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新的事件，反映官员寻租基因与企业家激进基因与的激烈对撞。

政府不当干预导致企业效率下降，官员寻租导致企业破产、大型垄断企业团购商品房、高档车，一系列行政干预市场导致的寻租丑闻，以及垄断溢价掠夺，无不在印证国有企业的低效，寻租空间的巨大。

抨击官员寻租具有道德上的天然正义，但这并不等于失败的企业家都是由寻租官员一手推入了火坑。目前的中国存在两股恶性循环的力量，某些官员身上野蛮的寻租基因，与一些企业家的狼性基因，两者或一拍即合沆瀣一气，或者激烈争斗两败俱伤，无不败坏着中国的市场秩序。

以笔者一直关注的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为例，中石化借助强势地位，与当地黄氏家族一拍即合，疯狂在当地扩张地产版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权贵商人与权贵企业的结合，一个完整的权贵企业呼之欲出，在当地呼风唤雨，人性的贪婪与规则的薄弱到达极致，而与民营国有已经没有多大关系，在吴英事件中也有所反映。

匪夷所思的疯狂寻租

一直关注太子奶事件的媒体记录，“文迪波案即将进入申请诉讼阶段”；2月21日晚，一位接近湖南省纪委的人士透露，目前文迪波被“双规”涉及三批人：一批是与直接掘取太子奶利益有关的6人，一批是株洲的三个房地产商，另外一批涉及部分官员。

文迪波何许人也？原株洲市高新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天元区委常委。于2008年末受命组建高科奶业，代行株洲市政府使命托管太子奶，目标是拯救太子奶，或者将湖南奶业做大做强，但他却一手将这家中国知名乳酸饮料企业送上不归路。2011年7月31日晚，文迪波被株洲市政府官员找去开会后便再也没有回来——他被湖南省纪委“双规”。

文迪波在疯狂的寻租过程，显示政府官员负责托管企业的巨大风险，文迪波类的人物既无市场理念，也无管理经验，更无技术储备，而其有恃无恐将资产转入私人腰包的过程，让人们不会相信这些官员会受到规则的约束，直至企业无可挽回，社会与企业财富损耗殆尽。

任何时候，政府官员直接托官企业都是可怕的反市场之举。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文迪波在太子奶所做的事情就是加速这家企业灭亡。他向生产假冒太子奶的河南许昌代工厂拨付400万资金，鼓励假冒行为蔓延；他将妻弟安排为企业的燃煤供应商，取代垫付了大量资金的河南燃煤供应商陈文正；他将高科奶业广告合同“定向签署”，涉嫌与其中学同学陈传焕、湖南籍女子彭晋等“合谋”以广告款形式蚕食太子奶利润，前者是他的高中同学，后者有人证实是其情妇；他毁坏了太子奶湖北黄岗工厂的的大量关键设备，他激起了多起激烈的抗议。

文迪波所做的破坏性工作无法以常理衡量，不具备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无法挽救太子奶集团已经不是理由，只能以贪婪与长期成功的寻租路径来解释。

文迪波掌管的太子奶公司几乎成为其私人禁脔，政府的解救目标与企业家的做大目标均无法实现，这些蛀虫官员惟一能做的就是让企业彻底破产，在破产过程中中饱私囊，进而把所有的过错推到创业的企业家头上。如果有可能，把接管的太子奶躯壳价值几十亿元的资产与商标以零代价夺到手，甚至可能摇身一变成为自己的家族企业或者交给关联企业，需知，太子奶株洲三个公司的资产包括“土地530342平方米、房屋237569平方米”，相关方垂涎不已。不难理解，文迪波赶走了能帮助太子奶的市场投资者，引入的是自己个人虚假注资的投资空壳公司，2009年太子奶销售收入同比将近下降三分之二。

厨房发现的蟑螂绝不只是一只。媒体进一步披露，文迪波在担任管委会副主任期间涉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株洲当地三个房产商目前均被抓捕，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文迪波等人利用土地和政策等为房产商提供便利，其中文等人的受贿额约在1亿元人民币左右。

在文迪波案例中，不存在任何纠错机制，文迪波在管委会副主任上的土地案久捂不露，在太子奶事件中毁损企业价值如入无人之境，伴随着无数的抗议，企业价值破坏过程竟然持续了两年半的时间，其间他继续受到当地政府的信任。在这里，市场化的破产机制被行政意志取代，一个官员成为大型企业的灵魂，无论是法律还是党纪，在短期内都没有施加有效约束，最终在约束时企业病入膏肓。

在文迪波案件中，在株洲当地，不存在真正的市场机制，有的只是市场糖衣包裹下的封建权力的跨界行使。

赌性深重的狼性基因

在这起案件中被剥夺的李途纯何许人也？

太子奶创始人，有名的传奇企业家。曾身为国企干部的李途纯，开过书店、酒店和录像厅，也给别人打过工、卖过粮油，1993年通过向银行借款10万元印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挂历，赚到200万元的第一桶金。

