们的存款少了，这是事实。”（参见《吴英看守所写数万字控告信 以死抗议不公待遇》，载2012年2月14日《中国经济周刊》）
⑿ 《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⒀ 参见《云南孟连事件纵深：群体事件背后常藏匿腐败》，载2010年3月3日《半月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