听着像传奇，他的每一个重要步骤都像传奇。在深圳偶遇握有日本乳酸菌技术的专家，李途纯1996年3月在湖南株洲建起了太子奶厂。1998年，凭着借钱获得的20万元央视广告竞标入场券，李途纯的太子奶以8888万元拿到央视日用消费品 “标王”，这笔分期付款额，高于当时太子奶的资产总额。这不是经营，这是赌博。

幸运的是，赌博总能赢。由于标王的影响力，太子奶拿到8亿元订单，真正的一战成名，一战成为大企业，太子奶甚至一度作为高科技项目列入1998年国家火炬计划。

太子奶高进价、给经销商高额返利、高营销费用的销售“三高模式”，有点类似比较忌讳的渠道堵塞法，以刺激的办法建立起庞大的经销队伍：在中国30多个省市、3000多个县区建立起来100个营销大区，包括3000多个一级经销商和10多万个二级批发商。太子奶占用两头现金，经销商给予预付款，供货商送来原材料，卖出产品再付款，同时以大幅让利稳定经销商，以大规模的广告占据市场，就是李途纯找到的必杀技。所谓“三高”，即高进价、给经销商高额返利、高营销费用，它使得销售太子奶产品可获得很高的利润。通过大幅让利，李途纯锁定了全太子奶甚至摆上了很多豪华宴席的桌前。

当地政府给予这家解决了就业、成为当地名片的企业以足够的关照。仅2007年一年，太子奶就从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中国银行株洲、黄冈分行这3家银行分别获批贷款3亿元、2亿元和1.3亿元。在湖南当地几乎所有的银行，太子奶都有贷款记录。

最后的疯狂来自于上市的愿望，对赌的筹码过大，以及压垮骆驼的金融危机、三聚氰胺事件。

2007年初，为了上市，为了资金，太子奶集团更名为“中国太子奶(开曼)控股有限公司”，引进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等风险投资7300万美元，占离岸合资公司30%股权。同时双方还签了一份“对赌”协议：在收到7300万美元注资后的前3年，如果太子奶集团业绩增长超过50%，就可调整对方股权；如完不成30%的业绩增长，太子奶集团创办人李途纯将会失去控股权。在市场不景气、上市迟迟无望的情况下，李途纯无法完成赌博任务，这次，幸运者的天平不在他这一边。2008年，太子奶资金链断裂，36亿元的销售计划远未达到，负债反而超过25亿元。李途纯宣布败走“对赌门”，交出所持的61.6%股权。2009年1月，株洲市政府督促和协调李途纯以股东身份出面，与英联等三大国际风险投资公司明确股权关系。株洲政府注资1亿元，由新成立的高科奶业托管太子奶，并从三大投行手中“要回”李途纯所持的61.6%，并抵押给高科奶业代为行权。

在与外资的博弈过程中，他倚重过政府的力量，政府是他的依靠。直到最终正值为了就业等考虑直接插手太子奶，以文迪波为代表的接管者与李途纯双方才进入你不入监狱我入监狱的零和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文迪波一方疯狂寻租，而李途纯的赌徒狂热、占用上下游款项、豪华的享受同样被一一曝光。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大多有狼性，在野蛮生长中与政府形成互相依赖、互不信任的关系，就像两只豪猪不能走得太近，却又无法分开。当遭遇困境时，他们会求助于政府，但在政府一再出手稳定局面时，市场的根基被挖掘得气息奄奄。这不仅是李途纯的困境，更是中国企业、中国投资者的根本困境。

在市场发展初期，没有狼性不可能生存，但将狼性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在十几年后依然赌性不改，只能说是市场中的劣质赌徒基因作祟。所谓的市场培养出的企业家不是权贵，就是赌徒，具有市场民主意识、规则意识、稳健发展的企业家人数稀少。

李途纯这代过于激进的企业家，即便此前顺利闯关，在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次调控中很难存活，政策与市场的波动将一大批激进投资者与实业者赶出局，有人锒铛入狱，因为民间集资，李途纯的罪名中就有这一项。市场机制的不健全难辞其咎，官员的寻租加速了衰亡，但企业家动辄以自己天赋异秉麻醉自己，以论持久战作为精神食粮，这些企业家骨子里的封建色彩同样浓重。

寻租的官员，丧失法律底线逼迫企业家成为赌徒，封建赌徒催生出更多的封建官员，两者相辅相承。走出怪圈，根本的办法是建立法律威严，尊重产权，铲除企业家的心理疾患。

尾声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因为冒进，正在支付沉重的代价，他们在制度、市场的夹击下，失去企业，甚至失去家园。相比而言，政府支付的代价要小得多，被双规的官员只是个人损失，无法上升为制度层面的改良。

杀戮政府无用，杀戮企业家更无用，仅靠杀戮无法培植市场根基。目前的中国照搬欧美的规则，无异于东施效颦。从李纯途案也好，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案也好，中国亟需的是公平的法律博弈平台，让律师而不是青天代表当事人说话，所有人能得到基本的公平救济，才能杜绝破产由政府直接接管、政府责任人成为土皇帝的怪像产生，不管是以就业还是稳定社会的名义。

就企业家而言，他们固然需要发言权，更需要法律的底线救济，没有法律保护的国家怎么可能有真正市场？公平的法律、严肃的市场规则比一人一票、比让企业家到政协说话更加重要。